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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政治的道德:從六四晚會到學院在民間

2017/6/15 — 9:10

六四燭光晚會

六四燭光晚會

六四晚會過了一段日子。現在談六四晚會的意義,相信已不再熾熱,但也許更合時宜。

今年中大學生會在 6 月 3 日發表公開聲明,題目是「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結論是「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劃下休止符,直至回聲再響」。聲明一出,便惹來四方聲討,指責內容冷血、無情,不懂「先做一個人」。

中大學生會 facebook 六四聲明之圖

中大學生會 facebook 六四聲明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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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記憶猶新,上年香港多間大學學生會也在六四前發表聯合聲明,同指悼念再無意義,六四議題不是應該本土化,就該視為人道災難,總之一定要摒除當中的愛國主義情懷、中國人身份認同,否則悼念將對香港政治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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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類似的說法,今年中大學生會卻被罵得狗血淋頭?第一是辭藻的問題。中大學生會的聲明用語強硬,卻理據欠奉,自然容易惹來反彈;其二,本土派已經不像往年一樣氣勢磅礡,能夠「三分天下」。經過選舉一役,泛本土派四分五裂,由往外宣傳達到「入屋效果」到最近全面轉為內鬥,政治力量不復當年,漸離眾遠,無法理解多數港人的想法,自然遭受群眾批評。

如果上述解釋成立,那麼我們可以換一種比較溫和的版本,繼續詰問六四意義何在。事實上,今年維園六四晚會只有 11 萬人出席,是近 9 年新低點。過往數年,晚會參與人數也一直逐年下跌。這不禁令人悲觀地想:即使要「守住記憶到最後一人」,這人可能很快就會在未來出現。

六四於香港意義何在?

為什麼要悼念六四?在什麼意義下悼念六四?又應該用什麼形式悼念六四?這三個問題糾纏不清,可分可合。如果把焦點放在應否去維園晚會上,理路或許會更清晰一點。反對晚會通常有三大理由:不利於香港本土民主政治發展;六四與香港人(尤其新一代)無關;晚會形式過於僵化。支持晚會通常也有三大理由:守住歷史或記憶;人道理由足以成為充分理由悼念六四;晚會是最能凝聚香港人的大型活動。

我無法詳細回應各種理由論點,只能短評幾句。嫌晚會形式僵化,原則上不是反對悼念六四意義,可以先不談。人道理由足以成為充分理由悼念六四,我認為這最終無法自圓其說,畢竟世上有很多人道災難我們沒有特別悼念,為什麼偏偏要煞有介事悼念六四;守住歷史或記憶看起來很合理,但要達到這目的也不一定要去晚會。反對來,如果說六四與香港人(尤其新一代)無關,一不符合事實(28 年前香港許多人是積極介入運動中),二是切割得不合理:如果 28 年後,新一代說雨傘運動與我們無關,這不是令人沮喪而非合理嗎?

在上述各種理由之中,最有趣的是「不利於香港本土民主政治發展」與「最能凝聚香港人的大型活動」,兩者相互衝突,卻緊密相關。

如果要問雨傘運動之後,能夠召集最大公約數的民主活動,我想只剩下六四晚會。我想這是參加晚會最無可辯駁的理由。晚會一方面以悼念六四屠城為主軸,成為守住記憶與宣揚歷史真相最佳的手段,一方面作為凝聚香港民主政治力量的儀式,向中共顯示香港人追求公義與民主的聲音。假如失去晚會,我們還有什麼運動能夠聚集那麼多人,在一個地方為公義、為民主而發聲?

不過有些本土派的思路是反過來的。他們認為悼念六四是不利於香港本土民主政治發展。因為裡頭有大中華情意結擺佈、有中國人身份認同作崇、有民主回歸論的意識形態發酵。按照這個理路,香港人不但不應該悼念六四,更要遠離六四,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在香港本土化的議程,而不要再理會與我們無關的「隔岸的事」,否則只會阻礙本土發展。

但這些意識形態到底如何阻礙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發展?為什麼關心民主中國,希望平反六四,就是阻礙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發展?關心民主中國與民主香港從來不是零和遊戲,甚至我們從沒有為民主中國付出過什麼成本與代價。一年一度找一晚花幾小時坐在維園悼念六四點一點燭光,到底付出了什麼政治成本與代價?

陳雲《香港城邦論》的兩岸區隔論

我們不妨在此重提陳雲《香港城邦論》的論述回答這問題。陳雲認為香港自身難保,無暇理會對岸的政治;而且中國真的有民主,香港也只會淪為未來中國民主政府的一個普通縣市,因此香港人應該支持兩岸完全區隔,河水不犯井水,謀取自身利益。許多泛本土派的思路其實就是相信這一套論述 —— 如果有什麼是真的能稱之為「(泛)本土派」,這就是本土派最基本的核心信念。

然而,這個信念最根本的盲點是,以為兩岸真的能夠進行區隔。我上年曾經在《端傳媒》寫道:

不論人口流動、文化交流、經濟貿易,(香港)都無可避免地要與中國發生聯繫,就連台灣也避免不了這個政經文化事實,香港又怎可能完全實施中港區隔?這難道不是天方夜譚嗎?香港怎樣才能與中國進行政經博弈,自然是聯合各方勢力,爭取國際關注,甚至反過來影響中國內地……這不就是原本悼念六四活動可發揮的功能嗎?

然而,河水不犯井水論仍然深受許多本土派歡迎,甚至有些傳統泛民支持者或中間多數都相信這個論述。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們那麼相信「本土」的區隔力量?我尤記得前幾年,幾間大學的學生會仍然會悼念六四,只是另起爐灶不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今年卻連這個儀式也省卻了,覺得沒有需要,那麼當初提到的「六四本土化」到底是什麼意思?本土化到底是什麼?

本土是什麼?香港是什麼?

「本土」,這兩個詞在過去香港十年成為熾熱的政治口號。但十年了,我們仍然無法具體回答本土是什麼。陳雲提到香港遺民論的華夏文化是答案嗎?粵語是答案嗎?或者,「本土」根本無法定義,要求定義從來都是苛刻,重要的是我們都相信「本土」,只要一切以「香港」為主體、擁抱香港人身份認同,即使這是模稜兩可的「神話」也吧?

本土作為政治的「神話」,作為最大的迷思,是因為香港從來沒成為過「香港」。香港從來只是個人主義的流離城市,它沒有社群認同、集體利益的追求或任何類似於愛國的愛港情感。香港沒有民主,但一直以來享有不錯的個人自由,容許人民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香港活著的人,不論是本地人、外國人、內地新移民,大多是以個人的務實利益為生活理念與動力,所有事情都是個人的自由與選擇,都與在街上擦肩而過的人無關,大家都只是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吧了。「香港」這個觀念,從來都不是我們理解、想像與實踐生活的一部分。說穿了,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沒有「香港」的共同體想像,它只是一個近年忽然被挪用的政治修辭。

政治現實主義:道德的缺席

如果「香港」歸根究底是一種想像,那麼它作為一種能團結我們的想像,到底需要什麼力量?我們從社群主義的思想家與哲學家的論述中,或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政治共同體最大的力量來自於羈絆社群的共同道德信念、對社會公義建設的未來想像,亦即是我們擁有一套共同追求理想、公義的社會理念,並願意共同在這地方追求與實現它。當大家都擁有同一套道德信念,共同追求良善與正義社會,那種情感的牽絆力將成為真實的政治力量驅動社會發展。

今年六四晚會,當林耀強提到二十八年前六四當晚的情景,一班北京同學護著他從紀念碑離去,並對他說:「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着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這番說話感動到許多晚會的參與者。難道一個值得追求的社群,不就是應該超越國族的身份認同,以道德和人與人間的良善聯系為最終的依歸?然而,近幾年,我們只強調「本土」,只強調身份認同,卻愈來愈少談論或理會政治的道德,甚至連最基本的政治倫理也拋棄掉。

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中,最大毒瘤便是「現實政治」這四個字。這個毒瘤生自陳雲與部分本土派的論述,後來成為泛本土派基本的行動信念。現實政治派主張政治本質就是暴力、謊言、鬥爭,因此政治不再需要討論與理會道德對錯這些離地的東西,最重要是運用一切手段爭權奪利。現實政治觀念確實具有相當的魅力,它宣稱自己看穿事物的本質,政治最底層的操作與現實。反對的人一瞬間都變成不務實的天真浪漫理想主義者。誰會承認自己不成熟與幼稚?因此,現實政治迅速成為香港政治主流輿論的主旨。如果你觀察夠入微,你可能會發現近十年的時事或政治評論,與舊時的很不同,評論者談多了許多運動策略、手段,戰略、成敗,越來越少談論道德倫理是如何在運動中展現或塑造。別說是本土派,愈來愈多傳統泛民左翼的寫手也有這種評論傾向。

如果說「香港人」這個身份真正稱得上開始有意義,具有某程度的集體力量,我想是來自於雨傘運動。雨傘運動是自回歸以來最大型、轟動全世界的民主運動,它令許多人真切感受到:原來香港人不是完全孤獨疏離、彼此無關,只顧自己個人的利益。我們都能為一個共同信念而走出來,甚至不惜冒著被政府鎮壓與被捕的風險;即使不認識彼此,也願意在現場中互相幫助。這正是社群道德的威力。我們都為民主與公義而放開了平時個人的身份地位、國族的身份認同:只要你願意參與其中,也就是我們的一份子。

當然,這也帶來另一種危險。因為它會將不同意雨傘運動的人都打成「非我族類」。但雨傘運動後,這種社會分裂並沒在預期中發酵。反而許多雨傘運動的人執著於雨傘運動的成敗與功過,或者是受到挫敗而對社會運動感到心灰意冷與莫名的無力。我身邊許多朋友就在雨傘運動後變成政治的犬儒主義者,對香港民主運動再提不起任何熱情。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執著於一時的成敗?最近重讀周保松教授的《政治的道德》第一章<論政治道德的必要>,裡頭提到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哈維爾曾經寫道:

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靠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著多麼蒼白的事實。

如果我們把第一句的「錢」換成「成敗」或「功利」來看,結論也不是一樣嗎?

六四後的討論會

雨傘運動的民間抗爭力量不再、六四晚會的人數逐年下降,很大程度來自於我們都把社會運動視為非常務實的政治工具,只關注成敗得失,忽略甚至拋棄運動過程中的道德塑造的重要性。於是示威無用、晚會無用、遊行無用、討論無用,什麼抗爭都是多餘沒用,都是行禮如儀。但我們從沒想過歷史上任何政治運動的成功都不是一時三刻之事,都要經歷過許多次嘗試與失敗,都需要在運動中凝聚強大的道德力量。我們都以為自己是諸葛亮,在演繹《三國演義》或《火鳳燎原》的智者角色;我們都變得務實卻犬儒、失敗卻只會諉過於人;如果真有所謂永不覺醒的港豬,那我們也不過是另一群覺醒了的港犬而已。

在今年六四晚會結束後,我參加了中大學生報、教育實驗學社,以及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聯合舉辨的討論會。其實這討論會不過是大家隨意坐在維園球場地上圍圈討論。這次討論會大約有二十人參與,有年輕人、有中年人、有內地人、有新移民。我沒有發言,只是細心聆聽。在討論過程中,參與者才發現原來大家就六四有各自不同的體會、經歷與立場。這個討論會非常有意思。第一,參與者平日可能只是社會上不起眼的小市民,但原來大家可以為了公義或道德信念聚在一起,其聲音能被別人所認真聆聽與關注。第二,即使大家最終在某些立場上有所不同或衝突,互相有些火花爭辯也好,還是可以嘗試溝通與理解。這場討論會最終去到凌晨十二點前左右由主持人宣佈球場快關燈要結束。但大多參與者似乎意猶未盡,還有很多話想說。

這十日,我在想,如果民間多點這樣的討論會就好,讓不同立場的小市民在某個地方就公共議題發表自己的意見,與別人討論。最近香港一群民間團體組織「香港民間學院」,希望在民間中弘揚學術思想,為民間思想帶來新的風氣。這實在值得鼓勵。個人認為,真正的民間教育,不應該只是傳統由上而下老師教導學生的關係,更應該讓不同立場、階級的市民聚在一起,進行較真的討論。

結論:重拾政治的道德

許多人對中大學生會聲明的不滿,正正來自於那份對道德與公義追求的無私信念。我們實在很需要這份道德力量,重拾社會運動的綱領,一洗近幾年所謂「失敗」或「無力」的頹氣。其實道德比虛無縹緲的「本土」或「香港人身份認同」更實在與貼地,它能令來自不同階級、國族、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凝聚在一起。我們需要重拾政治的道德,深化民間的政治道德信念,凝聚新的民間社群力量。

最後,引用《政治的道德》的章節作結尾:

我們應該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和累積我們的道德資源。這些資源愈豐厚,愈能拓寬我們的道德想像力,愈能對政治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令社會有道德進步的可能。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在道德上較真。[……] 我們不是活在一個無縫的封閉的世界,我們也不是沒有反思能力和價值信念的人。我們每個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來如此微不足道,其實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完善自己,一點一滴地改變世界。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世界就跟著改變。我們非如此不可。

 中大學生報今年仍然堅持出版八九民運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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