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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哲學.四】從中國禁止慶祝聖誕節談到宗教自由和多元文化主義

2018/12/29 — 12:05

via pex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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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香港聖誕節都會充滿節日氣氛,街上隨處可見聖誕佈置、燈飾和聖誕樹;但這樣的場景搬移到中國一些城市,卻變成當局嚴加防範和整肅的項目。今年聖誕節前夕,中國多個省城(如湖南、遼寧、河南等)的大小學和政府部門都下達命令,禁止慶祝平安夜和聖誕節。

然而,中國當局否認有此禁令。據《環球時報》所稱,這只是「對聖誕節慶祝活動及商家促銷活動進行更嚴格的管理」。廊坊市政府人員同樣表示,今次命令是為了保持城市的整潔環境和禁止商家過度的促銷活動,而非禁止聖誕節。但若真如此,當局應該禁止更為繁華喧鬧和極度商業化的新年春節才對。

聖誕節觸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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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當局忌諱聖誕節並非今年獨有。去年聖誕節前夕,湖南衡陽政府當局就發佈通知,要求官員及其親屬不要過「洋節」和參與任何有西方背景的宗教活動。為什麼中國當局那麼害怕人民慶祝聖誕節?因為它包含了兩個近年中國政府特別恐懼的元素:西方文化和宗教色彩。

中國政府一直自稱要走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普世價值定性為西方價值,不適用於中國國情。聖誕節是西方文化的標誌性節日,遭受中共抵制,實很符合中共一貫以來的政治做法。今年官方便把聖誕節定性為「西方文化入侵」,要人民「自覺抵禦西方文化侵蝕」、「樹立文化自信」(相關禁令的使用字眼),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和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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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有大量受歡迎的「洋節」,如兒童節、婦女節、父(母)親節等,為什麼偏偏只選中聖誕節?這就牽涉第二個元素:宗教。中國共產黨一直以無神論自居,更對宗教處處提防。中共很瞭解宗教的政治力量:宗教團體往往是一個凝聚力極強的社群,而且獨立於國家體制,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

著名憲法學者 Mark V. Tushnet (1988) 便提到這種政治力量:「宗教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在建立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制度過程中能挑起信徒最深切的激情。 [1] 」 Tushnet 認為宗教作為獨立於國家的團體,它的道德指導和信仰熱情有時能給予人民強烈的政治信念和情緒,以遏制國家的極權主義傾向。法學教授 Stephen L. Carter (1993) 也引用托克維爾的分析,認為宗教在關鍵時候可以充當「對抗政府暴政的壁壘」,因為信徒普遍認為聽從宗教信仰的良心高於服從國家權威 [2]

所以,當西方文化和宗教色彩兩個最為現今中共忌諱的因素結合起來,就構成了聖誕節的死罪,必須加以打壓。

政府禁止宗教節日有錯嗎?——宗教自由及其限制

中國政府基於何種原因禁止聖誕節是一回事,這樣的禁令是否錯誤又是另一回事。為什麼政府禁止人民舉辦或參與宗教節日就是錯誤的呢?一個最簡單的回答便是它侵犯了宗教自由。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因為在國際法之中就列明了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例如《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條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也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是後續還有兩項限制條項:「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因此,中國政府絕對可以「依法辦事」,禁止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宗教活動。

事實上,即使是最自由的民主國家對宗教自由的邊界也存在爭議,其中一些宗教活動甚至受到政府或法院限制。因此,如果我們要更深入思考今次事件,就必須回到三個最基礎的問題:第一,什麼是宗教自由?第二,為什麼人民應當享有宗教自由,或者說,為什麼宗教自由是基本權利?第三,宗教自由的限制條項應當是什麼?

宗教自由的第一個難題:何謂宗教活動?

一般而言,宗教自由是指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宗教信仰(或選擇不信仰任何宗教)和實踐相關的宗教活動;宗教自由和其他自由權利一樣,屬消極自由,要求國家政府不得加以干涉。但它也和這些消極自由一樣,往往在適用範圍上存在著難纏的爭議。

「宗教自由的邊界」第一個難題源於何謂「宗教活動」。這問題殊不簡單,因為當一個人接受某個宗教信仰,他就可能真誠認為生活的一切活動都是由其信仰所驅使或產生的,這不只包括具有明顯宗教色彩的祈禱、冥想或閱讀經文,還包括日常中最的平凡活動,諸如吃飯、工作、拍照、娛樂消遣。加拿大最高法院便提到宗教活動的定義會構成極大法律難題:「由於宗教涉及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以及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儀式和實踐,總有些宗教活動不可避免地會與法律發生衝突。 [3]

對此,其中一個有趣的案例是,加拿大有法律規定每張駕照上必須印有駕照持有人的照片,但胡特爾派 (Hutterites) 信徒以其違反誡律「禁止製作肖像」為由申請豁免 [4] 。另一個更為尖銳的案例是,一名南非法律系學生曾因持有大麻而被定罪,事後他向當地憲法法院申提相關刑法違憲,因為他指出持有和吸食大麻是拉斯塔法里教 (Rastafarian) 的宗教活動,應當受到憲法裡的宗教自由條款保障 [5]

為什麼宗教自由是基本權利? (1) :良心自由(思想自由)

這些爭議不只在詰問宗教活動的邊界在哪,也指向了一個更為基礎的問題:為什麼人民享有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有何重要,使得我們需要把它看待成基本權利加以保障?

現代人一般都會同意宗教自由的價值,但是它的正當基礎卻常常遭到忽視。研究宗教自由的專家 Carolyn Evans 就曾表示,歐洲法院未能就《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的宗教自由條項發展出一套充分的法律體系,很大程度上便是基於它們未能理解宗教自由,並為其提供容貫的理論基礎 [6]

每當提到宗教自由保障,不少論者都會視之為「良心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 or Thought) 」的延伸,亦即任何人都有權享有思想和良心自由,而宗教信仰往往是構成信徒的思想最深刻的一部分,自然應當受到相關保障 。哲學家洛克 (John Locke) 甚至據此進一步認為,國家不可能在宗教上進行強迫,因為信仰必然是出自內心徹底的信念和認可,否則就是完全沒有意義 [7]

然而,宗教自由以「良心或思想自由」為基礎卻會遇上幾個難題。第一,洛克的主張並不正確,因為國家可以通過有技巧的強力宣傳引導人民的宗教思想,而且這主張也無法對「國家宣揚特定的宗教思想給予人民」作出評估和規範,但一般支持宗教自由的人都會傾向視國家這種手段為侵犯宗教自由的一部分。第二,宗教信仰往往不僅限於思想,它通常會化為明確的行動,這些具體的行動便不能以思想自由作其辯護基礎。第三,人民確實有權利永遠聽從自己的思想和良心,但這不表示國家無權干涉由其信仰驅動的行動,譬如一個信徒有權利在思想上相信異教徒該死,但不代表國家無權干涉他基於信仰而殺人的行為。

為什麼宗教自由是基本權利? (2) :促進社會福祉

維護宗教自由的另一個常見理由出於結果主義,即宗教自由的保障能夠促進某些理想的社會目標和福祉。這種觀點通常會列出兩個巨大社會價值。

第一,宗教自由和寬容能夠保障社會和平。美國開國元勛詹姆斯.麥迪遜 (James Madison) 便提到,舊世界中籍著禁止宗教以企圖平息宗教紛爭的手段已證明徒勞無功。時間終於揭示了真正的補救辦法,那就是放寬限制宗教自由的狹隘政策 [8]

第二,宗教能夠促進公民品德。譬如在美國,不少理論家認為基督教對於培養公民德性(包含守法、誠實、節儉和自我克制等)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礎,而且民主自由政治需要宗教來填補自由主義理論的空白,即提供人民生活的意義和共同的道德。

然而,這種工具論證有不少難以解決的缺陷。首先,如果真正重要的是公民品德和政治穩定,那麼在某些時候政府可以基於這兩點而對宗教活動作粗暴的干涉;其次,宗教能否真正促進社會整體福祉是成疑。一些論者便認為,宗教通常是迷信、無知、偏狹、威權主義和不寬容(就像名句「寬容止於信仰的開始 (Tolerance ends where faith begins) 」所揭示一樣)。某些要求孤立於社會之外,或與自由主義價值相對立的宗教也顯然會對社會的穩定和團結構成威脅。

為什麼宗教自由是基本權利? (3) :平等待遇和保障個人自主

工具論證的最根本問題是無法為宗教自由提供穩定的辯護,只要一不符合社會效益,國家就可以肆意干預。因此,當代理論家大多另闢出路,以「保障個人自主」和「平等待遇」為由支持宗教自由。

這些理論家認為宗教自由與「個人選擇」和「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 」息息相關。換言之,宗教構成了自我認同和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基本元素,是人性尊嚴和個人自主性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國家應當像尊重個人的其他自主權(例如尊重人民的言論自由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一樣,尊重宗教選擇。

另外,有些理論家會訴諸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信念:「平等待遇」來捍衛宗教自由,即任何社群和團體的成員都有權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國家不能以任何方式讓某個團體(宗教)處於屈從地位。因此,若然國家限制個別宗教成員的活動,就是把它和其他團體的成員作出差別待遇,若然沒有正當理由,那就是侵犯平等原則。

不過,單純訴諸平等作為宗教自由的基礎是脆弱的,因為平等理論主張宗教人士應得到與非宗教人士同等的尊重和待遇,但宗教人士常常要求的宗教豁免(基於宗教自由)正好違反平等待遇,即若然給予宗教人士特殊的法律豁免權,變相令非宗教人士處於較低的法律地位。在此,問題關鍵還是在於如何區分哪些差別待遇是合理的,哪些卻是不合理;但平等理論本身不能提供任何實質理由區分兩者。因此,多數理論家會把平等理論和個人自主理論結合起來為宗教自由作最強力的證成。

宗教自由的正當限制

如果宗教自由的基礎是保障個人自主 [9] ,那麼限制宗教自由的行為也應該基於相同理由;這個想法可以體現在哲學家 J.S Mill 的「自由原則」,即如果一個行為或政策沒有傷害他人的(合法)自由權利,那麼該行為就是可被允許的,國家不得干涉。

這裡的難題是,宗教自由作為基本自由權利,當它和其他自由權利相互衝突時,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衡量哪項自由權利具有優先性,可限制另一方的自由?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把宗教自由的限制和其他自由權利的限制作類推。一般來說,自由權利的限制條項往往是阻礙嚴重(廣泛)而緊急的公共危機,以及保障個人身體自主和安全;宗教也不例外,例如女性割禮、活人祭祀這類宗教儀式就必須加以禁止,因為它們嚴重傷害個人身體自主和安全。

不過,和其他自由權利界線的爭論一樣,這種類推的局限性無助於劃定那些不屬上述範疇的宗教活動是否應當受到限制,例如公共機構限制宗教的衣著(例如伊斯蘭服飾  [10] )和飾物(例如守諾不會婚前性行為的「純潔戒指」[11] )是否侵犯宗教自由,就無法適用於上述限制條項。

對此,我們只能根據不同案例作不同的具體衡量,其衡量點包括:相關宗教行為是否出於真誠的宗教信念、該行為是否基於宗教的核心思想所驅使(該核心思想構成當事人強烈的實踐義務感,使他不得不做),對這些行為加以限制又會對當事人構成多大程度的(思想和良心)負擔、擴張相關宗教自由的界線是否對國家利益有其必要 (Compelling-State-Interest-Test Law) 、相關法規有否違犯平等原則和比例原則,以及這些行為有多大程度減損社會福祉或其他人的自由 [12]

禁止公共機構公開慶祝聖誕節是侵犯宗教自由,還是符合政教分離原則?

現在讓我們回到中國當局禁止公共機構公開慶祝聖誕節的問題上。這樣的禁令是否侵犯宗教自由?很明顯,慶祝聖誕節並沒有侵犯任何個人身體自主和安全。它也沒有對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廣泛)而緊急的威脅。

當然,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思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府必須防患於未然,對任何可能危害到政權穩定的因素給予最強力的打壓;但若然從正當性來看,這種做法明顯不符合比例原則,因為聖誕節的慶祝方式只是日常平凡的消費和娛樂活動,這些消費和娛樂活動並沒有任何挑戰政權合法性的意圖,也沒有構成任何明顯的公共安全危機。另外,即使從維穩的角度來看,這也明顯不符合成本效益。小小幾日的聖誕節怎可能動搖政權穩定?若然真是基於這個原因而下禁令,實屬懦弱自卑和非理性實用的表現。

那麼,這項禁令還有什麼合理的理由支持?據 BBC NEWS 中文網的報道,有個網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論點,他認為聖誕節的本質是宗教節日,因此不讓其進校園是理所應當的。這個論點背後的觀念正是政教分離原則 [13] 。政教分離原則的基礎之一是宗教自由和平等原則的結合體,即由於我們應該平等尊重所有宗教和非宗教,所以官方必須堅守中立原則 [14] ,不能對特定的宗教團體施予特權或優待,或者強迫人民信奉或不信奉某個宗教。

但即使我們接納政教分離,這個原則也不能證成中國政府的今次禁令。這基於兩個理由。第一,若然學校要求學生必須學習宗教,或者在聖誕節要求學生必須參與明顯具宗教色彩的慶祝活動,這還有可能構成對政教分離原則的侵犯,但校園公開慶祝聖誕節活動基本上沒有明文規定,只是校內成員自發的舉動,而且學校也沒有意圖強迫其成員接受任何宗教教育,這根本不能視為學校(有意圖)對基督教給予特權或優待。其次,雖然不可否認聖誕節和基督教有不可分割的根源,但是現今聖誕節基本上已變成(公認)的俗世活動,只殘留極少量宗教元素的聖誕節活動無疑削弱了「宗教入侵校園」的道德疑慮。

捍衛本地傳統節日文化是好理由嗎?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理由支持禁令,那就是捍衛傳統中國節日和文化。這個觀點能夠構成正當理由嗎?捍衛本地傳統文化通常有兩個理由。

第一,文化結構是人們「理解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重要條件。人出生與成長於社會之中,必定受其社會文化影響。文化結構很大程度決定了人民的「自我」和未來選擇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文化遭受打壓或消失,將令個人失去一部分理解自我的資源,也失去了相關的文化條件以實現自己偏好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們基於保障自我理解和實現的自主權利,有很充分的理由要求保障自身傳統文化。

第二,當一個社會共享同一文化和生活價值觀,將更有利於社會團結和穩定;而本地傳統文化往往是最能為當地社會多數成員接受(基於自小受其影響),因此促進本地傳統文化能有效提高社會團結,對整體社會是好事。

因此,中國當局似乎有很好理由捍衛本地傳統節日和文化。這本來是對的,但問題是它的手段(禁止和驅趕外來文化)有違文化多元主義的理想。

為什麼應當捍衛文化多元而不是單一的傳統文化?

文化多元主義一般是指要求保障少數或外來社群的文化權利,並希望能建立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將不同身份背景(例如宗教、文化、民族、生活方式、性傾向)的人聚集在一起。為什麼文化多元主義如此重要,足以推翻上述捍衛傳統文化的手段?

首先,文化多元主義者會說,捍衛本地傳統文化的理由同樣適用於捍衛外來文化,因為外來文化同樣是本地的外來社群「理解自我」和「實現自我」的重要條件,因此基於個人自主權利保障,本地國家也應該給予外來文化的權利保障,不應讓本土文化完全驅趕外來文化。

文化多元主義者續道,既然不論是本土或外來文化權利最終都建基於個人自主權利的保障,那麼國家應該做的是使得兩者文化能夠共存:一方面不讓本地的傳統文化消失,另一方面不打壓其他外來少數文化,這才是保障所有人的自主權利 [15]

其次,在自我實現上,文化多元主義優勝於捍衛單一的本地傳統文化,因為如果一個社會能夠提供文化多元的公共環境,那麼人們便能從不同文化和價值觀之中討論和學習,構成更好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換言之,多元文化提供「文化及閱歷共享」和「集體慎議」的場域,這將提升個人實現自我的能力,令人民能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之中作出最好的選擇。

第三,捍衛本地傳統文化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這將有利於社會(主流多數的本地社群成員)的團結,因為共享同一文化和價值觀將令社會成員更加有凝聚力。但是,文化多元主義可能更有助於凝聚社會,因為當主流社群尊重少數或外來文化社群,這將令少數或外來文化社群更願意投入社會之中 [16]

禁令不是有效和正當捍衛傳統文化的手段

現在,讓我們檢視回聖誕節禁令本身。為什麼這禁令並不正當?首先,因為這禁令違犯文化多元主義的根本原則。國家禁止和驅逐外來文化並不有利於建立豐厚多元的文化資源讓國民實現自我,限制了國民選擇文化生活的自由,並會令共有相關文化的社群成員(例如外國人和基督徒)的自由受到壓制和不尊重的對待。

其次,現代聖誕節已經很大程度變成普天同慶的俗世節日。它已經不屬於基督徒獨享的節日。在這個節日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會互相祝福、一起慶祝,這正好是凝聚社會成員的好節日,而不是相反。

第三,以壓制主流節日文化來捍衛少數節日文化並不是有效的手段。即使主流節日受到壓制,也不代表少數文化的地位獲得保障或提升,更有可能的是兩者一起逐漸消失。如果政府要捍衛少數傳統文化不至於消失,應該做的是給予相關的優待或資源給它們。

最後,如果真要說防範傳統中國節日文化的沒落,真正要處理的其實是消費主義帶來的節日同質化問題。我並不是說要抵制節日的消費和商業活動,這不但毫無益處,甚至只會令人民對慶祝節日更不感興趣。相反,真正要弘揚的是傳統節日背後的歷史、文化和美德,再配合有趣的故事重新包裝,才能吸引大眾,讓大眾感到不一樣的文化力量。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正好是包容力和發掘其他文化的內在精神

中國當局害怕西文化入侵,要求人民建立文化自信,保護中國傳統文化;但傳統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正好是包容力。傳統中國向來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國家,雖然長久以來視儒家為文化正統,歷史上也偶爾出現打壓宗教和民族的事件,但大體而言,統治者和國民都能容納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對比起西方古代基督教打壓異教徒的事件,簡直小巫見大巫)。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和易經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也很好地說明了傳統中國文化對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包容力。

傳統中國文化的另一特點就是很願意發掘其他文化的內在精神。古時中國統治者喜用「文治教化」,因此當遇上其他民族、宗教的文化,往往都喜歡發掘這些文化的內在精神,並和自身文化加以調和,據為己用。這一方面有利於統治,另一方面也有利於促進文化多元和尊重。

古時中國正是依靠這兩大特色建立龐大的文化帝國,統治者並不怕異族文化的入侵,這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大國。

註:

  1. Mark V. Tushnet (1988). Red, White, and Blu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Law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 p.248
  2. Stephen L. Carter (1993). Culture of Disbelief, p.35
  3. Alberta v Hutterian Brethren of Wilson Colony , 2009 SCC 37, [2009] 2 SCR 567, [90] per McLachlin CJ (for the majority)
  4. Alberta v Hutterian Brethren of Wilson Colony, 2009 SCC 37, [2009] 2 SCR 567
  5. Prince v President of the Law Societ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CCT36/00) [2002] ZACC 1; 2002 (2) SA 794; 2002 (3) BCLR 231 (25 January 2002)
  6. Carolyn Evans (2001). Freedom of Religion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33
  7. John Locke,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and Other Writings
  8. 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 Against Religious Assessments
  9. 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曾對個人自主理論提出批評。他指出,如果宗教自由的基礎真的是保障個人自主,那麼我們沒有必要把宗教單獨挑出來加以保障,因為如果重要的是個人選擇而非宗教本身,那麼憲法上的自由權利保障已經能夠發揮相關作用。另外,把宗教活動視為一種個人選擇,似乎是對宗教活動的徹底誤解,因為對於許多教徒來說,他們實踐宗教活動不是出於個人選擇,而是基於宗教驅使他們不得不做(教徒會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實踐宗教活動)。
  10. 譬如 R v Headteacher and Governors of Denbigh High School, ex p Begum
  11. 譬如 R (Playfoot) v Millais School Governing Body
  12. 對於宗教自由的限制或相關爭論,可參考 Rex Ahdar & Ian Leigh (2015).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Liberal State (Second Edition) 。
  13. 關於政教分離原則可參考 Religion and Politics |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14. Will Kymlicka 曾經指出民主國家的政教分離態度並非自由主義者一般提出的「國家中立」原則,因為「國家中立」意味著國家不應該不同的宗教文化或生活觀之間作出價值判斷,然後以此判斷為理由實質法律或政策。但「國家中立」並未限制國家基於其他理由(例如促進社會福祉)給予某個宗教特權或優先地位。因此,政教分離背後的原則遠比「國家中立」為強,Will Kymlicka 把此背後原則稱為「寬厚忽略原則 (benign neglect) 」,即不論基於任何理由,國家也不應該優遇任何特定宗教團體或文化。我同意 Will Kymlicka 的分析,只是基於行文方便和簡潔,引用大家較為熟悉的「中立原則」。
  15. 這個論證啟發自 Scott C. Lowe (ed.) (2010).  Christmas ‐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Better Than a Lump of Coal
  16. 除非該少數社群意圖孤立於主流社會之外,或者擁有極度的排他性,那就反過來對社會和諧與團結構成威脅。

參考資料:

  1. Mark V. Tushnet (1988). Red, White, and Blu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Law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2. Stephen L. Carter (1993). Culture of Disbelief
  3. Carolyn Evans (2001). Freedom of Religion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4. Stephen Nissenbaum (eds.) (2010). Christmas: Philosophy for Everyone
  5. Rex Ahdar & Ian Leigh (2015).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Liberal State (Second Edition)
  6. Will Kymlicka (2001).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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