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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謬誤:「作者已死」的另一種宣告

2017/8/8 — 10:30

1946 年,一篇名為〈意圖謬誤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的期刊論文引起軒然大波,作者是兩名美國學者:文學理論家威薩特 (William K. Wimsatt) 與哲學家比爾茲利 (Monroe C. Beardsley) 。1他們所創造的術語「意圖謬誤」成為西方文學理論圈家喻戶曉的名詞,戰場更延伸到英美分析美學的討論,其所引起的詮釋學爭論,至少在分析美學的圈子內,尚未休止。

〈意圖謬誤〉所要挑戰的是當時盛行的「傳記批評 (biographical criticism) 」。這種文學批評方式將作品視為作者人生的反映,繼而主張要了解作品的意義,我們必須知道作者的生平以及關於他的諸多細節,才能找到線索來對作品進行正確的解讀;這些細節當然包含作者的創作意圖。但是,這樣的評論方式最後使得作者的傳記資料反客為主,成為評論的重心,待詮釋的文本反而退居次要,評論家變成在研究作者而不是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威薩特與比爾茲利合寫了〈意圖謬誤〉來攻擊這種有意圖主義 (intentionalism) 傾向的詮釋學立場。他們認為,詮釋作品時若訴諸作者意圖,便是犯了意圖謬誤。

簡單說,意圖主義主張作者的意圖決定了作品要表達什麼,因此詮釋者必須訴諸作者意圖來解決詮釋上的困惑。威薩特與比爾茲利的立場恰恰相反,因此被稱為反意圖主義 (anti-intention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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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意圖主義的核心主張是,作品有自主性 (autonomy) ,作品的意義由作品自己決定,不被作品之外的事物所決定。既然文學作品是一個文本 (text) ,那麼文本的意義就是作品的意義。但文本的意義怎麼來的?答案是,透過語言慣例 (linguistic convention) 。字詞都有固定的意思與使用方式(不然怎麼會有字典這種東西?),這種慣例是客觀的,不但決定了作品意義,也是我們得知作品意義的管道。透過掌握字詞語句的意思,我們自然能推敲出更大語句單位的整體意義。例如,當我們閱讀伊索寓言時,我們是如何得知寓言背後的意旨?需要去問作者嗎?反意圖主義者認為不必,透過語言慣例我們自然能夠推知答案。既然如此,從事傳記批評的意圖主義者們便完全搞錯了方向。

威薩特與比爾茲利用了一個兩難論證來說明,詮釋作品時,走出作品之外訴諸作者意圖的舉動要嘛不必要,要嘛不充分。論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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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一)作者的意圖要嘛成功在作品中實現了,要嘛失敗了。

(前提二)如果作者成功在作品中實現他的意圖了,那麼我們便沒有必要走出作品之外尋找作者意圖來得知作品意義。

(前提三)如果作者沒有成功實現其意圖,那麼在作品之外尋找作者意圖來得知作品意義的舉動便不充分。

(結論)在作品之外訴諸作者意圖的舉動要嘛不必要,要嘛不充分。

這個兩難論證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它的內涵後來證明超乎威薩特與比爾茲利的預想。我們仔細來看看這個論證到底傳達了什麼。

首先,在知識論的層面上,它證明了我們不必透過得知作者意圖來得知作品意義。這是因為如果作者意圖實現成功了,我們自然能夠從作品中得知作者意圖(並得知作品意義);作者意圖實現失敗了,要知道作品意義,我們只能從作品本身去探查,訴諸一個已經無效的意圖顯然沒有任何幫助。因此無論如何,要得知作品意義,我們並不需要走出文本之外。

在形上學的層面上,這個論證承認了成功實現的作者意圖可以決定作品意義,但爭議之處就在此。如果我們承認有成功實現於作品內的作者意圖,不就等於已經承認作品並沒有完全的自主性?2再者,承認這樣的意圖似乎說明了成功實現的意圖對詮釋來說仍是相關的 (relevant) ,若此,訴諸成功實現的作者意圖是否還能稱為意圖謬誤?

另外一個麻煩是,兩難論證已經預設了作品本身可以決定自己的意義(透過前面提過的語言慣例),那麼「成功實現的作者意圖可以決定意義」這件事便顯得相當多餘。如果作者希望傳達「權力會使人腐化」的主旨,而作品讀起來的確是如此,那麼此意圖便成功實現;設想如果作者懷有的是另一個意圖,那麼這個意圖便失敗了,而按照語言慣例,作品的主旨仍然會是「權力會使人腐化」。既然無論如何語言慣例都可以決定作品意義,那麼作者意圖永遠無法單獨地、充分地決定作品意義。3如果是這樣,反意圖主義者何不乾脆主張作者意圖無論如何都無法決定意義?換句話說,在決定作品意義這件事上,作者意圖的角色在反意圖主義的論述中並不清晰。

這個兩難論證所留下的詮釋難題讓後來的學者爭論不休,但似乎已經留下一個伏筆:反意圖主義無法完全擺脫作者意圖。這點在後來威薩特與比爾茲利各自的著述中得到證明,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4

註腳

[1] William K. Wimsatt and Monroe C. Beardsley,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The Sewanee Review 54 (1946): 468-488.
[2] Colin Lyas, “Wittgensteinian Intentions,” in Intention & Interpretation, ed. Gary Iseminge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2-151.
[3] Stephen Davies,The Philosophy of Art (Malden: Blackwell, 2006), 118.
[4 最近關於意圖謬誤的詮釋爭論發生於 Noël Carroll 還有 Stephen Davies 之間,他們的文章重點並非在反意圖主義,但的確針對該立場發生了局部性的論戰。首先是 Noël Carroll 發表了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SztukaiFilozofia42 (2013): 7-20; ref. on 8-9 。接著 Stephen Davies 寫了回應 “Modest Actual Mentalism: Questions and Comments,”SztukaiFilozofia 44 (2014): 13-17; ref. on 13-14 。最後是 Carroll 的回應: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Redux :Responses to My Commentators,”SztukaiFilozofia 42 (2014): 37-45; ref. on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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