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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世界在變好還是變壞?(下)

2019/12/19 — 9:00

圖片素材來源:Rubén Bagüés , unsplash

圖片素材來源:Rubén Bagüés , unsplash

【文/王偉雄、劉創馥】

前言: 王偉雄與劉創馥兩位教授繼《宗哲對話錄》後,再度合作寫書,也是用對話體,以平實的語言作深入的討論,題目都是他們共同有興趣的,例如「世界在變好還是變壞?」、「民主真的那麼好?」、「情是何物?」、「人工智能值得擔憂嗎?」。本文是「世界在變好還是變壞?」一章的暫定稿,由於全文長達一萬六千字,所以分(上)(下)兩部份刊出。(上)篇已刊出,這是(下)篇。

劉:我們都同意科技和物質生活在進步,並且帶來了一系列的好處;我們爭議的是,這些進步會否帶來某些反效果,尤其是在精神生活方面。當然,有些我們推崇的價值,例如刻苦、堅毅等,可能只在物質條件匱乏、甚至患難中才能發揮和彰顯出來。即使如此,在科技和物質進步的社會,我們理論上還有自由放棄舒適的條件,選擇過簡樸的生活;相反,過去的人卻沒有自由選擇過科技進步和物質豐裕的生活,因此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還是比過去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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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反覆質疑,物質條件豐富了就會產生更多的物質慾望,令精神生活變得貧乏。這點我有些保留,因為物質條件豐富也可令我們有更多資源和空間發展精神生活,例如我之前提及,要培養文化藝術和品味,都需要有豐裕的物質條件。物質條件與精神生活到底有甚麼因果關係,這大概要在社會或集體層面才較容易討論,但我們也可以撇開它們的因果關係,獨立地討論人類精神生活的發展。

我們關心的是世界是否在變好,人類的福祉有沒有改善。你剛才以愛情作為例子,嘗試說明物質條件的進步不一定帶來更好、更高尚的愛情,這點不無道理。然而,若我們撇開物質條件的因素,單獨地思考到底人類的愛情生活有沒有改善,答案我認為是肯定的。今天我們擁有的戀愛自由是過去大部份時間都沒有的,尤其是當我們考慮一些非主流的戀愛關係,這就更為明顯。就以同性戀作為例子,雖然歷史上也有些文化包容同性戀,但同性戀者過去在很多社會都受歧視和逼害。例如現代計算機之父 Alan Turing ,在 70 年前的英國因其同性戀傾向被逼害而自殺,幾十年後的今天,不單同性戀、甚至同性婚姻在先進國家已廣被接受,而 Turing 的肖像還剛被採納為新的五十英鎊鈔票圖案,這不是反映人類的愛情生活整體地大幅進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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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許我還是未能清楚表達我的懷疑,讓我再換一個方式講。記住,我們仍然是在討論從個人層面說,世界是否由於科技和物質生活的不斷進步而變得越來越好。我認為答「是」的人對科技和物質生活的進步有過分樂觀的信賴。當然,有這種樂觀態度的人相信的,不是現在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比古代所有人的好,因為事實顯然不是這樣;我們應該只比較相若的人,例如現代的有錢人和古代的有錢人、現代的哲學家和古代的哲學家等等。

如果你問我,就物質條件而言,寧願生活在二十一世紀還是五百年前或更古,我只要想到冷氣機,便會毫無疑問選擇二十一世紀。可是,如果你問我寧願當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哲學家還是十七、八世紀的哲學家,我想我是會選擇後者的。為甚麼?這可不容易回答。籠統點說,我認為當代的文化和社會環境都不利於深刻的哲學思考 — 生活節奏太快,物慾繁雜,資訊膨脹,實在有太多太多容易令人分心的事物了。假如我們要比較一位當代著名哲學家與一位十七、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兩人都屬於不愁衣食的階層,比如說 David Chalmers 和 David Hume ,比較的是他們哪一位的生命更豐盛;我想,我們不應該只憑 Chalmers 的物質生活比 Hume 的好得多,便得出 Chalmers 的生命更豐盛這樣的結論吧!

我認為現在已沒有哲學史上的那種大哲學家,我心目中最後的一位大哲學家是 Ludwig Wittgenstein 。有趣的是, Wittgenstein 在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的扉頁引用的一句說話也和進步有關,是奧地利作家 Johann Nestroy 說的,英譯是 “The trouble about progress is that it always looks much greater than it really is” ;也許現代人當局者迷,容易錯誤評估世界的進步,以致認為世界變得越來越好。

劉: Hume 當然是比 Chalmers 更偉大的哲學家(除非 Chalmers 以後有十分驚人的哲學貢獻),這點沒有人會持異議,但這並不表示 Hume 的生命比 Chalmers 的更豐盛。眾所周知,Hume 的仕途並不順利,因為他的哲學立場在當時被視為極端,終身找不到大學教席;以他的能力,若活在今天較包容和進步的世界,很可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還有,Hume 終身未娶,這可能因為他根本沒有這種需要,但也可能他是如Turing般有非主流的性傾向,由於不被社會接納而唯有抑壓下來。倘若 Hume 活在今天,他也會享受到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種種好處,但對 Hume 這類人,豐富而舒適的物質生活可能並非很重要,雖然我猜想他也會如 Chalmers 般,享受去不同地方參加學術會議,與眾多學者切磋之餘,還可遊歷世界各地。

此外,若 Hume 活在今天,他必定會享受現今社會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保障、對異見的包容和對非主流生活方式的接納;我相信這些文化層面的進步,對 Hume 而言是重要得多的,也會令他的生命變得更豐盛。這些文化層面的進步,無論是否來自科技的進步,都反映我們的世界正在變好。今天的確難以出產十七、十八世紀那種大哲學家,這或許令人感到今非昔比,但當中涉及很多因素,我們要避免過份美化過去。這也是 Hume 對我們的提醒:“The humour of blaming the present, and admiring the past, is strongly rooted in human nature, and has an influence even on persons endued with the profoundest judgment and most extensive learning.”

王: Hume 的說話是很好的提醒。老實說,我在大學主修的是中國文學,而且集中於古典文學,因此較一般人容易發思古之幽情;不過,我也時常警惕自己,不要美化或浪漫化古人的生活。無論如何,我剛才比較 Hume 和 Chalmers,意思不是 Hume 的生命一定比 Chalmers 的更豐盛;我只是指出, Hume 雖是古人,但和同是哲學家、同是豐衣足食的現代人 Chalmers 比較,整體生活未必較不豐盛,甚至可能更為豐盛。

說到這裏,我想起《道德經》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Chalmers 的生活比起 Hume 的,就是多了很多現代科技和物質條件提供的五色、五音、五味,令人馳騁畋獵,雖不真的會發狂,但很可能經常處於追求而不得滿足的狀態,也可能令 Chalmers 比起 Hume 較不能專心研究哲學。我說 Hume 的整體生活可能比 Chalmers 的更為豐盛,不過是這個意思。

說得籠統一點,我認為同是豐衣足食者,在古代比在現代較容易活得快樂;至於追求精神生活的豐盛,如果已無衣食之憂,那麼,我認為也是在古代比在現代較容易達到目的。

這都只是從個人層面看,要是從人的集體世界這個層面看,我沒有那麼抗拒「世界變得越來越好」這個說法。物質生活的進步固不待言,社會思想方面的進步也很明顯和重要,例如你提到的對同性戀的接納、思想和言論自由以及對異見的包容,還有女權和人權的觀念等等,這些進步令人在集體生活中得到越來越公平的對待和較大的保障,而且看來會繼續進步下去。

然而,人的集體世界也不是一面倒向好的方面發展,例如經濟發展衍生消費主義,令人越來越重視物質享受和嚴重浪費資源;科技的進步令軍事武器殺傷力倍增,雖然現代的戰爭沒有古代的那麼頻繁,但現代戰爭的傷亡人數卻遠超古代的。

劉:不錯,科技的進步也會帶來新的危機。軍事武器殺傷力的確不斷大增,現代的戰爭可以造成遠遠地更大的傷亡,甚至滅絕人類。然而,二十一世紀是人類史上科技最進步的時代,有殺傷力最大的武器,但二十一世紀至今卻是人類史上最和平、戰爭傷亡人數比例最低的時代;雖然有零星的區域性戰爭,卻沒有大規模的死傷。這可能是因為二十一世紀只過了不足五分一,將來或許有死傷數字驚人的世界大戰。不過,即使我們回顧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雖然已有核子彈等殺傷力極大的武器,但戰爭的傷亡人數比例上並不比過去為高。

當然,兩次世界大戰加起來死了幾千萬人,數目上比過去的戰爭為高,但我們要同時考慮人口基數的差異。因為二十世紀人口比過去任何時代都高很多,若計算因戰爭而死的人口比例,二十世紀不比過去任何一個世紀為高。 Steven Pinker 在 2011 年出版的 The Better Angles of Our Nature 有詳細的數據和分析。 Pinker 指出,尤其是那些還未有國家組織的原始族群,他們雖然可能只有石頭或弓箭等原始武器,但有些考古研究發現那些原始族群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比例可以高達 60% ,平均也有 15% 。與之相比,二十世紀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估計只有 0.7% ,比遠古時代的低得多,也低於十七世紀現代科技剛興起時的歐洲,當時的宗教或國族戰爭估計導至 2% 人口在戰爭中死亡。

另一方面,現代戰爭產生的影響可能比過往大,但即使把由戰爭引起的屠殺、飢荒和疾病也一併計算在內,整個二十世紀直接或間接地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比例也大概只有  3% 。由此可見,雖然科技進步了,武器的殺傷力增大了,但戰爭傷亡的人數比例卻不一定上升。現代社會不單減少了戰爭,也發展出更文明的守則規範大殺傷力武器的使用。

王:戰爭中的傷亡是人類文明的一種禍害,這種禍害的程度是否應該以人口比例來衡量,我認為值得商榷。死了幾千萬人比起死了幾十萬人,也許無論如何都是更壞的情況,不必看人口比例如何。打個比方:兩個家庭都有孩子在相若的年紀夭亡,第一個家庭是六個孩子死了兩個,第二個家庭是兩個孩子死了一個,前者的人數比例是三分一,後者是二分一,我們是否應該認為第一個家庭沒那麼慘呢?至少答案是不明顯的。

此外,現代戰爭的傷亡人口比例較古代的為低,是因為現代人口膨脹,而那也是科技進步的結果。然而,人口激增並不是好事,無論是對人類本身還是對整個世界而言,尤其是在人口過剩 (overpopulated) 的地區。在「人口激增並不是好事」這個前提下,「現代戰爭的傷亡人口比例較古代的為低」是好是壞,就更值得商榷了 — 現代戰爭的傷亡人數夠驚人了,這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壞事;可是,由於科技進步帶來人口激增這另一壞事,我們竟然要認為前者其實沒有看來那麼糟糕,那不是應該令人感到疑惑嗎?

從人口膨脹,我想到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要同時從個人層面與集體層面來解釋,才講得清楚。現代科技的進步,不但令人的數目快速增長和令人的壽命大大加長,也令人所屬的群體和組織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還有另一方面,就是這個發展令人在各種工作上的分工越來越細。這些情況導致一個問題,可以稱為「個人的零件化」。我的意思是,現代人大都是在做著大群體或大組織裏的小分工,像是大機器裏的小零件,很少工作是自己一手一腳完成的。當然,現代社會的生產力和效率遠勝從前,但代價是人的發展受到更多和更大的局限,較難在工作上得到創造感和價值感。這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問題,是現代才有的。

劉:六個孩子死了兩個,比起兩個孩子死了一個,情況好像並非較好,甚至有人會認為死了兩個人是更差的事情。可是,同樣是死了兩人,若出現在一個有六萬個孩子的群體,我們會認為是遠遠地較佳的情況,比起兩個孩子死了一個也是幸運得多。我們思考世界是否進步了,最有代表性的指標是社會的平均狀態,例如我們若要比較現在和過去的教育水平,我們會比較不同時期的整體識字率和入大學率等數字,而非比較識字者和大學生的人數。

至於人口激增是否好事,的確是值得爭議的課題,但這是一個獨立的議題,不宜與戰爭的慘烈程度應以死亡率、還是死亡人數來衡量混為一談。人口過剩當然不是好事,但是否「過剩」取決於環境和技術因素,例如農業社會時的香港可能只能養活幾萬人,但隨著科技進步,幾百萬人也能生活在這個地方,只要規劃得宜,大家也可有不錯的生活質素。簡言之,世界是否人口過剩要視乎是否有可持續 (sustainable) 的方法,維持甚至改善人們的整體生活質素。我一直強調我們的整體生活質素在不斷改善之中,至於這種生活質素是否以可持續的方式來維繫,我就不太肯定了。

現代社會的確有你最後提及的「個人零件化」情況,但正因為我們分工越來越精細,才有高效率的社會,才可在各個領域不斷突破。這種好處或整體的進步是否也可以構成個人的創造感或價值感呢?

王:就算只是看社會的平均狀態,人類在科技上的進步,也不是一直都相應地提高人類的平均生活質素。最好的例子莫如十七、十八世紀在歐美發生的工業革命,那的確是令人類的生產力大大提高,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可是,其中的資本主義動力同時衍生很多社會問題,大量工人─ 包括很多童工 ─ 被嚴重剝削,幾乎每天都要長時間勞動,只換來微薄的收入,生活十分悲慘。這個發展令少數人迅速富起來,可是,歐美當時的人不見得平均生活質素提高了。

當然,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不再像工業革命時那樣受雇主剝削,但貧富懸殊的情況仍在,而且在過去二三十年變得越來越嚴重。此外,就算現在的情況暫時是變得越來越好,也難保證另一個科技上的突破不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製造新一輪的悲慘世界。

其實科技是一種力量,凡力量都有機會被濫用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災難,例如人類現在正積極開發的基因改造、量子電腦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如果完全成功了,是不是一定利多於弊,根本難以逆料。簡單如鐵路和火車,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還未有這種科技,納粹德國便不能在那麼短時間內殺害幾百萬猶太人,當然還要借助毒氣室技術。假如納粹大屠殺沒有發生,我們恐怕不會將火車技術與屠殺的效率拉上關係,但那不表示兩者不可以有關係。科技發展永遠有潛在危機,科技越發達,潛在危機越大;因此,現在人類面對的潛在危機比古人面對的大得多了。

人類文明在各方面的進步都是有代價的,問題是付出與所得相抵下,結果是正還是負而已。我一直堅持的論點,不過是此中的正負不容易計算,我們沒有理由一味樂觀。

劉:工業革命初期的剝削情況的確十分嚴重,當時一般人的生活質素說不定比工業革命前還差,但這些社會問題可能是任何革命性轉變難以避免會帶來的。然而,若我們把時間長廊拉闊一點,這些問題後來都得到大幅舒緩,因此可看成是整個進步歷程中的過渡性轉折。不過,你正確指出了,雖然現時一般人不再像工業革命初期那樣受剝削,但貧富懸殊問題仍在,甚至可能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我剛才提及 Pinker 在 Enlightenment Now 討論了人類眾多不同領域的進步,書中也有探討貧富懸殊 (wealth inequality) 問題。 Pinker 承認貧富懸殊在 19 至 20 世紀大部份時間都在不斷加劇,反而近年有緩和或減輕的跡象,但 Pinker 最主要的論點是減少貧窮比減輕貧富懸殊重要得多,他甚至以香港為例子:“Wealthy but unequal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re often socially healthier than poorer but more equal countries, such as those of ex-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這幾乎是整本Enlightenment Now 中我最有保留的論點。古言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我認為嚴重的貧富懸殊對社會整體傷害甚深。無可否認,人類的整體財富在增加之中,最貧窮的國家人民生活質素也有改善,但若貧富懸殊也在加劇,總體而言是好是壞,則是難以判斷。若 Pinker 引用的數據正確,貧富懸殊近年有減輕的跡象,這當然是好事。

科技發展自然會有潛在危機,科技越發達,潛在危機越大,這看法沒錯;但潛在危機本身不一定是壞事,例如核子武器的「相互保證毀滅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潛在危機,反而產生了一種互相制衡的嚇阻作用,結果令人不敢使用核武。你認為哪些潛在危機是最嚴重,最有可能破壞、甚至毀滅人類文明呢?

王:歷史的發展沒有必然性,工業革命之後工人的待遇逐漸改善,那是歷史的偶然。世界是否變得越來越好,已非明顯,否則我們不會就這問題討論這麼久。然而,正如你指出過,就算世界到目前為止真的是變得越來越好,那也不保證將來會繼續變好。科技發展帶來的潛在危機令我們有理由擔心人類的福祉在不久的將來會受到嚴重破壞,例如我剛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和基因改造技術,都是有極大潛在危機的科技;這些潛在危機,不能單說一句「它們不一定是壞事」便輕輕帶過,因為每一個危機都是獨特的,過去的一個危機沒有毀滅性的後果,這個事實不能給我們任何理由相信,其他的危機也會只是虛驚一場而已。

不過,將來如何,的確難料,我們就說回已知的過去和現在吧。我想,你應該同意,如果著眼於世界整體,即地球及其上的一切,人類的文明及科技發展已經令到世界變得越來越差了。不過,在繼續討論世界整體之前,我想回應你剛才有關「個人零件化」情況的問題。

你問我,分工精細帶來的好處或整體進步,是否也可以構成個人的創造感或價值感,我的看法是,那些極少數屬於領導階層的人也許可以從中得到創造感或價值感,但絕大部份人都不可以,絕大部份人都有「個人的零件化」的存在感受。我認為這是現代人難以避免的問題,看來連哲學家也不例外,在哲學研究專業化分工之後,哲學家也容易感到自己不過是「哲學大機器」裏的「零件」。

劉:我同意現在絕大部份哲學家只不過是哲學大機器裏的零件,今天最出色的哲學家也比不上以往的 Aristotle 或 Hume 等大哲。然而,若我們早幾百年出生,恐怕連當一件「哲學零件」的機會也沒有,可能只會做個農夫或工匠,說不定還是個文盲!今天的大哲學家沒有過去的那麼偉大,成就沒有那麼高,價值感可能也沒有那麼強;但我們今天要參與哲學活動,甚至以此為職業,卻比以前容易得多。

農夫或工匠能親手種出農作物或製成產品,的確會有種具體的滿足感,可是,即使撇開這類工作之艱辛,過往的工作也是十分刻板的;而更重要的是,過往的工作種類比今天少得多。個人零件化是建立一個複雜社會的代價,而複雜的社會才能容許多元的生活模式。原始的狩獵採集 (hunter-gatherer) 社會基本上只有狩獵和採集這兩種「職業」,農業革命令社會變得複雜,以致產生了新的職業,而工業革命和當今的資訊革命更徹底改變了社會結構。今天的不少職業或許枯燥乏味,但先進地區的大部份人至少比過往多了閒暇,可以發展個人興趣。總括而言,我並不覺得現代人的個人創造感或價值感比古人的低,況且有些職業也是頗有趣的。我女兒早陣子有時說她長大後要當個 YouTuber ,我初聽時有點不以為然,但想深一層,這不失為一種有趣、有滿足感、甚至很有價值的工作。

你還有提及,你認為我會同意,如果著眼於世界整體,人類的文明及科技發展已令世界變得越來越差。你可以解釋多一點嗎?說不定我並不同意呢。

王:你說得對,若我們早幾百年出生,恐怕連當一件「哲學零件」的機會也沒有,可能只會做個農夫或工匠;可是,做當今的「哲學零件」,比起做古代的農夫或工匠,是否一定更好?我認為答案至少不明顯是「一定更好」。

我也同意現代人的職業選擇比古代人多,有些職業能給人創造感或價值感,但整體而言,現代人絕大多數是當各式各樣的「零件」,很少人在工作上得到創造感或價值感;上班只是為了掙錢,有些甚至很討厭自己的工作,每個星期最渴望的就是週末不用上班的那兩天。那種營營役役的無奈,恐怕古代的農夫或工匠不會那麼強烈感覺到。

至於人類的文明及科技發展已經令到世界整體而言變得越來越差,我指的是人類大規模破壞大自然、各種活動終於引致有災難性後果的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以至為了製造食物而令極其大量的動物受苦。說世界整體變得越來越差,相信已是很明顯的事了。

劉:無可否認,工業革命以來的科技發展改變了大自然的面貌,造成了不少環境災難,全球暖化更是人類當前最大的危機。然而,所謂「災難」和「危機」主要是對人類和動物而言的。例如,運油輪漏油會造成生態災難,導至大量海洋生物死亡,人類的健康受損;但海洋或地球本身沒有感覺,對這些死物而言,根本未必有所謂好壞之別。有些哲家認為自然現象、尤其是生物的多樣性本身有自足價值,按此標準,人類的發展令大量生物絕種,就等於令世界整體變得越來越差,但人類同時亦創造了大量新的建築、文化和科技產品,或許世界的總體多樣性並沒有減少。

無論如何,我認為好壞之別主要是對有意識和感覺的對象才有意思。對人類而言,我認為大致上世界是在變好的,這點已經討論了很久。對動物而言,我相當程度同意你的觀點,科技的進步對大部份動物而言都是災難。不單很多物種絕種了,即使某些動物能大量繁殖,但牠們可能生不如死。現代的農場和食品工業為了效率和利潤,用了很多慘無人道的方法飼養牲畜,令牠們承受遠比在自然環境生活更大的痛苦。當然,有些生物可能特別適應現代的城市生活,也有些寵物受到帝皇般的對待,但牠們只是少數幸運的生物,大部份動物的生活環境的確不斷被人類破壞。

然而,我們同時不能否認,這幾十年有關動物權益的意識不斷提升,越來越多國家立法規管飼養牲畜的條件,也有越來越多人關注動物的福祉,例如身體力行成為素食者 (vegetarian) 、甚至嚴格素食者 (vegan)。就著這個趨勢,我反而對動物福祉的前景感到樂觀。

王:原來你比我以為的更加樂觀!我真不明白你為何可以這麼樂觀。就說動物權益吧,經過一些積極分子 (activists) 幾十年的努力,現在確實多了不少人意識到動物權益是個道德問題,可是,改變自己的行為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呢?仍然是少之又少 — 跟很多人一樣,你和我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但照舊吃肉。大多數人的大多數行為是自利和短視的,而且對很多問題都抱有「眼不見為淨」的心態;少吃一點肉也許不難,但戒絕吃肉?那就是太大的犧牲,還是君子遠庖廚而肉照吃算了。

合力保護環境和對抗全球暖化也是同樣光景,大家對問題的意識都增強了,都多關注了,可是,在行為上配合的人,跟動物權益問題的情況一樣,是少之又少。對抗全球暖化當然不可能單憑人民日常行為上的改變,政府的大方向政策才是關鍵;可是,極權國家沒有推行對抗全球暖化政策的動機,而先進的民主國家,如果沒有極強大的民意推動,政府也是不會積極改變重大政策的。因此,無論是動物權益問題還是全球暖化問題,我的看法都是悲觀的。我的預測是,五十年後人類會因全球暖化引致的大災難飽受痛苦,動物權益則沒有大改善,而動物將會與人類一同受全球暖化大災難的苦。

也許科技的持續進步可以舒緩這些問題,但我認為這些科技恐怕是來得太遲了;全球暖化問題固然很快就會到達 point of no return ,就是動物權益問題,雖然培養肉 (lab-grown meat) 的研製已有大突破,但要推出市場,大量供應,做到價錢合理,而且大多數人願意用它來代替傳統的肉類來源,那是漫漫長路,現階段嘛,是連起步也談不上!

相信你一定認為我過份悲觀,但我則認為你過份樂觀。我明白你樂觀的理由,你也明白我悲觀的理由,我不認為自己比你聰明,也不認為我對有關事實的認識比你的豐富,相信你對我的評價也是這樣;可是,我們談了這麼久還是未能說服對方或達成共識。在英美分析哲學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 近年有一個「熱門」題目,叫 “disagreement among epistemic peers” ,我們剛才的討論應該是這種 disagreement 的一個好例子。

劉: 是的。相信繼續討論下去也不會很快達成共識,只是加添一些論點細節而已。然而,對於我們能否慢慢減少分歧,甚至最終達成共識,我沒有你那麼悲觀啊!也可能是我太樂觀吧。不過,我們暫時就在這裏結束,希望讀者能從這個討論得到思考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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