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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儒家倫理與武松殺嫂

2019/2/25 — 9:43

《水滸傳》成書距今約四百多年,在此之前,它的底本乃來自民間的說唱材料以及一些短篇故事。施耐庵將這些材料寫成現在的小說文體,當然才思過人,功不可沒。但在這個過程裡面,有創造也有綜合的成份。作為一本文學作品,《水滸傳》的特異之處,在於它保留了一種平民氣息,恍惚重現了數百年前市民百姓的精神面貌及價值觀。它歌頌力量,突出大來大去的直性氣魄。對此,金聖嘆、李贄及牟宗三都甚為褒讚。

但同時,《水滸傳》傳厭棄文人,糟質女性。它的所謂英雄好漢,常常殺人放火,魚肉百姓。對於得罪了他們的文官,水滸英雄復仇時更往往是一門老小地屠戮,或者把仇敵綁起來(如黃文炳),逐片割肉烹炙之,由眾英雄輪番把酒享用。在現代人眼中,水滸世界的倫理觀龐雜混亂,眾英雄尤如化外之民,令人難以理解,甚至感到恐懼。現代讀者應該怎樣解讀《水滸傳》呢?到底我們的世界和水滸世界的差異象徵著現代文明的道德優越性,抑或它祇是彰顯出現代人在德性上的遲疑和無力?

武松在古典評論者眼中,地位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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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在此討論這些大問題,我想由下而上地窺探水滸世界。在這篇文章,我會討論武松殺嫂:武松和潘金蓮的故事是《水滸傳》最深入民心的故事。後來的金瓶梅更以此為楔子,引出明人詭異的情慾關係。武松殺嫂的故事梗概很多人都耳熟能詳,但是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在《水滸傳》古典評論者眼中,武松具有崇高的地位。金聖嘆說他是天神(或天人),李贄說他才是真正的周公(意思是武松才是制禮作樂的祖師)。他們對武松的這種評價,很大程度上與武松在殺嫂一事上表現出來的神威有關。不過,數回之後,武松在鴛鴦樓殺害張都監一門老少共十五口人命。這個天神,為何一發而狂怒至此,而這又反映出武松的怎樣的品質,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不過篇幅所限,不能在此談論鴛鴦樓了。

武松殺嫂這一幕,涉及的人物基本上除了武松和潘金蓮外,還有武大郎、王婆和西門慶等。內容大致上是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姦,遭金蓮的丈夫武大郎撞破,混亂間西門慶踢傷了武大,然後又與王婆設計毒害他(由潘金蓮落手)。及後武松回來,得悉事件,經明查暗訪後,携著證人證物報官。可惜知縣受了西門慶的賄賂,對武松的申訴拒不受理。武松知悉知縣的態度之後,心中已有盤算。遂在武大的頭七之日,邀請四位鄰舍及王婆,在家拜祭武大,並且進行復仇,之後到官府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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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嫂一幕,重點不在殺人

我覺得殺嫂這一幕,重點不在殺人。以武松的神力,要解決幾個歹人的性命,真是輕而易舉。武松所作的,是要為武大取回公道。為此,最理想莫過於透過公權力進行,所以武松才有報官一著。後來這條路行不通,武松才選擇以自己的方法復仇。值得留意的是:武松選擇透過祭祀的活動復仇,除了因為祭禮有昇華情感、構建倫理秩序的意義之外,祭禮作為一種社群活動,亦有鄰舍參與的成份,讓左鄰右里見證對錯,彰顯公義。在小說裡面,武松所「邀請」的四鄰,分別是賣冷酒的胡正卿、開紙馬鋪的趙仲銘、開銀鋪的姚文卿,以及賣「餶飿兒」的張公。(「餶飿兒」是一種類似餃子或餛飩的點心,烹煮的時候熱氣騰騰。)金聖嘆說此四鄰的生意,暗喻酒色財氣四種害人之物。在致祭之時,武松先與王婆金蓮對質,再由胡正卿記錄供詞,然後才下手剖了金蓮。在此之前,武松兩次拜祭武大,堆盤滿宴。金聖嘆都批曰:「一番設祭,未算設祭。」直至武松手刃了金蓮,把其心肝五臟供在靈前,金曰:「第三次設祭,方是設祭。」

要透過殺嫂祭祀,來為武大討回公道,讓天下知道武大的冤屈,真是不容易。金蓮和王婆對武松冷眼旁觀固不待言,就算是上面的四鄰,雖然心中知道是非,但都甚為冷漠。所以武松才會既以禮待之(「眾高鄰休怪小人粗鹵,胡亂請些個」),又要偶爾兇神惡煞,才請得動他們。但是殺人、發惡、逼人做證,都是外在的手段而已。祭禮作為一個祭祀的活動,要令它產生意義,當事人須全程保持真誠、專注和恭敬。所以一般的祭祀活動都有既定的儀軌,讓履行儀式的人可以恰如其分地表達心意。致祭是一個相當儀式化的活動,沒有多少個人發揮的餘地。致祭之難亦都在此,誠與偽幾乎是一線之差而已。

武松的行為藝術

武松的祭祀活動與傳統祭禮的最大分別,就是武二之祭並不是遵循一個既有的規範進行的,傳統儒家致祭文化雖有教化的意圖,但基本上都是先有外在的禮儀要求,然後人在行為上符合之。至於武松,其致祭的動機與執行形態是由內而外的,他既需要隨機而行,不斷與環境互動,又要全程保持克制,不能魯莽任性。整個祭禮若在執行上有所差池,代價可以很大。例如如果未押字就殺人,或者手刃金蓮時讓她掙扎太多,場面狼狽,或者甚至殺錯了人,那麼武松非但未能為兄長取得公道,反令一家聲名狼藉。

所以殺嫂的凶險,不下於前回武松打虎。殺虎之難,在於人要赤裸裸地和大自然角力,著著有進無退,因為懦怯者必死無疑。殺婦人則難在周全,難在慷慨之中不缺禮,不缺莊嚴。這場祭祀既是人生大事,亦是儒家行止中最難做得恰當的事。在此,祭祀之禮,與其說是做给亡靈看的,不如說是一種行為藝術,要透過一組具有抽象意義的行為來給予虧欠的人生一個總結。且看武松殺潘金蓮的一幕:

(武松)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仇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著。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著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摳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凶,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個諾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眾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貫華堂本 25 回)

看金氏的眉批,從上半段武松動手殺人,金聖嘆句句說「駭疾」;到下半段插刀、洗手、唱諾,金聖嘆又句句說「自在」。武松的神威,乃在於他動手的時候在電光火石間無想無念地行事;完了又從容有緻地整頓自身,對受驚的鄰舍安慰道歉。這種狀態,並不是普通人能有的心地。這是武松在絕境的拚死回應,近乎《禪宗無門關》所言:「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

李贄說武二是真正的周公,因為他在這場祭禮中,表現了超乎常人的駕馭能力。在祭祀的過程,武松的身份既是受害家屬,又是祭司,又是劊子手,甚至是上帝。作為家屬,他要悲戚;作為劊子手,要果斷;作為祭司,要莊嚴;作為上帝,要公義。李贄形容武松是「動容周旋中禮者」,此語出自《孟子•盡心篇》,意思是武松的舉止,雖然隨意自在,卻已無不合乎禮的要求。所以他堪稱德行完滿者(「盛德之至」)。

儒家文化的復仇傳統

武松殺嫂一幕背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當然不是《水滸傳》獨有,而是承接了二千多年來中國文化血親復仇的傳統。儒家孝道一方面要求子女事親敬親;另一方面,假如父母受辱,或為人所害,其子女有復仇的責任。這一點,在《論語》和《孟子》都沒有怎樣提及,但在《禮記》和《春秋》都有所載,例如《禮記•曲禮上》云:「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國。」意思是父親的仇要報,子女不能與仇敵同在一個天空下活著;兄弟被害,尚存者在那裡看見仇敵都要馬上擊殺之,不必回家取兵器;朋友被害,尚存者亦不與仇敵共處一國。是以復仇的行為,雖然對法治有所沖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亦鞏固倫常關係。

復仇之舉,自漢以降,迨至唐初,雖有所爭議,但整體都為建制所包容甚至同情。例如明代張楷在《律條疏議》中說:「尊長被殺,義在復讎。和而不舉,是忘尊也。……卑幼被殺,尊者私和,則是恃尊以忽其幼。」大意指若尊長被害,後人選擇私和而不復仇,是不重視尊長的行為;若幼少者遭害,尚存者不復仇,亦是忽視幼少之舉。其實換個角度來看,我們亦能理解為甚麼水滸中人對付世仇時往往一門老少地屠戮,因為在這種五倫關係的約束下,你仇敵的後人亦將成為你的禍患。

結語:文學和自我的追尋

在這篇文章,我雖然說要討論武松殺嫂的道德意義,但我用了大部份的筆觸解釋其行為何以為人稱頌。我當然不主張大家學習武松,在現代社會的環境下報恩報仇。我相信文學可以為人提供一個特殊的空間以沉思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尤其是一本像《水滸傳》一樣沉澱了歷史文化和前人生活經驗的作品,我們很難說得清它提出了怎樣的道德教訓或行為指引。無論批評它鼓吹暴力也好,說它支持農民起義也好,都會極度簡化了文學、歷史和人的關係。

《水滸傳》雖然是我們先祖的文化遺產,但是由於當代的讀者經過了現代文明的洗禮,我們看它讀它,恍惚讀著一本異國風物誌。讀武松殺嫂,或會看見一個狂漢在道德陷落的亂世中,像唐詰訶德般企圖重整孝悌的地位與秩序;有時又會看見一些追求自由的女性為男性所壓逼和殘害。到底誰對誰錯?誰是誰非?到底我們在看著別人的世界,還是看著自己而已?或者文學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和我們之間有一種既遙遠又親切的關係。透過它,我們或可重塑自我,以及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文化底蘊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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