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專訪作家米哈:每個人都有過好日子的權利

2020/4/2 — 9:10

作家米哈(攝:Daisy)

作家米哈(攝:Daisy)

很長一段時間裡,作家米哈以為,自己與文字「沒有任何戀愛的可能」。

讀大學之前,他的數學成績很好,解答幾何算數題目像「玩數獨一樣」,輕鬆自在。不過,他的閱讀速度很慢,「讀不到兩頁紙就犯睏」。中學時,全班同學都追看金庸與古龍的武俠小說,當別人以近乎一天一本的速度熱鬧閱讀並討論時,他讀完一冊袖珍本《射雕英雄傳》,要花上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許多作家提及自己的童年,每每講起家裡的大書櫃,參加作文比賽的獎項,或是在全班甚至全年級同學的羨慕眼光中朗讀自己的習作。這些記憶中的高光時刻,在米哈的世界裡,統統不存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與欺凌、壓抑與孤獨相伴。他曾經寫過一個短篇故事,講的是一個花名「瘦骨仙」的小男孩,因為身型瘦小,又體弱多病,從來都是班上同學冷落甚至排擠的對象。某次,全班同學秋遊,路遇塞車,全車人無所事事時,見到「瘦骨仙」從書包裡拿出各式零食與大家分享。那是他唯一被班上同學記得的時候。

廣告

我問《瘦骨仙》中的男主角是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米哈說:有。而且,更真實的狀態是,他即便在車上拿出零食,恐怕也不會有同學樂意分享。

訪問當日,我們約在鰂魚涌公園見面。在公園一角的長椅坐下,他指著旁邊一片空地告訴我,那裡曾是中學同學踢波的地方。一班男生將兩條燈柱當做球門,偷偷練習射波,見到公園保安追過來,就嘩啦啦四散,滿場熱鬧。他與這熱鬧,自然是無緣的,卻格外地想置身其中,就像村上春樹作品《冰男》中的男主角,在熱鬧的溜冰場旁邊,獨自看書,身上「佈滿雪霜」。

廣告

與那些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創作者不同,身為作家的米哈更樂意走進日常,眼見與親歷那些看似尋常的熱鬧歡愉。「我大部分的靈感,以及創作筆記,都是在好紛亂的狀態中出現的。我的第一本小說集《餡餅盒子》,是在街邊一間牛腩粉店寫出來的。」他說,優渥與友愛環境中成長的小孩,長大後才夠膽講自己樂意「享受孤獨」。而他,只希望與俗世的歡鬧近些,更近些。

2047,人文學,與《娼年》

因朋輩欺凌而招致的自卑與膽怯,直到二〇〇三年米哈讀大學一年班時,仍未曾消減。因數學成績向來不錯,他原本心儀的專業是經濟學,卻由於高考發揮不夠理想,被調配到人文學科。放榜時,米哈上網查看錄取學院與專業。打開網頁,第一眼見到一個數字:2047。「當時覺得好夢幻。」他順這數字再去翻查,查到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學學科。那時候的他並不知道,之後的十五年裡,他將一直與這數字代表的學院,相伴。

初入大學,離家住校,米哈並不似同齡人那般對未來的三年充滿期待,而是「一心想著怎樣離開」。聽說,期末考如果得到好成績,便可以轉去其它專業就讀。他天生性格慢熱,事事不知主動爭取,竟然在那一年勤奮學習,可是,世事往往出人意料。「當你很投入做一件事的時候,你會慢慢愛上這件事,然後,就會更加投入。」米哈告訴我。

彼時十九歲的少年尚未懂得這些道理,直到那一次,老師文潔華找他談話。「我成績很好,但是又一直說要走,這讓文教授覺得好奇。」米哈回憶道,時任人文系系主任的文潔華,約他見面。辦公室在走廊盡頭,他戰戰兢兢走進去。見面後,老師問他:「你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初入大學那一年,米哈的爺爺離世,他的二叔和三叔亦早逝。至親故去,米哈開始思考人生價值。文教授這一問,又引他思考:如果說修讀經濟學是為了解個體在社會中的行為舉止,那麼文學、藝術和歷史,不也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自小遭遇漠視與冷待,難得遇見鼓勵,這讓米哈覺得,他不再是那個不受歡迎的異類,不再是熱鬧球場邊獨自溫書的隱形人。「我想要留下。」離開系主任辦公室時,米哈又走過那條窄長的走廊,卻覺得明亮了許多。

既已決定在人文學世界中潛沉探索,米哈在其後三年,將大部分心力用來做一件事:讀書。班上不少同學,中學時代已熟讀中英文經典名著,與他們相比,米哈自問藝文的根基,實在太弱。雖說小學時常在住處附近的書店與圖書館流連,但中學時候的他,像絕大多數香港學生一樣,日復一日與教科書,以及那些泛黃老舊的習題紙為伴,早已記不清閱讀文學的愉悅。「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簡直要殺死我。」米哈笑道:「一邊讀一邊想:書裡的人名為什麼這麼長?該不會是為了騙稿費吧。」

儘管研讀理論書總不乏枯燥,儘管閱讀俄羅斯或拉丁美洲等國的厚重文學作品,時常予他異常艱困之感,但那四年高強度的閱讀訓練,既幫助他積累大量東西方文本,也讓他明白,原來走離教科書的框框,自由於書海徜徉遊歷,竟是這般恣意浪漫。

日本作家石田衣良的《娼年》,尤其讓他印象深刻。「那不是老師叫我讀的書,也不是名家推薦的書,而全然是我自己選擇並一氣呵成讀完的書。」初看,《娼年》是一部挑逗感官、大尺度的類型文學作品;細讀,則發覺其中充滿對於人性的探問與反思。米哈讀畢,將這書推薦給一位老師,並得到後者稱讚,又給他不少自信。

「這是一個轉捩點,意味著我對自己的閱讀品味有了信心。」米哈如是說。閱讀與文學之於他,可於師友間盡興分享,再不是遙不可及、與己無關的物事。

原稿被刪剩九個字……

米哈真正成為一名讀者,在大學時候;開始文學創作,更晚。他曾經埋怨過自己為何快到三十歲才開始創作小說,如今回看,發覺晚有晚的妙處。他將閱讀文學比作品嚐料理,「有些味道是你小時候不懂欣賞的。」追看武俠小說與偵探故事的日子遠去,長大後的他,已然懂得有益的閱讀並非永遠暢順,有時,艱困、繁複與百思不解,才是常態。

閱讀如此,寫作亦然。

大學那些年,讀過很多書,米哈卻從未想過提筆創作。「見過真正好的作品,自己怎麼敢寫?」繼續在浸會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並最終留校任教的他,將大部分心力用來研究、教學及寫作學術論文,至於小說和散文,遲遲不敢動筆。讀書時偶爾為生計寫些罐頭文章,卻算不上是創作。「身為寫作者,最重要是要找到自己的獨特聲音。」米哈說,他開始嘗試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要感謝一位前輩。

周耀輝是兩岸四地知名的填詞人,也在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任教。米哈曾是他的助教。某次,周耀輝獲邀為《明報》周日副刊彙編學生創意習作,讓米哈幫忙寫一篇前言,介紹初衷及意義。字數不多,只有兩三百。米哈寫好短文交上後,兩人見面商議。不想,原稿被刪到只剩九個字。

見到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稿件後,米哈用「近乎崩潰」來形容當時的心情。「那一刻,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米哈回憶道:「我仿佛失去了寫作的能力與信心。」

「為什麼只剩下九個字?」我問。

「因為耀輝說,寫得不好看。」米哈說,「不好看」這三個字,幾乎推翻他關於寫作的所有自負。他開始思考:那些自認為已建立的品味也好,風格也罷,是否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

從那之後,周耀輝不斷對米哈的寫作提出修改意見,直到二〇一四年兩人與另外兩位學者在《號外》雜誌合寫「透視男教授」專欄。四人對話,米哈執筆,由男士衣裝談及時尚、哲學與美學。每篇文章寫成,米哈將稿件寄給三位作者修改,另外兩人從不會提太多意見,只有周耀輝,不斷「挑剔」他的文字。「交稿總是戰戰兢兢,每次都要改,但每次都有一些小進步。」

米哈清楚記得,寫到「西裝」主題的那篇文章,交上後,收到周耀輝的電郵,只有一句話:我覺得這篇寫得好看。「從那之後,耀輝再也沒有改過我任何一個字。」

「那一刻開始,我似乎知道了自己的文字應該有怎樣的聲音。那個聲音未必人人喜歡,但,那是我的聲音。」

米哈自認遠非天才型的創作者,起步很晚,速度很慢,唯有日復一日勤於練習,同時,忍受批評、退稿與質疑。他曾將自己用心創作的短篇故事寄給韓寒創辦的app「一個」,收到拒絕刊登的回覆;他曾匿名投稿給本地以及台灣的雜誌,亦數次得到退稿與拒稿通知;他的短篇小說集《餡餅盒子》由本地獨立出版社「後話」推出之前,也曾吃過其它出版社的閉門羹。「身為寫作者,退稿的經歷會伴隨你的一生。」米哈說,他不相信有人天生就是作者。唯有不斷寫作,不斷出版,不斷修正改善,才能漸漸長成。

米哈希望自己的寫作與生活建構關聯(攝:Daisy)

米哈希望自己的寫作與生活建構關聯(攝:Daisy)

米哈希望自己的寫作與生活建構關聯(攝:Daisy)

米哈希望自己的寫作與生活建構關聯(攝:Daisy)

將心養出來

米哈不喜歡自足式的寫作,他更希望自己的創作,不論小說抑或散文,能夠與他人的生命建構關聯。「有位老師曾說我天生有兩個腦,但是沒有心。閱讀文學、學習藝術,以及寫作,對於我來說,是將心養出來的過程。」有心,才能同情。

寫作《餡餅盒子》中的六個故事時,米哈住在九龍城的老舊唐樓,修改博士論文,每日兩點一線,平淡、單調。早起,食一個麵包,開始寫作;中午,去樓下食一碗牛腩河,加一杯熱奶茶;晚飯同樣,日日如是。牛腩粉店去得多了,他開始觀察店裡的人:獨自食飯的老伯,帶著小主人進店用餐的菲傭姐姐,此刻的他們,是怎樣的心情?離店之後,又各自過著怎樣的生活?

他開始將零星的想法與細小片段記在卡片上,再將這些卡片連綴起來,寫成故事。故事有長有短,有熱鬧、歡愉,也有或深或淺的哀傷,卻無一例外地觸及這樣一個主題: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如何自處,又如何與身邊人建構關聯?

米哈記得,父母從不要求他一定要讀賺錢的專業,或一定要考到好成績,只希望他學好英文,為的是「去西餐廳的時候,識得怎樣點餐」。可是,當他長大後去西餐廳,才發現課本中的英文,和生活裡的英文,從來都不是一回事。同樣的,小說這樓閣也無法憑空而起,必得扎實建構在活潑、熱辣的生活中。

最近一兩年,米哈在教學與寫作之外,做了不少文學與藝術普及的工作,比如,參與錄製香港電台《文學放得開》節目,在香港數間中學教授寫作興趣班,以及為市民導賞本地畫廊及博物館的藝術展。既在大學任教,亦要兼顧創作與藝文普及工作,米哈自言壓力不小,卻樂在其中。「我很遲才接觸文學和藝術,這讓我覺得很可惜,因此,我希望其他人可以早一些接觸。」在米哈看來,文藝不該局限在校園內,也不是小圈子的自娛自樂,而應跳脫出來,與更擴闊的群體,與不同性情、背景與年齡的人們,往來,互動。

相比文化評論人與文藝批評者,他更願意將自己定義為「文化鼓勵者」。「文藝不是一件需要有前設去學習的東西。」米哈說:「人們可以單純地享受文藝,用一種相對童真的目光去看待文藝。」

「有些香港人,努力工作了一輩子,從未覺得文化和藝術與他們有關係。其實,他們不是拒絕,而是根本不知道身邊有藝術存在。」米哈說,自己本是性格內斂的人,卻因為這些展覽導賞與文學普及項目,因為參與者的正向反饋,愈發主動地與他人分享。去年夏天,他收到一封信,是他教過的中學寫作班同學寄來的手繪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他的大頭像,看上去像極了識得魔法的動漫男主角。

「讓我感動的不單是這張卡片,還有我們一起經歷的課堂時光。我鼓勵學生寫他們想寫的文字,而不是老師或課本要求他們寫的文字。」米哈記得,有學生寫書籤的故事,書籤是代課老師送的期末禮物。米哈本以為他會由書籤談到師生感情,沒想到,孩子在文章末尾,寫下這樣耐人尋味的一句:「為什麼一個人離開的時候,一定要留下一些東西?」

「寫作,不是命題作文,而是了解自己的過程。」在與香港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讓希望催促自己趕路》中,米哈引用知名學者羅蘭·巴特的話:「在我的一生中,最吸引我的是人們如何讓他們的世界變得可以理解。」

「每個人都有過好日子的權利。每個人都有發一個好夢的自由。」米哈說,過去半年間,此城中人,經歷太多起落波折。當社會的不安、暴力與恐懼不單影響日常生活,甚至給我們帶來沉重精神壓力,米哈希望用寫作去抵抗並消解這重壓。他正在籌備療愈寫作工作坊,鼓勵大家將心結、隱憂以及難為外人道的秘密,寫出來,並透過寫作與抒發,找尋內心的節奏。

「這是公民的責任?」我問。

「這是讀書人的責任。」米哈略一沉吟,說。

(文章刊於《信報財經月刊》,2020年3月號,刊出文題為《作家米哈:用寫作消除生活重壓》。此為未刪減的原文。)

米哈新書《讓希望催促自己趕路》日前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 ***
【人物小檔案】米哈,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現任教於該系,同時為香港電台電視節目《五夜講場:文學放得開》常設主持、文藝復興基金會副理事長,以及香港文學館理事。近年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餡餅盒子》、散文集《透視男教授》(合著)、訪談集《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以及最新出版散文集《讓希望催促自己趕路》等。

米哈新書《讓希望催促自己趕路》日前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