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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氣候罷課之後,港府教育高官躲哪兒?

2020/5/24 — 16:06

底圖素材來源:NASA/JPL

底圖素材來源:NASA/JPL

【文:何偉歡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項目主任,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一道歷史科試題令香港教育再一次成為全城焦點。大家從教育局的高官那裏認識到原來有一些「題目本身沒有討論空間」、「有些歷史事件不可以開放討論」,所以在沒有作出任何「開放討論」下,宣佈取消考題,令一眾考生的努力付諸流水。學生本是這事件上的最大受害者,但他們的聲音卻從沒出現在決策討論的過程中,再一次證明年輕人在香港政府眼中「have no stake to the society」所言非虚。

氣候罷課行動也為生存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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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鮮活例子,是港府如何處理年輕人領導的氣候罷課行動。

氣候變遷已經是看得見的威脅,不只是發生遙不可及的北極,更是發生在你我生活的社區當中。去年11月超過一萬位氣候科學家簽署聯合聲明,宣佈地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當「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 已經變為「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當「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進化成「全球熱化」(Global heating),港府仍然無動於衷,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被形容為「近乎於無」,而無為的後果卻由無話語權的年輕一代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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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思匯政策研究所發表市民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認知和態度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84%的受訪者認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將對下一代的衝擊更大。科學期刊《自然》發表的研究亦顯示,如果氣候變化的政策維持現狀,會導致全球經濟生產總值損失 30%;如採取更爲進取的行動減輕氣候變化,造成的經濟生產損失不到 0.1%。研究員指出:「我們每天的拖延,令減排變得更極端、更困難、更昂貴。」

不少人說,這一代年輕人是後物質主義新世代,環境保護就是後物質主義價值之一。成年人認為他們只關心北極熊快要餓死、可憐海龜肚內充滿塑膠、心痛樹熊被山火燒傷……,一味追求浪漫。不過,環境保護對於這一代年輕人而言更像求生技能。他們訴求的不只是拯救動物、雨林,更是要拯救自己,抵抗物種滅絕的危機。氣候變遷使他們生存受到威脅,若以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層序理論來說,年輕人追求的只是最低層的生存和安全需求而已。

物質主義、後物質主義都讓年輕人為氣候變遷行動起來。2018 年 16 歲的瑞典少女 Greta Thunberg 獨自一人發起每個星期五的罷課行動(「未來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引起全球青年響應。去年分別在 3 月、5 月和 9 月進行了 3 次全球氣候變遷罷課行動,呼籲各國政府正視氣候變遷問題;全球 7 大洲 185 個國家及地區當中,超過760萬人參與氣候罷課行動,成為史上動員最多人參與的國際氣候行動。

香港學生亦與國際同行,組織罷課行動。然而,教育局明確反對學生罷課,認為「任何形式的罷課都會影響學校的規律和秩序,並妨礙學生的正常學習及學校運作」,並認為學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介入氣候問題。

教育有走在環境改變之先嗎?

我們不妨假設「其他方式」是指教育工作。是的,教育對環境保護很重要。有中國環保之父之稱的曲格平教授指出:「環境保護靠宣傳教育起家,也要靠宣傳教育發展。」可惜在香港,環境教育一直處於可有可無的狀態。《學校環境教育指引》在 1992 年推出,1999 年經歷修訂後便再沒有更新。雖然 2002 年課程發展處推動的「可持續發展教育」或可算是以「環境教育」為基礎,但不論是「可持續發展教育」或是「環境教育」,都不是公開考試的科目,也不會影響你的升學就業,在出名偏重成績、競爭風氣嚴重的香港教育制度之下,環境教育一直不受重視。

早於 2013 年浸大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黃觀貴教授便在「香港中學生對全球氣候變化及低碳生活的觀感調查」結果發佈时呼時已經建議政府應檢討及更新《學校環境教育指引》,認為跟氣候變化相關的議題分散在不同學科,未能對問題作深入討論,內容欠缺連貫性;更建議把「氣候變化教育」納入可持續發展教育主題中最優先的教育計劃之一。研究做了、建議提了,可惜改變仍然未有出現。

台灣學者晏涵文談到教育改革及環境教育時說得很有睿識:「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教育應走在社會環境改變之先,但若教育反落在社會改變之後,或教育不能帶動社會改變,即學校已成為病態社會的縮影時,教育就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要求改變了。」

學生本應可以無憂無慮地學習,不須為氣候變遷問題走上街頭。但事出必有因,政府有聆聽年輕人走出來的原因嗎?抑或如澳洲教育部長特漢所妄言,學生都是被關注環保議題的政客煽動?Greta Thunberg 回應對罷課的質疑時辯解:「大人稱我們是不會思考的木偶,想藉此轉移焦點並改變主題,他們不敢談論,是知道自己沒有完成該做的事,因此無法贏得這場氣候變遷戰爭。我們不是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奮鬥,是為所有人的未來正在奮鬥。」她的壯舉令她獲選為 2019 年《時代》年度風雲人物,是該評選舉辦92 年歷史以來最年輕的獲獎人。

全球多個國家/地區的教育部門都開始正視這場由年輕人發起的氣候罷課行動。在紐約有多達 30 萬的學生、家長及環保人士參加,紐約市教育局亦允許學生缺課去參加抗議活動;更有百名醫療人員以氣候危機為「健康危機」,為學生開出「病假紙」。多倫多公校教育局亦表示了解年輕人對於全球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角色,儘管不是公校教育局的認可活動,但也尊重學生的聲音,支持罷課行動;公校教育局亦下令各校要避免在罷課當日安排考試、測驗。而蘇格蘭的格拉斯哥、愛丁堡、高地以和法夫四大城市的議會亦發表聲明,允許學生參與罷課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於去年 9 月首次召開青年氣候峰會及氣候行動峰會,邀請 500 名年輕環保倡議人士與多國企業家對話,共同探討應對策略。古特雷斯更呼籲年輕人持續施壓,讓他們的世代負起責任。

開放式的環境課,高官會認真嗎?

已故南非總統曼德拉曾經說過:「我們決不能忘記保護環境是我們的責任」(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t is our duty to protect this environment)我們的政府應該忘記了這責任?發起罷課的學生指港府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政策不足,是導致他們行動的主因之一。我們的政府非但未有負起責任,當學生以罷課行動企圖喚起政府關注時,教育局局長看重的只是「學校的規律和秩序」,似乎是厠身在教育核心外圍的外圍?想當年楊局長以香港教育制度比較「複雜」,不想深入理解,因而為子女選擇入讀國際學校云云。現在也是因為學生為氣候危機而罷課這問題太「複雜」,不想深入理解,所以選擇最「方便簡單」的方法處之:反對,反對,再反對?

但在這資訊爆炸的世代,學生自學能力遠超我們所想。發起活動的學生自行閱讀《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並對藍圖內容進行分析,指出政策對解決現時全球暖化問題的不足,繼而以行動向政府表達改善環境的訴求,並提出建議書讓政府參考。學生不只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更有行動力,這正是環境教育的核心內容之一。

香港教育沒有為學生提供良好的環境學習,政府沒有為年輕人創造理想的生活環境,看到「沒有未來」的未來,難道年輕一代應該坐以待斃嗎?在氣候罷課行動時,學生強調「我們罷課,是為了讓你們上一課。」如此開放式的探索方法,很難期望我們的教育當局高官認真上這一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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