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立場人語

2020/8/5 - 19:49

【何慶基榮休專訪】志趣逢時 回流策展教學逾三十年

推開寫有「桃李滿門」和「我要真普選」的木門,即見到那比人還要高大的盧亭像立於書架前,中大文化管理文學碩士課程主任何慶基(Oscar Ho)赤著腳上前迎接。相較四年前,因《拆拆剪剪——何慶基展覽策劃故事》出版相約的訪談,今時今日面前的何慶基顯然消瘦,雙耳掛上助聽器,聲音沙啞,說話也吃力多了,但尚算精神。

早在 1991 年,正值壯年的何慶基罹患鼻咽癌,需要接受電療。癌症雖然算是治好了,但在身體造成的傷害可不少——失去部分嗅覺、聲帶受損。隨著年紀漸長,體能不如從前,後遺症愈來愈明顯。兩年前一場大病,他終於決定退下火線,今年 8 月以 63 歲之齡退休。

退休消息甫傳出,文化界齊聲恭賀,大家期望何慶基多抽時間,好好休養身體;不料自言「性格唔停得」的他,隨即又公佈一些退休後的大計。每年退休的大學教授實在不計其數,但何慶基卻是少數游走於境內與境外、學院與業界、公營機構與獨立策展的一代文化人。

廣告

趁尚在中大校園時,邀約何慶基談談 36 年在港從事文化工作的經歷,他想也沒想說答應。這可是記者比受訪者更緊張的訪問,生怕連番答問太過勞累,但他呷一口茶、吃一顆喉糖,即道:「講到辛苦時我會休息吓,你問啦!」

記者表明來意和訪問方向,由出國學藝開始說起。談到一半,何慶基不禁感嘆:「其實,我個經歷寫返出嚟就係一部香港當代美術史。」

唔想黐住人 他隻身赴美加留學

說何慶基的故事,得由他家族歷史說起。

他可說是出生於書香世家,伯公何國澧清光緒年間官至二品,其母獲封一品夫人,惟到何慶基父親那一代已經家道中落。其父不過是個賣火水的人,沒讀過多少年書 ,但卻十分重視子女教育。一家六兄弟姊妹,出身竹園寮屋區,但父母卻把他們一個一個供到外國升學。

畢業於李求恩紀念中學的何慶基,自小對文科感興趣。由中國文學到哲學神學,全都是他中學時代的讀物。家境不算富裕的他,最早的創作不過是隨手拈起粉筆作的畫。兄弟姊妹全都赴英升學,唯獨是他「唔想黐住人」,決定隻身到加拿大讀書,笑言「去加拿大主要係因為學費平」。

1970 年代到海外升學的香港人,大多選擇理工或者商科,但何慶基決意要讀藝術,「大家都好努力賺錢係為乜呢?係為咗自己可以買多啲開心嘢呀嘛!如果我搞藝術,我係覺得開心嘅,咁咪一樣!」他赴加重讀一年中六,即考入沙省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修讀藝術。

一個人在異鄉,難免感到身份迷失,入學之初,他一方面不欲與華人為伍,以免錯失結識當地人、學習英語的機會;另一方面,他每逢大時大節又忍不住思鄉懷人,勾起華人身份的記認。就如創作,他早年專攻現代水墨的原因,同樣出於身份認同的感悟,「得你一個人喺外國,全部都係外國人嘅時候,你會好容易孭返起中國人呢個身份用嚟抗衡」。然而,畫了數月,他即覺得不對勁,「唔好呃自己啦!你聽嬉皮四、飲可樂大嘅,你唔好扮中國啦,根本就唔係我嚟嘅。」他形容,這是第一次強烈地浮現「香港意識」  —— 既懂得中國古代的詩詞歌賦,又受到西方流行文化影響,夾縫之間、東西混雜才是香港的特點。他開始嘗試不同媒介,後來更轉去做雕塑。在他眼中,學習不是為了追求風格,而是從而探索自己。

大學二年級時候的何慶基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大學二年級時候的何慶基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學院雖然位於名不經傳的小城,但授教內容令何慶基大開眼戒,尤其受到約翰·伯格(John Berger)的新藝術史角度所啟發。找到喜歡的學科,他如魚得水,年年考取獎學金,最終以「全校只得兩個」的「校監優異成績榜」(President List)成績畢業。惟當年香港讀藝術的人少,更不用說吃藝術這一行飯的人,父母雖然尊重兒子的決定,但心底裡還是暗暗擔心,總覺得藝術畢業生回港定必「喺尖沙咀街頭畫油畫」維生。他深明父母的憂慮,藝術學位畢業之後,留校再讀一年,完成另一個英國文學學位,「我要證明到畀佢哋睇我唔係要逃避而去讀藝術,我讀藝術唔係因為我其他嘢唔得,而係我真係好鍾意」。

中文中學出身的何慶基坦言「英文好渣」,初到加拿大「好辛苦」。讀藝術無須太多語言文字,但一轉到英國文學就是另一個世界,「但係我唔死心」。完成英國文學學位算是了結一宗心事,他便放手繼續去追尋藝術的理想,報讀加州大學戴維斯學院藝術碩士。碩士畢業後,他順理成章地留在學院裡做助教。 

若果何慶基一直留在美國,也許故事到這裡就完了。然而,他卻選擇在移民潮之時,逆流返港。

城裡的人逃出來 他卻回港發展

1984年,中國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共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也是這一年,何慶基回來了。

憶想當年,他覺得省內藝術碩士畢業生極多,「多我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I'm not essential!」加上,他始終認為全世界只有香港稱得上「This is my Place」,是唯一個讓他感到歸屬的地方。 

「I'm not essential」的推力,「This is my Place」的拉力,何慶基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之際,回到這座「圍城」。相對政治談判,他感受更深的是年輕人對知識的渴求。回港之初,他有如今天的「斜槓青年」(Slash),創作、策展、教學、評論,藝術相關的崗位都做過,尤其難忘在中大校外課程執教,學生對於藝術史的興趣與著迷,「我見到學生  sparkle in their eyes,呢個對我嚟講係最大嘅滿足。I am needed,佢哋需要我。」

因為被需要,所以留下來。

何慶基透露,回流之初曾獲聘於香港藝術館,出任助理館長。當年,藝術館展場仍在中環大會堂,尖沙咀新館尚在興建中。美術館準備擴充之際,似乎可以大展拳腳、平步青雲。他向圈中前輩請教,對方卻說「你會升級升得好快,但係我知道你嘅性格,公務員制度會令到你好辛苦。」如是者,何慶基推卻聘書,靜待一個更好的機會、更適合的機構。沒多久,他在1988 年加入香港藝術中心,一加入就坐上「展覽總監」的位置,而當時他不過是 30 歲出頭。事隔 30 年,他仍然豪氣萬千,「我當時覺得自己攞硬呢份工,因為好似我咁嘅背景嘅人好少,有份咁樣嘅工幾乎係屬於我嘅」。 

批判的掌權者 他三十出頭當總監

八十年代的香港,藝術市場未開發,藝術教育只有港大中大專設藝術系,獨立藝文空間更是寥寥可數。何慶基指,城內藝術論述當時主要由香港藝術館和香港藝術中心分庭抗禮。前者比較「保守」,後者較受年輕人關注,「當時藝術中心話俾你聽乜嘢係藝術,嗰啲嘢就會被視為藝術」。上任後首場展覽「藝術化生活」,他立即「放下權力」,取消評審制度,實行來者不拒的政策,用社會學的角度展示不同人的不同創作,從而倡議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如是者,展覽吸引老人和小孩等等一些不是「藝術常客」, 開闊了藝術中心的門戶,「以當時嚟講係好radical,藝術界絕大部分人都唔參加」。

1999年,香港藝術中心曾舉辦 Christo 與夥伴 Jeanne-Claude 的展覽
(左至右)何慶基、Christo、Jeanne-Claude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1999年,香港藝術中心曾舉辦 Christo 與夥伴 Jeanne-Claude 的展覽
(左至右)何慶基、Christo、Jeanne-Claude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藝術界杯葛也罷。何慶基既不在乎,卻非不在意。作為一個藝術機構的展覽總監,他明白不去跟一些「大佬」 打招呼,業內難有位置可言。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為新晉帶來機會,提出不同觀點。維谷之間,他曾向當時藝術中心總經理 Nicholas James 請教,對方當時說:「我們請你係因為鍾意你嘅觀點。有觀點唔係問題,問題係全香港只得兩個機構提供觀點。你真誠地不停反思,清晰地交代觀點就可以。」

這句話,對何慶基影響深遠,支撐他在藝術中心工作十多年,期間推出多場本地為題的系列展覽。主權移交前的九十年代,他在藝術中心每年舉行兩場關於文化身份的展覽,其中  1997 年的《香港三世書》展覽提及「盧亭」的傳說,以半人半魚的形狀比喻香港人「半東半西」的文化身份 。今日看來尋常的觀點,當時卻震撼了不少青年,包括近年以「盧亭」為主角創作戲劇的導演陳曙曦和編劇黃國鉅等。

1997年的展覽,以叛逆者(指盧循)的後裔作起點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1997年的展覽,以叛逆者(指盧循)的後裔作起點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一個能夠發揮文化影響力的位置難得地建立起來,何慶基卻十分自覺地認為「不能久留」,「一個咁重要嘅話唔應該由一個人霸住咁耐」。隨著藝術中心人事變動,他感到心灰意冷,立定去意,「有一次, 突然間炒咗一批員工,朝頭早通知, 跟住搵保安睇住啲員工執嘢,中午就要離開。呢個令我好反感,令我覺得唔可以再同呢個機構走埋一齊。 」

1999 年,他正式辭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

入政府上大陸 他的失望與再回流

千禧前後,是何慶基較少提及的一段經歷,只知道他曾在政府工作兩年,後來又成為上海當代藝術館(MOCA)的創館館長。無論是加入政府,還是北上發展,兩者聽起來跟他近年批判建制的作風有所不同。

「今次我又冇工做,民政局請高級政策研究主任,咪請咗我囉。」何慶基交代得輕描淡寫,但一說到公務員經歷,不禁嘆道「嗰兩年真係超勁痛苦,發覺好多嘢都好虛假」。

相對藝術中心的年代,這兩年沒有代表之作,他沒有舉出具體例子,但記得政府運作邏輯總是「拖」,「拖到你好晏,然後啲官就寫個proposal 出嚟俾個委員會,你哋三日內決定啦。」當時,他雖然都是「官」,但「高級主任」上頭還有更「高級」的官。他雖然可以就建議書提出小修小補,但上頭訂立的大框架基本上難作更改。合約將完之際,他深知兩年尚可保留自己性格,繼續做下去勢必消磨殆盡,所以毅然離開。

「嗰兩年人工係高嘅,呢個係最大嘅好處囉,我從來都唔知道自己原來咁值錢嘅!」何慶基如是開玩笑,實際上也十分珍視這段「體制內」的經歷,讓他體驗建制的思維邏輯、運作模式,日後撰寫政策評論,觀點更加全面。

離開政府,進入大陸,或者是更令人覺得詫異的決定。

2005 年,上海當代藝術館(MOCA)開幕前夕,《南華早報》訪問出任館長的何慶基。他形容自己是「流放到上海的人」(an exile in Shanghai),字裡行間流露出失落與憧憬,「大家都說大陸好官僚,但其實他們好相信我們這些專業人士;反而香港官員只信任那些相熟的專家」(People say that they're bureaucratic in the mainland, but you can't imagine how much they trust us professionals, whereas Hong Kong's bureaucrats only trust professionals who are friendly with them.)。他不諱言無法在港實踐文化願景,對一切感到「無望」之際,反觀「上海野心勃勃,步伐很快」,「這是悲哀的。我想為香港所做的事,現在都可以放到上海了」。(It's sad, but all the things I wanted to do in Hong Kong, I can do now in Shanghai.)

相隔十五年,何慶基主動回應當年自己的一番話,「我搵唔到工,咁我仲要食飯㗎嘛。唔係我想離棄香港,而係香港你唔要我。」他解釋雖然從事策展工作多年,但未嘗見證一座博物館的誕生。上海當代藝術館是中國第一個具規模的當代藝術館,有機會由零開始參與規劃,「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對我嚟講個 temptation 都好大」。

上海當代藝術館(MOCA)
(圖片來源:shift.jp.org)

上海當代藝術館(MOCA)
(圖片來源:shift.jp.org)

開館前,何慶基中港兩邊走,與家人長時間分離。家中兩個孩子年紀尚小,每次隔著電話與他們聊天都叫他感到內疚。體驗過大陸模式,見識過不按規矩做事,他坦言「需要做太多妥協」。據他的說法,上海算是當時比較開放的城市, 妥協不在策展方向,「我又唔係專登摷啲政治嘢出嚟,但開幕展覽有展示男性陽具,係兩個基佬藝術家嘅展覽都ok」。所謂的「妥協」到底是甚麼?他舉出一個關乎運作的例子——作為創館館長的他,兼掌硬件建設,每每到地盤請工人做事,上海同事跟他說:「你要當佢哋狗咁鬧佢哋,佢哋就會做嘢㗎喇」。「我唔想日日鬧人,繼續落去嘅話我唔知自己會變成一個咩人、乜嘢嘅動物。呢啲事令我覺得唔舒服,但我堅持點都要起好間館。」相對「妥協」,或者文化差異更貼切地形容一個香港人在上海所感到的「不適」。

2005 年 9 月 25 日,《皮爾與吉爾回顧展》開幕,標誌著上海當代藝術館正式對外開放。一個階段結束,正是抽身而退時機。兩日後,何慶基遞上辭職信,再次回到香港。 

西九與中大 他由策劃轉入學院

創館而歸,香港此時正好醞釀一座全新的博物館。

2006 年 4 月,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成立,分設表演藝術與旅遊小組、博物館小組、財務小組。剛剛回港的何慶基獲委任為博物館小組成員,但決定不無掙扎,「我太熟悉香港政府喇,咁大嚿錢交俾嗰班官搞,實衰!但係嗰時我有諗過咁大嚿錢唔放喺呢度,佢又會拎咗去邊呢?」放手一搏,他決定入局,親手參與 M+ 視覺文化博物館的概念誕生。

首屆博物館小組成員不乏業界知名人士,包括:香港藝穗會創辦人謝俊興、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創辦人徐文玠、港大藝術系教授祈大衛等等。何慶基形容,非業界的委員都表現開明,所以花了好多心機,構思香港需要怎麼樣的博物館。他形容,香港在主流定對的藝術,表現未必突出;但說到流行文化香港就有其過人之處,故提出「視覺文化」的定位,「其實個概念本身係好立足本土。」

資料圖片:M+

資料圖片:M+

博物館小組雖然決定 M+ 的基調,但卻是一份無薪無酬的顧問工作。正好中大文化及宗教系主動接觸,何慶基全身投入學院工作。相對埋首研究,他更珍視教學的過程,「做咗咁耐啦,教書可以幫我整理一下資料,同埋都係時候去培育下一代啦,我覺得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安排」。

主理文化管理學系超過十年,何慶基難忘與學生相處的時光,「同學生去trip,收到message card,嗰啲全部好sweet」。課堂以外,他也把握學院的資源和優勢,推廣社群藝術,打破藝術、社會、學術之間的疆界。就像 2014 年雨傘運動之後,他與系內一眾師生籌辦「雨傘節」,延續佔領期間大爆發的民間創意。「雨傘節」開幕當日,他更擲下豪言「雨傘運動沒有慘淡收場,只有方興未艾」。

實戰多年再走入學院,何慶基沒有變得甘於安逸,反而善用學者的身份多發言、多受訪,盡量將經驗和見解傳播開去,「我覺得有機會有平台俾你講自己嘅嘢,其實係個恩賜嚟㗎」。他曾多次撰文表揚雨傘運動的創意活力,又數度評論西九文化區強行加建故宮文化館一事。近月丹麥藝術家高志活製作「港版國殤之柱」,他亦提出「不要紀念柱」的獨到觀點。積極回應社會,勇於批判,提出異於主流個人見解,其敢言形象深入民心。

今年五月,何慶基在 Facebook 宣佈退休。卸下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一職之前,他繼續馬不停蹄,舉辦三場回應抗爭和抗疫的工作坊,談論「困難時刻的藝術」、「反送中運動中創意工作者的角色及其可能性」等切中時勢的題目。面對言論自由日漸收窄的局面,走在社會最前線的何慶基可曾感到壓力?2013 至 2015 年期間,他曾兼任文化管理學士課程主任,其後被撤回,直到退休前僅只負責自資學位的碩士課程。有傳,人事變動與何慶基敢作敢為的作風引起校方關注有關。臨近退休,他一言以蔽之:「我唔會理大學管理層有冇壓力,反而係自己對自己嘅要求——唔可以亂噏」。

參與籌劃的六名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職員,(左至右)李鐵成、楊宣瑄、Katrien Jacobs、何慶基、陳嘉銘及林國偉。

參與籌劃的六名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職員,(左至右)李鐵成、楊宣瑄、Katrien Jacobs、何慶基、陳嘉銘及林國偉。

花甲過後終榮休 他的第二人生計劃

課程主任的職稱雖然有所變化,但何慶基可是做到超過退休之齡方才離開,並非「被迫早退」。現年 63 歲的他表示,中大規定教學人員 60 歲退休。他已經多做了幾年,「大學可以繼續留我喺度,但身體真係唔好啦,算啦!」兩年前,他在學期中段一場大病入院,休養了好幾個月。康復之後,他消瘦許多,聲音亦較從前沙啞。

「我唔停得㗎!太多idea、太鍾意撩事鬥非,性格嚟。 我成日俾我老婆鬧,話我抵受唔到引誘。」是引誘,也是責任。他透露未來一年仍然在中大兼教兩科,但過渡期之後即可能全身而退,「好多科仍然好想教,但要睇下我嘅身體,我都想slow down㗎喇」。

兩名子女均在英國生活,何慶基本來打算退休後「兩邊走」。不料,疫病當道,哪裡都去不到,計劃都被迫調整,唯有專注畫畫、寫文章。全職教學不再,但其評論工作將會繼續,他計劃發表更多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文章。同時,他又開始以《香港英烈傳》為題,創作最少 50 幅紀錄香港抗爭運動重要人物的畫作,「我哋要記得呢段歷史。呢班人做咗咁多嘢,我哋一定要將佢紀錄 」。

何慶基用 iPad 作畫,新系列《香港英烈傳》其中一幅。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何慶基用 iPad 作畫,新系列《香港英烈傳》其中一幅。
(相片由何慶基提供)

後記:不介意說「撚」字的大學教授

與何慶基漫談藝術人生路,從一個人的經歷映照一座城市的藝術發展。他求學之時,香港大部分人對藝術認識不多,視之為「無用」;他畢業之際,香港文化建設初起步,缺乏人才,恰好讓他發揮「無用之用」。志趣逢時,可能是何慶基最大的幸運。由藝術中心到西九,由香港到上海,由實戰到教學,今天文化界有幾人擁有如此豐富經驗?

三十未滿的小伙子雄心壯志地返港,期望在文化沙漠裡開墾。 三十多年過後,香港文化活動多姿多彩,好像興旺起來,但這城卻面臨更大挑戰,文化發展勢將迎來更大威脅。親身經歷家園哀鴻遍野,何慶基坦言「當然唔開心」,但認為眼光應該放遠些。無論環境怎樣改變,最重要是保持信念,強化自己,「香港嘅年輕人質素太高,從呢個角度睇我係樂觀嘅」。

「This is my place, I am needed. 」(這是我家,我家需要我。)36年前,何慶基因著這兩行信念回到香港,「建設家園」的說法似乎太過老套,但用2020年香港人的話語翻譯一下,大概就是「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今年七一,他看著這麼一句直幡在電車軌上鋪開,感覺又開心又奇妙,「因為 exactly ,我係好撚鍾意香港」。

何慶基在 2020 年 8 月卸下中大的全職教席。

何慶基在 2020 年 8 月卸下中大的全職教席。

 

文/黎家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