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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樣子

2019/8/15 — 9:00

這幾年,失去自由的恐懼悄悄襲來、盤據在許多人心頭上。

也是這幾年,不會講粵語的我,才從大學時期認識的香港朋友那裡,第一次聽到 Beyond 的〈海闊天空〉,然後試著用極其不標準的發音,學著唱「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

最近又聽起了〈海闊天空〉與〈光輝歲月〉,突然想起我的指導老師在教課時常以流行音樂作為楔子,引起學生對當週課程的興趣,我才意識到,自己從未想過 Beyond 在歌詞中所提及的「自由」,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順此思緒,也才注意到,「自由」這樣的概念,時常於流行音樂中出現,其所牽涉的哲學論題也十分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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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說,我很喜歡的兩個台灣歌手,張震嶽與張懸,都曾以「自由」為題譜曲。張震嶽的〈自由〉唱的是分手,沒有了關係的兩人,沒有了對彼此的束縛,所以兩個人都自由了 [1] ;張懸的〈自由〉唱的也跟愛情有關,但更多的是找尋自由,所以她在身上插上翅膀,讓自己可以飛過高山與河流。

這兩首歌都叫〈自由〉,但他們唱的「自由」,卻又不盡相同。張震嶽的「自由」,唱的是脫離了他者施加於己的束縛,著重於外在的條件;張懸的「自由」,更多的是在關注自己到底是誰。如果不是剛好「自由」可以被用來談這兩種狀況,其實這兩者所講到的「自由」根本是兩回事。前者所說的,貼近於當代政治哲學中所談的 "negative liberty",後者則較為相近於所謂的 "positive liber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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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liberty" 與 "positive liberty" 在中文世界中,常被譯作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但是將 "negative" 與 "positive" 如此翻譯,其實無法準確說明其所欲指涉的自由究竟為何。

此處的 "negative" 所傳達的是「不存在的」,講的是當阻礙或是限制不存在時,我們能擁有的自由。比如,我們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可以擁有遷徙自由呢?只要沒有人阻礙我們、限制我們移動即可。

"Positive liberty" 中的 "positive" 則是著眼於「存在」與「擁有」。被關在籠子裡太久的鳥,就算不再受到拘束,也未必懂得飛。沒有外在的阻擾 (negative liberty),並不蘊含具備飛翔的能力 (positive liberty) [3]

「飛」這樣的說法當然是有點太文青,一般時候,政治哲學家通常是討論「自我實踐的自由 (freedom to self-realisation) 」以及「自決的自由 (freedom to self-determination) 」。這些自由側重的不再是外在是否有限制,而是我們自己是否具備有自我實踐的能力以及可能。

這兩類的自由,很難說到底誰比誰重要;彼此的有無,也沒有邏輯上的關聯。就如方才所說的,擁有諸多 negative liberty 也可能沒有太多的 positive liberty,反之亦然。好比說,對於常人如你我,獲得他人的認可,常為自我實現的一環,倘若我們被囚禁在山上無法與他人有任何聯繫,我們便無法在此面向實現自我;然而,對於早已看破功名利祿的隱士來說,遭囚於山上,並不會因此對其造成困擾 — 當隱士修行至深,將一己之欲求縮限至無限渺小時,外在的限制便難以對其之自我實現產生影響 [4]

不過,更令人困惑的可能是,有的時候即便擁有了充份的 positive liberty 與 negative liberty,「不自由」的感受,依舊如影隨形。

假若我們身處古代羅馬,是群運氣極佳的奴隸,有極其開明的主子,不僅不對我們的生活有太多限制,還提供教育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按理說,在此情況底下,我們不該有任何的埋怨 — positive liberty 與 negative liberty 都有了,還要要求些什麼呢?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能仍覺得有些不對勁。這樣的直覺如鯁在喉,可是想著想著,依舊說不出來是哪裡「不自由」。

我這麼說,或許會令許多人感到意外,畢竟,若我們認為,所有我們在乎的自由,不是 positive liberty 便是 negative liberty ,那這樣的直覺當然純屬幻覺;但我們也可以問,如果張震嶽跟張懸唱的「自由」可以是不同的自由,為什麼我們可以那麼肯定這世界上就只有兩大類自由?誰規定這世界上不能有第三類、甚至第四類自由呢?

事實上,確實有許多人指出, positive liberty 跟 negative liberty 只是諸多我們在乎的自由中的其中兩類。他們認為,我們當然在乎自己是不是擁有 positive liberty 跟 negative liberty,但除此之外,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擁有這兩大類自由也很重要。

倘若我們能擁有這兩類自由僅僅是因為我們運氣好、有個開明的主人鼓勵我們擁有這些自由,那麼是否也有可能哪天主人突然轉了性子,不再允許我們擁有這些自由呢?

這樣的情境暗示了做為奴隸的我們能否擁有這些自由,實則仰賴的是主人的善意 — 無論這樣的主人有多善良,這改變不了這段主奴關係中,其能憑一己之意,任意宰制另一方的事實。從這個角度看,「自由」的奴隸還是不自由的,因為「自由」的奴隸,仍然沒有「免於被宰制的自由 (freedom as non-domination) 」 [5]

這種對自由的理解於羅馬時代已逐漸成形,當時的學者便是按著相似的想法去界定自由人 (civis) 與奴隸到底哪裡不同。如同你我,羅馬時代的自由人當然也不是全然「自由」,畢竟國有國法,不能全憑一己之志肆意而為。所以從外在限制的角度來看,自由人與奴隸其實都非全然「自由」。乍看之下,兩者差異似乎只是不自由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然而,在羅馬的法律體制中,兩者的「不自由」在根本上完全不同。奴隸的不自由,是因為奴隸按照定義是臣屬於其主意志 (sub protestate) 的個體;即便主人的命令一點道理也沒有,但只要他說一,奴隸就不能喊二。相較之下,自由人所受到的限制並不是來自主奴之間的不對等關係,而是因為自由人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也因此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與義務 [6]

雖然許多現代國家的法律系統沿用了羅馬法中的自權人 (sui iuris) 概念,但我們所處的時空當然與羅馬時代已有諸多不同,也已罕有法律體系會像查士丁尼法典 (Codex Justinianeus) 一樣,直接明文地將人區分成自由人與奴隸,並把奴隸制作為國家運行的基本制度之一。不過,這樣的差異並不妨礙我們從羅馬法中擷取靈感,釐清為什麼僅僅是擁有 positive liberty 與 negative liberty 仍然無法使我們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人。

只是,單從法律角度去談,仍有些問題懸而未解——倘若法律本身就有爭議,我們亦可能成為「不自由」的「自由人」。 Ronald Dworkin 於其 2011年的 Justice for Hedgeho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就特別區分 freedom 與 liberty,以便澄清此議題。Dworkin 之所以將 freedom 與 liberty 區分開,是因為他預設了任何政府體制(包含民主政府體制)皆需有法律、刑罰等之強制性 (coercive) 機制來維持社會運作,同時,他又預設了不是每項強制性機制都一樣站得住腳。

為了釐清相關討論,Dworkin 因此特意區分 freedom 與 liberty,將 "freedom" 定義為:在沒有政府干預下,個人能按其意志而為的能力 (your ability to do anything you want) ; liberty 則為前者之子集合,所指涉到的是政府不應干預的 freedom (part of your freedom that government would do wrong to constrain) 。比方說,移動自由 (freedom of movement) 雖屬基本人權之一,但政府可以合理地設立紅綠燈,干預(或規範)此項基本自由的行使方式。然而,政府雖有理據干預、規範我們的移動自由,這不表示政府也可以干預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宗教信仰。對於 Dworkin 來說,宗教自由、言論自由 [7] 等等的自由 (liberty) 與個人的道德信念有極其深厚的連結,允許政府干預這類自由,等同於否定了個人在道德上的獨立性,也因此, Dworkin 認為,政府不該對 liberty 加以限制 [8]

只是,在政治哲學的討論中,多數學者並未追隨 Dworkin ,特別區分 liberty 與 freedom ,而是依舊將此二詞當作同義字使用。畢竟,要了解 Dworkin 想要傳達的想法,也不需要借助 liberty 與 freedom 這個區分,只要說明有兩種不同的自由即可。另外,不光是中文中只有「自由」一詞能去談相關的議題,德文與法文等語言也無法直接按照 Dowrkin 的用法去談相關議題,因為德文中的自由僅有 Freiheit 一詞,而法文則是僅有 Liberté 一詞,語言的特性,也使得這樣的區分使得非英語學圈的學者無法直接援引這個區分。

回過頭來,那我們在風雨中緊抱的自由,又是什麼樣的自由呢?我反覆推敲歌詞許久,實在無法看出作詞者心中是否有特定的想法。不過,我猜想,在街上唱起這首歌的朋友,他們心中緊抱的自由,大概是實踐自我的自由、不受束縛的自由、免於被宰制的自由,以及不為政府侵犯 liberty 之自由吧 [9]

註:

  1. 身處於一段感情中就必然「不自由」嗎?當代諸多女性主義哲學家對此看法並不苟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Catriona Mackenzie 與 Natalie Stoljar 編輯之 Relational Autono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關於這個區分,當代最有名、最具影響力的作品非 Isaiah Berlin 的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莫屬。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從這個網址中載到全文。
  3. 這邊介紹的說法,是 Isaiah Berlin 等人對 positive liberty 與 negative liberty 的看法,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都同意這樣的界定方式。比方說,政治哲學家如 Henry Shue 便認為 positive liberty 與 negative liberty 遠比 Berlin 所言要來得複雜。以移動自由 (freedom of movement) 來說, Shue 會認為,誠然,沒有他人的阻撓與限制是實現這個自由的關鍵,但這只是眾多的關鍵之一而已。如果其他人沒有積極地參與建設道路、制定惡意阻擾他人實行移動自由時該受到的法律懲處,這樣的自由也難以實現。亦即,雖然移動自由通常被視作 negative liberty,僅需他人「不去阻擾」即能實現,Shue 認為,深入分析過後,不難發現要實現移動自由,亦需要他人主動提供相關的協助。這樣的分析,亦適用於 positive liberty 上。詳細的論述,可見於 Henry Shue 的 Basic Righ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4. 詳見 Isaiah Berlin 之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5. 這個概念在當代政治哲學主要的提倡者有 Phillip Pettit 跟Quentin Skinner。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Pettit 之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以及 Skinner 之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與 "Freedom as the Absence of Arbitrary Power" (in Cécile Laborde & John W. Maynor (eds.), Republica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Blackwell, 2008, pp. 83-101)。
  6. 對這邊的歷史細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Quentin Skinner 於 2001 年的演講 "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 。全文甚短,可於半小時內讀完。
  7. 言論自由該不該管制,在當代政治哲學有激烈爭論,在實務操作上,各國法學家亦有非常不同的見解。以納粹言論來說,美國傾向於遵守憲法第一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 對言論自由的保護,而這樣的保護,也適用於身穿納粹軍裝上街遊行等; 1977 年的美國納粹黨對 Skokie 村的訴訟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v. Village of Skokie, 432 U.S. 43) 便是言論自由此一議題的經典判例 — 美國納粹黨勝訴。然而,在歐陸國家,納粹言論一般而言不為言論自由保障,背後的理據主要是由於納粹言論被視為仇恨言論 (hate speech)。相關介紹,可參考我的指導老師 Robert Simpson 於 Aeon 上寫給大眾的短文 "'Free Speech' is a Blunt Instrument. Let's Breck it Up" 。
  8. 若對這方面的討論細節有興趣,可以參閱 Justice for Hedgehogs 的第十七章。
  9. 特別感謝張潔如、吳孟翰,以及彭筱婷在文章剪裁以及文字風格上之建議,同時也非常感謝王偉雄教授邀稿與敦促我澄清初稿中較為含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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