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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下,國歌法後﹕談眾志短片及謝斐作品

2020/6/3 — 10:19

文﹕象人(以研究之名繼續創作、睇展、表演、寫字、看書、同人傾計。香港九龍人。)

近日國歌法爭議隱沒在腐爛植物和中環胡椒球彈的槍聲下。本文從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操演理論 (performativity) 思考兩個關於國歌法爭議的藝術作品和政治展演,希望提醒香港人,重要的是在國歌法通過後保持抗爭心志。

要了解國歌法爭議,必須宏觀思考香港回歸後的國族和本土論述。從 2012 年反國教,到 2014 年雨傘、2017 年全國國歌法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這一連串事件的核心議題,是身份政治。本文旨在思考透過「唱歌」,我們如何創造身份。創造之於本文,不單指 creative / modulate, 而是 self-making,一種持續的、主觀的自我創造過程。國歌和國歌法正正讓我們思考,在歌唱、特別是被歸納於儀式內的唱歌活動,如何營造我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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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操演理論除了用於性別研究外,亦用於了解現代社會運動和充權論述(特別是她 2015 的專著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觸及佔領華爾街運動 )。然而巴特勒對國歌的思考,似乎還未有許多中文討論。在 2007 年一本小書 Who sing the nation-state?,巴特勒和 Spivak 在一場公開對談解構國家與國歌的關係。巴特勒當時談到小布殊年代的國歌爭議,就美國國歌應以英文或西班牙文演唱的爭論,指出語言規範其實隱含一套「誰是自己人?」的論述。巴特勒所指的,是在2006年美國針對非法移民政策改革引起的社會爭議。在抗爭力量中,一群拉丁裔歌星以西班牙文演唱美國國歌 Star of Spangled Banner,並把歌曲重新命名為 Nuestro Himno (Our Anthem),在美國的西班牙語電台廣播。歌曲在美國引起兩極回響,也隨示威者的歌聲被帶到街頭。布殊公開回應表示,美國國歌必須配以英文歌詞演唱,以表達他對政策改革的決心。巴特勒回應這次美國國歌爭議時,說道:「國家主流群體為國族下定義,以語音行為自定一套排外規範,去規管誰有權行使自由。」

以此切入,我們可以說,香港國歌法爭議是一項政權主導的敵我論述確立過程。如巴特勒所講:「頌唱國歌不單是集體行為,更是建構集體的行為。」因此,「我們」在國歌的場域中意旨誰人?當唱歌作為一種集體行為加上有罰則的法例,「我們」的本質會有什麼改變?以下我會以香港眾志的一部短片和藝術家謝斐的作品《唱首愉快革命曲》為例,說明,國歌法實施對香港人身份政治的影響。我會集中討論這些事例如何透過重塑國歌、挑戰國歌法、創造空間讓公眾參與國歌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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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

在 2018 年 6 月,香港眾志在社交網站上載幾段關於國歌法的短片。短片記錄數個眾志成員在地鐵帶著哥斯拉頭套在車廂來回行走,唱歌和叫口號,用搞笑手法呼籲市民留意國歌法。哥斯拉和國歌的關聯源於一網上惡搞版本:「尋晚,我帶你環遊世界」眾志成員在車廂大聲問乘客:「你哋有冇聽過呢首兒歌呀?」唱畢哥斯拉版本,眾志成員再唱一個新的版本,把政治人物的名字都加入這童謠,包括習大大和林鄭,然後在原文「冒著敵人的炮火」改成一句 “Fight the Communist Party!”,直接了當以樂句形式唱出眾志的政治主張。

眾志的行為非一句「無厘頭」就可以解讀。眾志把國歌中的「我們萬眾一心」反轉為「團結(我們的)戰線一致」,而這戰線的對家就是 “Communist Party”。而這「我們」,究竟是眾志,還是一部份香港市民?這部份香港人,其實又是誰?就以上的問題,眾志在第二條短片(見下)透過剪接技巧嘗試建構一種論述,説明「我們」,就是一群不支持國歌法,熱愛自由的人;而對國歌法沒有意見的人,就覺得立法也無礙,反正他們本身也不太熟悉國歌和他們唱國歌時表達的文化意涵。眾志在車廂裏訪問一群乘客,希望了解他們對國歌法的了解。年輕一輩清楚指出國歌法對人身自由的侵害。老一輩就顯得不太熟識國歌,甚至錯稱國歌為「中國人民共和國國歌」。而眾志成員不斷在訪問中把國歌和兒歌掛鉤,其中想表達的,是香港人回歸前的共同回憶正被法律條文抹殺。這也是本文所指,操演理論下,在表演(包括唱歌、改詞、提問、短片剪接)過程中製造挑戰現狀的論述。眾志將「哥斯拉童謠」設定為港人身份認同的指標,再重鑄國歌法論爭作為爭奪論述主導權的空間。眾志透過國歌法,與市民一同想像關於國家符號下所建立的歸屬感和港人身份認同將會是何等模樣。若人們在公共場域哼唱哥斯拉版本的義勇軍進行曲會「被犯法」,等於我們的身體和記憶也同樣被限制。而這限制,就是自我營造的主要因素。人在規範下做出選擇,表明身份認知所達致的自我營造。人可選擇配合規範,也可以選擇透過打破規範去宣告身份。在此論述下,眾志的政治展演不但說明他們不同意國歌法草案,而且「操演」出草案的模糊地帶以及對身份營造的影響,讓觀眾以身體感觀經歷法例草案的限制,從而思考自己對國歌法的取態。

謝斐 – 《唱首愉快革命曲》 

同年 10 月 1 日,油麻地上海街 Précédé 展出謝斐的作品 《唱首愉快革命曲》。其中謝斐對身體的思考和提醒也值得一說。(同見吉暝水的文章)觀眾遠遠就會在 Précédé 狹小的櫥窗看到一幅紅黃橫額,以共產主義特式美感寫道:「在場人士須舉止莊重及肅立」(取自國歌法草案 4 章 2a)。橫額下有一條大紅線,分開上半部的點字國歌樂譜和 LED 歌詞走馬燈,和下半部的田漢祭台。紅線下關於田漢被批鬥的故事,早已成為國教禁區,而紅線上的樂譜和歌詞,亦將成禁忌。歌詞走馬燈打上歷來香港歷史中被奏唱過的禮儀歌曲(東方紅,天佑吾皇,和義勇軍進行曲)和以這些歌曲為基調的改編歌詞。加上窗邊的《風雲兒女》電影海報,和「高壓有電」 告示,作品含意不言而喻。

值得一說的是,謝斐的作品沒有止於視覺上的隱喻。身體的感觀才是作品重點,也成了本文推敲作品操演性的切入點。在看展覽的同時,你的耳朵會被疲轟勞炸。櫥窗兩旁放著大擴音器,重覆播放三首對香港有國歌意味的禮儀歌曲。同時,你會發現腳下有一大紅圓型投射告示, 警告觀眾:Danger! Danger! 橫街狹短,觀眾的身體幾乎必然要踏上紅圈。當你看著 LED 走馬燈回想童年,其實身體已經誤闖禁區。這個誤闖禁區的經歷讓觀眾親身體驗誤墮法網的無奈。換句話說,國歌法意圖肅清「我們」在香港的定義。這不單是指喉嚨上的噤聲,更是我們身體上、意識上的重整。某類意義下的「我們」將會被完全取締 — 縱然大家在法例通過後能如常生活。

在紅黃橫額下表達尊重亦是一種述行矛盾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觀眾按紅黃橫額指示「莊重」地欣賞民間各種創意歌詞,和點字歌譜,是反諷以法例規管日常創意表達的荒謬(不單指藝術家,也包括所有人在公共場域的行為) 。所謂尊重,或「按官方樂譜」頌唱,其實並無客觀根據。按法例表達尊重,在述行矛盾的語境,其實是一種不尊重。(經典述行矛盾的例子:以中文說明我不會說中文。)

如果展覽在今天重做,可能作品會被加上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和《願榮光歸香港》。本文在今天國歌法的討論上,加多一個層面,就是指出國歌法會分割香港擁有不同聲音記憶的群體,和為這些群體下定義:尊重和不尊重義勇軍進行曲的、會唱和不會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心底裡記住三民主義的、童年回憶裡有哥斯拉版本的,以及「我們」萬眾一心時,不願意成為「我們」的。

香港抗爭運動自有了禮儀歌曲後(有媒體稱為 Hong Kong Anthem – 直譯可以沒有「國」的含意),唱國歌忽然成為了認真的議題。在抗爭現場、商場、球場,不難找到《願榮光歸香港》和《義勇軍進行曲》的音符互相穿插。香港人與其視國歌法為死胡同,或以一句「唱歌啫唔洗咁認真」帶過,巴特勒的理論為香港人提供可思考的方向。巴特勒提出抗爭的空隙,意指在限制的空隙中,那一點點自由的藏身之處。[1]操演理論說明,對身份認同進行恆久又重覆的挑戰,就是要把這些限制身份的規範放於陽光底下,從而打開這些古老論述的矛盾破口,讓批評和抗爭力量進入這個構造身份認同的空間。是次國歌法爭議並非單指人們能和不能做什麼,亦不能概括為有和沒有自由的意識形態爭論,而是香港身份認同將會如何在聲音、表演、身體和記憶的場域被封印,以及在被封印後我們如何打開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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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ndoing Gender, 1. 筆者被Tracy McMullen 對巴特勒的閲讀啟發,原文為 “There is a modicum of freedom within our scene of constraint”. Negotiated Moment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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