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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 :往從政之路(下)

2020/6/6 — 9:37

心繫香港:留學劍橋仍越洋關注

1982年初,我受聘於美國大通銀行亞太區的內部通訊組,初次離開了我熟悉的學院門牆。到了年中,我覺得不能繼續其時的生活方式,渴望覓地退思。我選擇了投考劍橋大學,遠赴英倫,修讀法律學位。由於我已有大學學位,所以豁免第一年課程,我薄有積蓄,大概可以應付兩年的清貧日子,而選修法律,主要是念及兩年之後,還須面對謀生問題。大概1983年中,我得到羅便臣學院的取錄,整裝待發。

然而,雖不得已,當時離港,卻是十分不合時,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愈來愈牽掛1997年後香港的前途。我們最擔憂和害怕的是,九七之後,英國政府會將香港交還給一個共產政權專政的中國。六七暴動,使香港市民突然體驗到共產黨的可怕和香港的可貴,而暴動過後,港英政府採取的一連串廣納民意和改善市民生活的政策措施,加強了我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但形容這種歸屬感為「親英」是不正確的。我們對英國政府對待香港的政策和態度強烈不滿,不接受以「把香港交給一個共產政權」作為結束殖民地管治的出路。我們的心情複雜,充滿了矛盾,只知道害怕甚麼、反對甚麼,不知道問題能怎樣解決。我們唯一的強烈信念,就是香港人要有真正參與解決香港前途的地位。在八十年代初,我的專欄,不斷強調這一點。要求中、英政府正視九七問題的聲音不絕,到了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訪華,與鄧小平會面,正式宣佈將會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第一輪談判,終於在1983年7月於北京舉行,那時正是我最急切要盡力參與討論之際,但卻已不得不出門了,只能決心越洋關注,維持評論,有假期就回來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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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回來那一趟,我接到董橋代查良鏞先生打來的電話,約我會面,表示有意邀請我到《明報》工作。我不無好奇,但在那階段當然無法接受他的盛情。我們見面,吃了一頓愉快的午餐,查先生不肯就此放棄,邀請我完成了課程回港就加入《明報》,在劍橋期間,先為《明報周刊》寫專欄。專欄稿費異常優厚,改變了我原先計劃在劍橋過清貧學生的生活。我身在英國的期間,數次代表《明報》到倫敦採訪下議院辯論香港前途,及香港非官守議員訪英的新聞,而我在英文報章發表專欄仍無間斷。劍橋不食人間煙火,與外界消息傳遞甚為不便,不是今時習慣了互聯網通訊發達的人可以想像。

不堅決,就退出:香港前途引發的衝擊與煩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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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初,我在劍橋收到了消息,英方在談判中放棄了九七後一切權利,主權治權同歸北京。我百感交雜,寫下了“Now We Stand Alone” 專欄一篇,呼籲香港人,我們再無懸念,香港前途全靠自己,眼前是持久奮鬥,不堅決,就退出!專欄照常交付《南華早報》,卻引起了軒然大波。《南早》編輯Robin Hutcheon遲遲不發稿,我追問之下,他竟說是稿件有問題。我於是告訴他,《南早》若不刊登這篇稿子,我就罷寫該報專欄,轉寫《虎報》。當時《虎報》編輯周融即時答應,並馬上大幅宣傳我的轉投。1984年3月28日,不知Hutcheon是否成功說服了甚麼人或甚麼人說服了他,《南早》將“Now We Stand Alone”原文照登,但覆水難收,“The Margaret Ng Column” 已轉到《虎報》,之後維持了好幾年。

1984年夏天,我回港度暑假,就地了解中英談判的形勢。那時有兩撥人馬,對我影響至深,一撥是一直在香港和北京兩地緊密採訪中英談判的記者,他們屬於在香港受教育長大的年輕一代,由於採訪中英談判需要中、英文流利的記者,他們迅速在傳統以老報人為主管的媒體建立了重要地位,並為新聞報道開闢了政治新聞的新領域。其中香港電台的馮成章,《信報》的張健波及他們的好友何文瀚,和我成了好朋友,他們深信堅強獨立的媒體,對香港前途至為關鍵,尋覓這樣的傳媒機構,作為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記者的棲身之所,是我們最經常討論的迫切話題,他們認為我跟《明報》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起點。

另一撥人馬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們是後來成立或加入「港人協會」的一羣人。我忘了是誰引薦,讓我參加了他們當時借香港大學教職員聚集室舉行的討論。這羣人的組合十分奇妙,他們大部分是港大和中大的畢業生,事業如日中天的中產及專業人士,素來注重事業或個人興趣發展多於參與政治,意見傾向保守温和,他們大多在大機構及大專院校任職,包括蘇澤光、梁秉中、李明堃、林李靜文等人,唯一資歷與政見截然不同的一員,是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司徒華。將這些人連結在一起的,是香港要怎樣面對九七主權轉移的迫切議題,更切身的是:他們應該怎樣做?他們可以怎做?他們完全沒有懷疑,作為香港社會精英,以香港為家的一代人,他們對香港前途有一份責任,這也是我最認同的抱負與承擔。

《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幾個月,1984年8月10日的《明報》、《信報》及《南華早報》等大報章,刊載了132人聯署的全版廣告,聲言「我們接受時代的挑戰」,今日重温聯署名單,簡直匪夷所思,包括了「親中」、「親英」、建制、泛民的知名人士,橫跨工商、專業、學界、文化界,不少後來從政,1997年成為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2012年以689票當選特首的梁振英也榜上有名。這份聲明的六點內容,對即將公佈的聯合聲明,對中、英兩國實踐承諾,及對港人有創造光明前途的能力表示信心,並呼籲全港市民共同努力。其實聯署人之中,一部分或許對中方完全信賴甚至絕對忠誠,但更多人像我那樣,對前三點的信心是無奈之下的勇敢,後兩點的信心卻是滿腔熱誠,我們根本找不到理想的前路:香港沒有獨立的意願,也沒有獨立的能力,從我自己的經歷,「中方不可信,英方不可靠」完全屬實,我們先天後天都沒有本土政治的力量,我們的努力,只集中在極力爭取最有利的條件,在對中、英兩方有限度的信心的基礎上,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為香港打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未來。

後來,司徒華對我說,新華社向他透露,中方不反對香港人為準備「港人治港」而成立政黨,而且特別鼓勵像「接受時代挑戰」的聯署人那樣的中產、專業、温和派組黨。稍後,「港人協會」便告成立。我起初表示有意在我暫別劍橋的一年全職服務,但終於放棄,改到《明報》做兼職,這是後話。回想起來,這多多少少也是我的宿命,永遠只能在通往理想目標的路上送別人一程,然後就按自己的堅持與個性,繼續獨行。

1984年9月,港督尤德爵士以白皮書形式,向立法局提交《中英聯合聲明》「草擬本」──名為「草擬」,實質言明,條款無法更改,香港人只有「接受」與「不接受」兩個選擇。大部分香港人反應矛盾複雜,可以想像,亦可以從《明報》及《南早》委託社會研究中心做的大型民意調查於11月24日發表的結果看到。其時我正在《明報》做兼職。12月,《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繃緊了兩年的港人神經一下子鬆弛下來,如火如荼的時代挑戰暫時轉靜,以盧景文為主席的港人協會難以發揮集體力量。到了1985年9月,我就收拾行裝,重返劍橋完成學業了。我在劍橋的日子,在每個星期的《明報周刊》專欄有很多描述,後來收集在《劍橋歸路》一書,告訴讀者的都是生活上有趣味的情事,煩惱愁悶留給自己。

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

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

(摘自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第一章〈往從政之路〉第23-28頁)

(【書摘】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 :往從政之路(上)

(【書摘】吳靄儀《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 :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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