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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兒,咱們復工

2020/3/30 — 10:38

隨著武漢逐步解封,民眾開始復工,在武漢一個商品交易中心,商販和網紅已經開工,忙於推介貨品。(credit: Getty Images / Stringer)

隨著武漢逐步解封,民眾開始復工,在武漢一個商品交易中心,商販和網紅已經開工,忙於推介貨品。(credit: Getty Images / Stringer)

江澤民「悶聲發大財」年代,在西方讀書的中國留學生,感到最不舒服的是外國傳媒「專門」報道中國的不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做得那麼好他們不講,只挑負面新聞!」

不難想像他們第一次出國,需要時間適應外國傳媒筆鋒銳利,經常報憂不報喜,加上中國被外國欺壓 150 年的歷史創傷,主觀認為人家時刻針對中國。

沒事兒,當中國富起來,他們自會看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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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胡錦濤「低調務實不折騰」的年代,中國變得較為富裕和自信,但出國商人和留學生不見得更為思想開放,對外國傳媒更為不滿。他們長期浸淫於國內官媒的歌功頌德及粉飾太平新聞,就算是相對負面的報道,都是政治計算後的「壞消息」和避重就輕的「小罵大幫忙」。

這種根深柢固的思想教育工程,加上「中國特色的政治正確」和「白色恐怖」的生活化和結構化,人民習慣說話不盡不實、擦邊球、揣摩上意、歪理說成事實……國民不能接受外界批評,無法培養出對負面新聞的「免疫力」,亦喪失對政權和社會問題「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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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事兒,是西方國家妒忌我們的崛起!

在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年代,一改鄧小平 30 年「韜光養晦」路線,強調以人民鬥爭模式推動民族主義和「大外宣」,培育出一眾「玻璃心」國民、網民和留學生。

如果農村地區或低學歷人士帶有「愚民」思想尚情有可原,但無數「高端人口」,尤其是自命世界公民的商家和專業人士,真心認為國外報道真相的媒體和說真話的民間組織盡是詆譭和抹黑中國,確實令人神傷。

沒事兒,要賺中國 14 億人的錢,就要識相!

香港雖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由,但傳媒多年來飽受「河水犯井水」的壓力而作出不少自我審查,卻仍承受某些市民的埋怨——怨傳媒報道他們不願接受的事實。

就算在瘟疫蔓延時,你身邊總有一兩個朋友在面書貼文:「疫境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傳媒!」也有人聲言停止看新聞,免得心煩意亂。當然,有一批人從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開始,一直罵傳媒嘈吵、製造事端、撕裂社會,統稱為「破壞社會和諧」。

本應習慣新聞自由的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跟着國內同胞玻璃心起來,責怪傳媒報道事實擾亂心情?這些人不會好好地與你討論傳媒哪裏報道失實,只想逃避現實。最常見的邏輯,是用十全十美的最高標準來數算民主國家一籃子社會問題,以「證明」其制度「失敗」,從而詆譭和鄙視普世價值(他們卻從不深究何謂普世價值);另一邊廂,卻以 40 年前中國貧窮落後封閉的最低標準來比較現狀,以高舉政權的莫大成就,社會不公全是暫時性的「不完美、可接受」做法,從而肯定「中國模式」的優勝。

說到底,他們怪傳媒不體諒掌權者,添煩添亂,撕裂社會的不是掌權者而是傳媒。總之,把原告當成被告,把受害人罵成加害者。

令人費解的是,香港為何仍有相當大批市民被大陸主旋律深深地影響着?有一位成功企業家自豪地告訴我:「這次抗疫看出國家果斷的動員能力,有板有眼,安排復工事宜極之嚴密周到,太厲害了!」我一時不知如何反應過來……是誰去年 12 月已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卻保持沉默?是誰 1 月 7 日已得知疫情爆發,卻讓湖北省及武漢市的兩會照開、萬人宴照擺、500 萬人照離開武漢?

我嘗試用他聽得明的工廠管理比喻,說:「你不是強調源頭管理嗎?這正是沒有控制源頭、錯判形勢、隱瞞事實,最終要落重藥和毒藥補救,導致全國封城近百,生靈塗炭,經濟癱瘓約兩個月,社會五勞七傷,條數怎樣計?」

中國闖下全球瘟疫大禍之際,竟有人一邊呼吸着香港自由的空氣、受着法治的保護和享受着民間自救的抗疫成果,一邊驚歎大國戰疫打得漂亮。

沒事兒,復工沒問題!

真相往往令人痛苦和不安,但做鴕鳥和愚民肯定不是門路!縱然在扭曲事實、隱瞞真相的掌權者面前我們顯得無能為力,但不可遷怒於報道真相的媒體、對8位泄露真相而被「傳喚處理」的醫護人員無動於中,也不能討厭追查事實的維權人士和示威者。

在這大是大非時代,你倘若拒絕加入政府粉飾太平的行列、決絕說「沒事兒」、拒絕白事當紅事做,你倘若認同香港是一個制度崩壞了的「Failed State」,請你珍惜和守護那些堅持報道真相的傳媒。

港人自救,就是要堅守批判性思維、明辨大外宣的警覺性、監察政府的意識。停止掩耳盜鈴的「沒事兒」自我安慰,鼓起勇氣問自己:「我城出事了,我可以做什麼?」

作者網誌:ada.blog.paxxioneer.com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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