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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登建築】香港和 Bauhaus 學校的淵源

2019/1/15 — 13:11

1919年,著名現代主義建築師Walter Groupius與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於德國成立包浩斯學校。他們希望成立一所能夠切合現代社會生活需求的設計學院,訓練新一代的現代主義工業設計師。包浩斯學校的出現,亦是為了延續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工藝聯盟(Deutscher Werkbund)的志向,振興當時頹敗的德國工藝和設計。雖然學院於1933年因為被納粹政權迫害而被迫結束,但短短的十幾年時間,卻對建築設計、字體設計、工業設計、時裝設計、藝術創作等帶來深遠的影響。

圖片來源:SAVVY Contemporary

圖片來源:SAVVY Contemporary

今年正正是包浩斯學校的百週年紀念。在香港,「包浩斯」往往成為現代主義建築的代名詞。其實這並非一個穩妥的講法。現代主義設計的出現,早在包浩斯學校成立以前就已經開始,而且現代主義設計和藝術並不只限於德國。因此,「包浩斯」只是現代主義的一個分支,不能和「現代主義」一詞替代使用。除了「包浩斯」以外,現代主義建築還有很多其他的沿流和體系。對香港影響最直接的,有1949年前後由上海逃往香港的中國第一代建築師。他們大都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或哈佛大學。除此之外還有殖民地政府工務系統中的建築師,於戰後逐漸受到英國現代主義粗獷派(Brutalism)的影響,設計出今天成為經典的大會堂、美利大廈、舊政府總部等公共建築。這些建築師和建築,雖然或多或少受到「包浩斯」的影響,但他們都有各自的沿革,可以作獨立的討論。因此,勉強以「包浩斯」來介定他們的風格,就必然會造成失焦和誤會。加上建築學界力求排除「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c)的思想。以「包浩斯」來概括香港現代主義建築,容易造成「歐洲為正本,東方為謄本」的錯覺。香港現代主義建築有獨立的脈絡,和包浩斯學校的關係雖然于迴,但亦是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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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我們賞試追索包浩斯學校和香港的關係,倒也會發現一些有趣的例子。1933年,時任包浩斯學校領導人,現代主義建築師Mies van der Rohe在納粹政權迫害下,將包浩斯學校關閉。Walter Gropius於是轉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中國建築師黄作燊於1939年跟隨Gropius到哈佛大學進修。學成歸國後於1942年受邀請在同濟大學的前身-聖約翰大學-開辦中國第一所跟據包浩斯學校課程的建築院校,並擔任系主席。他亦和陸謙受等人在上海成立「五聯建築師事務所」。後來陸謙受於1949年逃到香港,並興建了不少經典的作品,包括蘇屋邨第二期、鰂魚涌麗池花園、淺水灣保華大廈、瑪利諾修院學校、九龍華仁書院小教堂等[1]。黃作燊的同期哈佛同學,有建築師王大閎和貝聿銘。他們都受教於剛剛到哈佛大學任教的包浩斯學校創辦人Walter Gropius。後者在香港的幾座建築,例如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銀大廈,都廣受好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暫時可以追蹤得到的,香港和包浩斯學校的淵源。

1953年的同濟大學文遠樓,由黃毓麟、哈雄文設計。甚具包浩斯設計的影子

1953年的同濟大學文遠樓,由黃毓麟、哈雄文設計。甚具包浩斯設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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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浩斯校舍建築,由Walter Gropius設計,於1926年落成。

包浩斯校舍建築,由Walter Gropius設計,於1926年落成。

陸謙受設計的九龍華仁書院小教堂,建於1958年。

陸謙受設計的九龍華仁書院小教堂,建於1958年。

另一方面,和包浩斯有關係的建築師Richard Paulick,在 1933年逃到上海尋求政治庇護,成立了事務所Paulick & Paulick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並於1943年開始在聖約翰大學任教。因此我們亦可以斷定,在聖約翰大學和早期的同濟大學建築系畢業的中國建築師,都受到「包浩斯」思想和風格的影響。1949年前後,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現代主義建築師,來到香港執業。因此,我們亦可以推斷,1949年後從上海走到香港的聖約翰大學和同濟大學師生,是包浩斯學校的思想影響香港建築的脈絡之一。

貝聿銘參與設計的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1970年)

貝聿銘參與設計的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1970年)

作者提供

[1] 詳見https://thestandnews.com/city/香港本土建築的養份-南來的上海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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