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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疫症反思即食餐桌文化

2020/2/25 — 10:11

相信今次新冠狀病毒疫情其中一個給人最大的震憾,是一些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原來可以迅間消失掉。曾經以為不可能出現缺貨的口罩和廁紙、引以為傲的政府管治、以及看似永不斷裂的糧食供應系統,全都因疫症出現而出現重大的信心危機。

疫症所考驗的,不但是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更挑戰看似牢不可破的城市運作體系。香港經濟發展完全側重金融地產,SARS疫情後服務物流旅遊業全面依賴大陸,導致本土產業進一步空洞化,一旦席捲全球的危機出現,脆弱而原子化的城市系統便顯得難以應對。

現時症情似乎仍未發展至最高峰,全城抗疫恢復城市秩序仍然是主軸。不過,零星的反思已經出現,例如大量的居家工作,原本是減少社會接觸以控制疫情的手段,卻慢慢演變為對工作文化以至企業組織的另類可行方案。質疑這只是細公司的專利?全球擁有 1 億 8 千萬用戶、超過 1,000 位員工、分散全球 75 個國家的 Automattic ,便是完全沒有辦公室只靠遠距工作的企業表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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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身處在 Karl Polanyi 所言的 Great Transformation 而不自知,疫症的來襲加上政府的不作為,市場又同時失效的結果,自然出現全城搶罩的現象。公民社會的全面反撲,所謂的 double movement 必然會出現,對於工作形式的反思只是開始,最根本對於經濟及城市組織的反思及重塑仍然尚未出現。

2003 年 SARS 引發出「香港式」的 double movement ,激起一連串的綠色鄉郊運動,由天星皇后反高鐵始,其後出現四散於新界東北元朗八鄉橫洲的入村浪潮,回到鄉郊的聲音雖淹沒於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但仍在香港各鄉村遍地開花,成為各類在地的食農教育計劃及小型有機生產者,某些地區更有社區協力農業的雛型出現,冒起支持本地生產的在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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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人來說,社區協力農業以至食農教育等詞彙顯得相當陌生。今次疫情是否可以變成另一次 SARS 帶來的契機?承接黃色經濟圏的討論,要連接消費者、生產者及活絡本地市場,在主流的即食餐桌文化以外另起爐灶,我們便需要在超市、大型批發商及地產商控制的商舖以外,建立社區主導的載體。

經過多年努力,現時香港有不少的小型有機生產者,也有一些協助農場銷售的零售網絡,近日網上出現的「Green Objects 良心農業指南」,便是由一班關注本地農業生產、希望可以繞過傳統銷售通路而直接接觸農夫的朋友所製作的。在疫情爆發後才成立的網上群組,短短幾星期便有接近 4,000 名的成員。不過,現時香港較多生產型的農夫,未必有時間精力建立社群,由生產者到消費者往往呈一個垂直獨立關係,未能形成一個個可以互相支持的社群。

圖:農業「生產型」模式(上)與「社群支持型」模式(下)比較

圖:農業「生產型」模式(上)與「社群支持型」模式(下)比較

社區協力農業的意思,就是要突破現代生產下農夫與消費者之間單向的關係,以社區為中心,建立一個由農夫、消費者、市集和餐廳等相互支持的網絡,當社區網絡進一步連結,更可以令生產者及消費者結成同盟,建立在地的食物夥伴關係。在香港或者比較難以想像社區協力農業的實際操作,但在台灣就分別有生產型、社群支持型、食農教育型、農會及產銷合作型、原民部落型、共同購買型、市集及生產聚落型七種不同的可行形態。

能夠建立在地產業必須有科研的持續投入。台灣便有一個「千甲聚落 CSA 計畫」,目標是要在城鄉交界推動社區支持的小型永續農場,創造在地工作機會,不但喂飽都會,更可令生產者獲得足夠的收入。項目有台灣工研院的技術投入,由最初的土壤檢測、水質分析、種植規劃、以至引入風力抽水機、風光發電整合市電系統、碳化稻穀技術、微生物菌培養及生態廁所等工研院既有技術,令農場得以成為城鄉交界生態農場的第一個原型。

這類原型項目可能更適合在香港發展,因為香港有大量城鄉交界,因發展壓力而不得不變成棕地的農地。政府在大規模以所謂土地共享的方式發展農地之時,民間的回應,除了所謂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以外,也可以增加更豐富的內涵:假如有足夠的科研投入,在開發壓力重大的城鄉交界,也可推動過百個能夠通過嚴格的科學檢測、獲附近社區支持的生態農場,社區種菜社區吃。

香港甚至乎還可以推行種出生物多樣性的生態農場。土地教育基金「梅窩 Farm to Table 農業社區」計劃,就是希望可以跟隨台灣社區協力農業的腳步,在大嶼山南部這個生態價值甚高、而又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地區,推動「社群支持型」模式的農業社區。在初步結合區內農田、餐廳和消費者的網絡後,或者我們就可以更有條件,推動更多的食農教育計劃結合學校,最終希望改變香港人與土地割裂的即食餐桌文化。

延伸閱讀:

巷仔口的農藝復興》,台灣農村陣線,香港社區夥伴協力,果力文化出版

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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