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標籤禁書,韓國獨裁政體時代打壓異見的政治手腕

2020/7/9 — 16:17

作者製圖

作者製圖

從 60 年代開始陷入由軍人獨裁統治的韓國社會,總統朴正熙為了鞏固其政權不受挑戰,因而訂立了不少高壓政策,禁止有反動意識的民眾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與理念,以維持社會穩定。當中,禁止民眾出版與發行含有左傾、解放與抗爭內容的書籍,把它們通通列為禁書,全都充公銷毀,並把涉事中人以違反「國安法」之名判刑入罪,都是當時軍人獨裁政府時代慣常的做法。

有言韓國在獨裁時代,曾被外界挖苦取笑為「禁書天堂」,因為當時的專制政權動用了全方位的圍堵方式,把一本接一本,被視為帶有反動意識的書與雜誌一一封殺。早前最為人熟悉的例子,當然是 1955 年發行的《最新亞細亞地圖》地圖冊,因為書內呈現的蘇聯與韓國領土的顏色相同,而被時任的文教部處以禁售處分。

後來,到了 70 年代,韓國著名的思想與文學雜誌《思想界》,便因為在刊登作家金芝河的詩《五賊》旁邊,加插了一篇具政治意識的插畫,結果遭被叫停刊。而另一雜誌《創造》,亦因刊登了文學評論家任重彬的一篇名為《通過社會參與的學生運動》文章,文中除了批判了陷入挫折和無力狀態的當時學生和知識分子,並敦促他們覺醒,結果遭到跟《思想界》相同的後果,作者、發行人、編輯人通通被拘留。

廣告

只是,雖然受朴正熙頒布的維新憲法和 1975 年鎮壓《東亞日報》影響,不少懷有異見的《東亞日報》和《朝鮮日報》的記者們大批被辭退,但他們卻憑藉這個機會,利用曾經在報館內從事外文翻譯的經驗,紛紛開辦一些專門翻譯外國理論著作的出版社,當中尤以「鐘閣翻譯室」最為人熟悉。

他們最先推出的作品,包括有 Erich Fromm 的「The Sane Society」《健全的社會》,成功印制並出版了超乎意外的 3 萬冊;後來,他們又再翻譯 Erich Fromm 的另一作品「To Have or To Be《佔有還是存有》,也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之於另一批同樣因政見而被解僱的大學教授,則成立屬於他們季刊,例如《創作與批評》。只是,他們推出的季刊後來又因刊登了李泳禧教授以越戰為題的文章,被指違反緊急措施而該期被禁止銷售。

廣告

而作為韓國 70 年代思想界的著名人物,李泳禧教授的多部著作,如 1974 年出版的《轉換時代的邏輯》,便因為有抗爭學生曾經公開宣讀這本作品內容,到了 1979 年被政權訂為「禁書」。另外,他又因在著作《與八億人對話》中,不是以「中共」,而是以「中國」來稱呼中國大陸,結果被以控以「鼓動、讚揚海外共產」為由,違反《反共法》而被政權拘留。

到了 80 年代,以鐵腕鎮壓光州民主運動上台,手上滿是鮮血的軍人獨裁者全斗煥,縱然大權在握,但他亦心知國家在處於極度高壓統治 20 年以後,民情不再願意接受另一位獨裁者,長久地延續這種模式的社會管治。因而他在上台以後,便立即推出一系列看似懷柔的措施,當中取消宵禁固然是最為人熟悉的一著,但除此之外,其實全斗煥在上任初期,也曾稍為放寬了出版商發行意識形態類的圖書。

就如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以賽亞·伯林的《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羅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30年代的史太林清洗》(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羅伯特·塔克爾的《馬克思的哲學與秘思》(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露西爾·夏皮羅的《蘇聯共產黨史》(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等等有正評的共產主義批判性的書籍,都曾經被解封,能夠在韓國出版。

但這些只是表面的緩和措施而已,出版界並沒有迎來真正的春天。全斗煥政權從建政的開始,就已解僱了千多名媒體人士,還廢刊了《創作與批評》、《文學與知性》、《樹大根深》等近二百種定期刊物。後來,連金芝河詩選集《燃燒的渴望》在創批出版後全部沒收,而出版社亦受到稅務檢查。

而到了 1985 年,全斗煥政權便向終於向書店與出版社表露真面目,大舉開刀並全面進擊封殺他們。當時,主理國家文化、出版與藝術的行政機關「文化公報部」,便聯同警察組成政府聯合管制組,對書店和出版社展開了扣押搜查等行動,沒收了大量書籍和印刷品。不少時候,他們的行動都是在沒有扣押搜查令的情況下,胡亂進行違法管制,因而引來業界大為不滿。而且,執行單位封殺書籍是大多沒有客觀標準,在示威中被抓的學生家中搜獲的書籍,後來就被列入禁售圖書目錄的事情也屢見不鮮。

後來,到了 1985 年的下半年,尤其在封殺了紀錄光州「5.18」的著作《超越死亡,超越時代的黑暗》與韓國前中央情報部長金炯旭的回憶錄後,全斗煥變本加厲地不再允許新登記的定期刊物註冊,試圖阻止以定期討論社會時政的新社會科學讀物出版。往後,雖然迎來了「六月抗爭」的成功,全斗煥下台後,新上台的盧泰愚未有完全放棄對出版物的審查,特別在當時學生運動中大力鼓吹兩韓統一的新思潮下,大檢察廳便向下屬地方檢察廳下達了「約束左傾理念書籍的指示」,不時對作者、譯者、編輯、出版社代表等人拘留調查,禁止他們發表相關作品。

同時,80 年代最為人熟悉的一件禁書事件,想必是全斗煥政權把趙廷來撰寫的民族小說《太白山脈》,以它因為內容有嫌涉及認同北韓與共產主義等價值,定為禁書。後來,到了 90 年代初,此書再被重審,大檢察廳在 1994 年結束了一年多的內部調查後,指稱此書如作普通人讀物,以教育用途學習當然可以,但如果是大學生或勞動者以通敵方式閱讀,便會以貪瀆罪依法處理。 後來,作者趙廷來便將這句話,模仿說成「在家中由母親教讀是教育刊物,但在同屋內的大學生兒子閱讀,就是通敵作品」,嘲笑政權只懂在濫權。

在整個韓國獨裁政府時代,數以千百多種圖書曾經被定為禁書。雖然如此,但正如 18 世紀末法國革命中看到的那樣,禁書管制不可能取得成功。韓國在大肆禁絕禁書的時期,只要下定決心,好像在大學街的書店那裡,仍可以買到所有禁書。而負責管制的執行部門,也深明不能百分百完全取締,甚至是沒法沒收所有違禁作品,尤其是那些作者已不在人世的舊作,政權卻忽然被它們判為禁書,反而引來民眾瘋狂搶購的熱潮。


報導來源

作者 Facebook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