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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求生錄(八)堅守身分之別的愛沙尼亞人

2019/11/17 — 9:47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一角(資料圖片,來源:Serhat Beyazkaya on Unsplash)

愛沙尼亞首都塔林一角(資料圖片,來源:Serhat Beyazkaya on Unsplash)

愛沙尼亞在 1940 年被蘇聯佔領,隨後五年,蘇聯圍捕大批愛沙尼亞人,尤其是政商精英和知識分子,發配西伯利亞或殺害,然後從蘇聯本土移殖大批俄羅斯人到愛沙尼亞充實佔領地,高峰期佔愛沙尼亞人口三成。這些俄羅斯人在愛沙尼亞被蘇聯佔領的 50 年間,是支持蘇共在愛沙尼亞統治的主力,佔據社會各領導位置,一邊接收蘇聯指示,一邊用蘇共授權的極權手段和利益分配控制愛沙尼亞人。

直至 50 年後歌唱革命,愛沙尼亞最後掙脫蘇聯佔領復國為止,愛沙尼亞人始終也沒有贏到在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人支持。其實這樣正常,愛沙尼亞人和俄羅斯人的根本利益有所衝突,俄羅斯人害怕在愛沙尼亞復國以後,自己在蘇共佔領期間獲得的特殊地位和待遇會化為烏有;反之,愛沙尼亞人亦清楚,俄羅斯人一日仍在境內,復國很難成功。

所以愛沙尼亞人並沒有在任何方面與俄羅斯人互動,既沒有試圖爭取對方支持,也沒有向對方的言論和立場反應。他們只是堅守自己和對方身分之別,確立自己的族群(愛沙尼亞人、猶太人和波羅的海德國人)、主張(和平復國及重建國家民主制度)和文化(肯定千年來愛沙尼亞與北歐和東歐各文化之互動,並否定沙俄和蘇聯對愛沙尼亞文化的強行改造)。既然明白對方與己方有根本矛盾,如此做法可避免對方滲透,避免浪費精力應付對方種種消耗式的策略,亦同時較易鞏固己方的心神和方向,不受對方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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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己方身分後,愛沙尼亞人精準的定義對方,對他們來說有意義的對方不是境內的俄羅斯人,也不是愛沙尼亞共產黨(愛共)軍隊及準軍事隊伍,而是愛共本身及背後的蘇共。儘管局勢在 1980 年代中期逐漸惡化,主要是由於境內俄羅斯人在蘇共授權下組織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文攻和愛共公權力的武嚇,但愛沙尼亞人的目標清晰,矛頭集中,訊息重覆不懈,不隨對方枝葉之行動而改變,並將所有之前和運動間萌生的一切訴求總括在一訂下之目標當中,使每人之大目標歸一,亦賦予每人各自之小目標意義和方向,使每人以自己的方式「擁有」這場運動。

「擁有」才能持久,人之常性,所以愛沙尼亞人對社會中不同崗位的愛沙尼亞人在運動中出不同的力度甚至是作必須之妥協非常包容,如包容晚上為運動出力但白天須在愛共政權機構上班的同路人,如包容不少同路人因家庭原因只能在後方出力,如包容前線同路人面對愛共公權力未能每次有對全局最佳之反應。此外,那個「國際工人運動」善於分化詭辯,若不統合各大小訴求於一大目標中,很易給轉移視線,稍稍滿足一些訴求,然後一些見樹不見林或「擁有」度不足的同路人離隊。要可持續,只有將門檻降至所有同路人都能「擁有」大目標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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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筆至此,其實筆者心裡並不想接受要將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人全劃為非愛沙尼亞人,但無奈現實上兩邊的根本矛盾無法調和,尤其是俄羅斯人在境內的位置,愛沙尼亞人實無法用排除其於愛沙尼亞社會外的其他方法開展和進行運動,這有一定訴諸情感的情況,容易發展為不理性的排外思想和行為,可幸愛沙尼亞千年歐陸哲學宗教文化底蘊猶存,不致整體劍走偏鋒。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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