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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尋找無權者的力量

2019/5/2 — 21:10

【文:李峻嶸】

1922 年的海員大罷工以成功爭取加薪和香港政府歸還工會招牌勝利結束,罷工期間所發生的「沙田慘案」更是港英殖民統治的黑歷史。海員大罷工絕對是現代香港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件。但如果要在香港街頭找到這場罷工的痕跡,卻不可能。反而廣州至今還保留著紀念這次罷工的「海員亭」。著名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的近著《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於 2018 年聯合出版)應是第一本香港出版的海員大罷工專著,任何人如欲了解二戰前香港社會,都應找機會讀這本書。

梁寶龍沒有受過學院的訓練,但這不代表他治史不嚴謹。他在書中挑戰了一些過往流傳的說法。例如梁寶龍認為港英警察在查封海員工會時其實沒有帶有機關槍,政府也沒有如蘇兆徵所指一樣調集十六艘兵艦到港應付罷工。另外,就到底是何人替港英政府將海員工會的招牌掛回在工會會址,梁寶龍亦質疑了過往學者的判斷。梁寶龍自覺可以提出這些見解,與本書的資料來源和閱讀範圍甚廣有關。梁寶龍除參考了香港和中國大陸出版過與海員大罷工有關的書籍和文章外,亦細閱了大罷工期間和前後出版的《華字日報》。再加上作者閱讀和引用了不少討論上世紀二十年代粵港關係和香港社會的著作,《爭尊嚴》一書可算是成功將海員大罷工置在當時香港的階級/族群關係、粵港關係,以至是中國革命局勢和世界工人運動的脈絡下,去為讀者做一次全面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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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龍《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聯合出版

梁寶龍《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聯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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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立場,梁寶龍無疑是同情這場海員大罷工,而且對罷工中的民主運作多次表達了欣賞之情。不過,或許正是因為不是學院派,梁寶龍沒有引用甚麼學術理論來分析這次罷工成功的原因。對一些讀者來說,這可能是本書的缺點。但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各人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所以各位讀者也要獨立思考龍少和朋友們的論述」。反過來說,少了清晰的分析框架卻可以使讀者更容易以自己的觀點和經驗去演繹梁寶龍所整理出來的故事。

用今天的眼光看,實在很難說 2014 年佔領運動是成功的。但為甚麼它沒有成功呢?四年半過後的今天,坊間卻似乎沒有「認真」討論過這個問題(當然不是沒有人嘗試解答過這個問題,但那些「解答」往往與我所理解的「認真」有很大距離)。雖然二十世紀初的香港和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有無數的不同之處,但既然兩次事件都是都是無權者向有權勢者發動的鬥爭,當我閱讀《爭尊嚴》時,也不自覺地嘗試找出海員大罷工成功的原因,並與佔領運動做一些很初步的比較。

海員大罷工歷時五十六天。雖然大罷工沒有令香港真的變為一個死城,但確實令香港市民的生活諸多不便。部分重要物資如柴薪嚴重短缺,糧食物價上升。罷工不但令到香港的商業利益受到威脅,原本的有閒階級亦因為罷工造成人手不足而要自己參加勞動。當查封工會以至是武力鎮壓(沙田慘案就是軍警在三月初於沙田槍殺數名準備離港的華人)都未能平息罷工後,資本家和殖民政府最後要向工人妥協。由此可見,動搖香港的經濟繁榮著實是罷工工人的最大籌碼。

但如果罷工發生的是在九十多年後,這策略又會引來甚麼反應呢?今天,愛香港早已成為了香港市民的共識。儘管不同的政治陣營對怎樣才算是愛香港有不同理解,但似乎沒有多少人會否認,維持香港經濟繁榮(先別爭論甚麼叫繁榮)就是愛香港的義務。還記得佔領運動期間,保守派痛罵佔領者堵塞馬路,阻礙經濟。同時我又在網上世界看過不少佔領者或佔領運動支持者強調堵路無礙經濟。政見不一樣,但背後的原則卻是互通的。

二十世紀初的香港工人,大多未有視香港為久居之地,在鄉間或者省城廣州仍有親屬。再加上當時管治廣州的是革命政權,所以無論是這次海員大罷工還是三年之後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參與者都是採取回穗罷工這一招數。就算他們對香港有感情,也大概未去到「愛」的層次。這反而令到工會和工人少了搞衰香港這罪名或者包袱,令他們可以更放膽一博。

1922 年,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資料圖片)

1922 年,香港爆發海員大罷工。(資料圖片)

然而,如果華人海員與洋人工員的待遇差距是海員大罷工出現的一個主因,那麼工人的民族情感顯然存在。這也解釋了為何當年黃埔船塢經理盧頌舉曾以民族立場來調停罷工。他曾對工會代表說:「你們豈不是要把數十萬留居香港的中國同胞活活地餓死!」罷工領袖蘇兆徵的回應可圈可點:「我們掛念香港居民,而你們卻一點也不掛念海員,我們海員老早就有幾十萬人要餓死了。我們這次罷工,更苦得要命,天寒地凍肚子餓,你們為什麼不曾說一句救濟的話呢?」蘇兆徵沒有否定民族情感,但這回應卻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當有權力的人無視被壓迫的人的苦況時,藉民族、族群來強求「團結」,實在是多餘的。用今天的說法,就是「我們」根本不是命運共同體。因此,如果罷工帶來問題,負責解決問題的人,就應是那些製造問題的壓迫者,而不是維護自身合理權益的海員工人。

海員大罷工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發動。早在正式罷工前,該會已為罷工工人回廣州暫住而做好安排,例如安排住宿、購買糧食和買火車票等。以廣州為基地的罷工總指揮部也有清晰架構,以助罷工順利進行。換言之,罷工是有嚴密組織支撐著的。工會的組織工作可減少罷工工人的後顧之憂,而且為了爭取和回報廣州市民的支持,工會又設糾察隊協助維持秩序,更動員工人在穗開築馬路。

回想 2014 年,不少佔領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努力爭取外界對運動的支持和同情。但就算「佔中」醞釀經年,金鐘佔領區又有「大台」,但其實最晚由九月二十九日開始,「自發」已是主調。於是沒有任何組織能對大部分佔領參與者有足夠影響力,運動的分裂在所難免,其對香港民主運動的負面效應在今天也顯而易見。我無意、亦無能力判斷誰要為此負責。但如果將這兩場相隔近一世紀的抗爭拿來比較,組織工作在海員大罷工中似乎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佔領運動那種組織乏力的現實、以至是反組織的風氣則對鬥爭有害無益。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的金鐘佔領區。(資料圖片)

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的金鐘佔領區。(資料圖片)

組織當然可以腐化和不民主。梁寶龍的記載便提到曾有罷工領袖曾自行妥協,幸得蘇兆徵堅持民主原則才使罷工持續。如何搞好健全、能團結群眾且合乎民主原則的組織工作無疑不是易事。但對無權者而言,缺乏組織和團結,任何鬥爭行動就只能是事倍功半。

要強調的是,兩次鬥爭所爭取的訴求、鬥爭發生時的歷史時空背景都有十分大分別。海員大罷工之所以能夠成功,絕不是純粹因為罷工工人不介意癱瘓香港經濟和海員工會做好了組織工作。梁寶龍在書中亦強調了當時香港殖民政府、英國駐廣州的官員、主政廣州的陳炯明和孫中山的動作和態度如何影響罷工的發展和結果。同樣道理,沒有人能保證如果四年半前的佔領運動如果有做好組織工作、如果參加者真的以癱瘓香港經濟為手段,香港就會有真普選。事實上,雖然海員大罷工不只是要求加薪,後來也要求政府恢復海員工會,但這訴求與佔領運動要求政治制度的徹底改革還是不同層次的事。而海員大罷工後三年發生的省港大罷工,其政治改革訴求就未有成功爭取。不過,正如梁寶龍在自序中說,寫這本書是要令「工運幹部可以得知當年先輩如何指揮一場罷工,近百年前的罷工是如何民主運作的」。而我認為回顧海員大罷工的故事,其意識不單適用在狹義的工人運動。《爭尊嚴》的故事也能提醒我們,對無權者而言,我們真正的武器、本錢和籌碼到底是甚麼。

李峻嶸
嚮往民主社會主義的足球迷。社會學博士、大專講師。著有《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Labor and Class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Class Processes in a Neoliberal Global City》。有參與「夜貓」和「運動公社」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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