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分離主義者的自我修養:正義的香港獨立運動

2018/8/15 — 12:38

【文:W、Y】

自豪的本錢

香港本屬嶺南地區。一直以來,嶺南與中原統治者的關係大都為藩屬,到南明才獨立成國。後來清末張保仔歸順「清國」,香港才完全被中原女真族統治。中原的華夏文化甚少影響嶺南,而前者常歸化於後者(註1)。嶺南文化得以在香港保留,華夏的影響只佔少數。 

廣告

香港處於沿岸地區,以「海洋民族」自居,並與外國頻繁接觸。經過英國統治和與多元文化交流後,香港的語言不再和中國地區(註2)的廣東話相同,當中再加入英語、日語等的元素後成為獨特的香港話。此外,香港的生意經營模式被英國影響,官僚的管理也具英國特色,法治更是前殖民政府留下的遺產。顯然,香港在港英年代與殖民者的西洋文化交流後,組成了混合嶺南、華夏及西洋文化的「香港文化」。

如啟琪所述(註3):

廣告

即使香港的一些本土文化乃受外地文化啟發或影響而來,我們亦不應視本土文化為相關外地文化的變種。以飲食文化為例,港式奶茶和檸檬茶的出現乃受英國人品嚐紅茶的方式影響,但這絕不意味著香港的奶茶和檸檬茶只能是英國紅茶的變種。

從殖民地時期開始,香港便有大量無意識的文化建構,使香港有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特色。論及自豪,最關鍵的元素便是獨特性和正面感。香港的文化已經成為大多數港人生活的一部份,並且在華文地區中獨樹一幟。這些文化和生活方式能喚起人們的歸屬感,是香港人能引以自豪的本錢。

不過,這份自豪是否足以構成「香港國族」?我們不妨把「香港國族」與「大中華神話」作一對比。

荒謬的身份神話(一)

香港社會現時不斷分裂的局面,淵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紀的大中華教育。大中華教育使不少在嬰兒潮出生的香港居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不論是國粹派抑或社會派,其社運的底線就是不要僭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少華商更因利益而支持「港中統一」,顯然大中華的世界觀為當年主流。

六七暴動過後,港英政府因要積累與中共談判的本錢,而與社會派人士改革政體,企圖使其民主化。可惜社會派人士無法突破「中國人」身份的包袱,與港英政府合作有限的同時,又默許統戰人士的遊說;加上當年市民的政治冷感,最終使香港不明不白地被中共非法侵佔(註4)。

雖說社會派積極批評中共極權的統治,但在其親身見證八九六四後,不僅沒有切斷對中共的信任,反而繼續懇求「阿爺」推動民主中國。顯然,社會派所追求的烏托邦並不能解除中共對香港的威脅。直到香港淪陷,越來越多香港居民意識到中共的橫蠻霸道,轉而希望守護香港文化和本身享有的自由時,社會派人士及其後輩(泛民主派)依然執迷不悔,拒絕承認自身的失策之餘,堅持在香港推動民主中國,捆綁式地壟斷了香港政治社會運動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

更無奈的是,社會派人士在中共進行六四鎮暴、血洗吐蕃(中共稱西藏)及東突厥斯坦(中共稱新疆),更在搜捕維權人士後堅持與中共訂下民主契約。這般「毅力」,無疑為香港獨立運動的發展撒下種子。

荒謬的身份神話(二)

獨派一直對大中華主義者所擁抱的大中華神話感到可笑。不少獨派朋友認為「中國」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遂把「中國人」標籤成一個劣等的族群,將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都視為支持大中華侵略主義的人,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內含意義便是「供人膜拜的天朝」。我們可以理解這種敵對的心態為面對極權可恥的侵略時的本能反應。

陳奕麟教授曾提出,我們需要關心的不是「中國人」這個概念的本質是什麼(註5),而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提出「中國人」。筆者必須指出「中國人」的概念的確模糊不清。然而,若刻板地把所有中國居民和移民都標籤成「某種人」,再把負面的形容詞堆砌在它身上,既未能為爭取香港獨立的路上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亦不是一個理智的回應方法。在爭取香港獨立時,獨派想說服受眾的無疑是:

(1) 建構國族:香港國族概念的存在。
(2) 去中國中心主義:我們應該脫離中國的語境來理解香港,香港應該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來研究。
(3) 分離主義:從中國分離出來是爭取自由的必要條件。

中共的低劣實日久歲深,但把「地圖炮」對準中國是否能有效地成為香港爭取獨立的理據?既然不少獨派朋友都同意中國內有不同的族群和生活方式,那麼以偏概全又是否恰當?中國是否祗有盲目崇拜習近平的紅衛兵和支持大中華一統的愛國主義者?不盡然。

中共的存在是在爭取香港獨立路上的羈絆已不言而喻。但獨派清楚自己的「敵人」是誰時,「自己」又是誰呢?以往有不少人用血緣論以釐清誰是「香港人」。這無疑是一種蠢蠢欲動的排外思潮,未能為香港國族訂下共識。我們雖為沿岸地區的居民,卻沒有多少人真的是「漁民後代」。後來又有不少人提出公民國族主義(註6):認為只要認同「香港價值」的人就是香港人。這種說法雖比血緣論更具說服力,但我們至今仍未找到一個多數香港居民會認同的「香港價值」。因此在強調「中國人」身份曖昧的同時,「香港人」的身份顯然亦處於曖昧狀態。

誠然,香港國族的建構是萬事俱備 — 既符合客觀的文化條件,又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但惟欠東風 — 香港居民的主觀認同。現在所建構的顯然只是「香港獨派的國族」:圈內人紛紛叫好,然而卻沒有普及性,難以證成國族的存在。

反抗的本源

如果國族不存在,獨派是否沒有其他理由爭取獨立?如果國族存在,獨派又可否無底線地爭取獨立?這是筆者要提出的兩個問題。雨傘革命過後,不少泛民主派的支持者都轉而支持本土派。這趨勢在梁天琦參與補選的時候達至高峰。港共政權踐踏民主訴求,背棄對維持言論自由、保護人身安全等義務,令不少香港人憤而追求本土,繼而希望香港獨立。

不論是近年香港發生的運動,抑或從前所發生的種種,不少人對中共的威權統治、文化清洗和種族隔離等手段都感到憤概。一直以來,中共的打壓無疑成為推動現今香港獨立運動發展的前源,而爭取獨立的吸引之處正是它能夠保障我們的自由。因此,我們反抗的本源顯然易見:在被打壓的情況下爭取自由。

台灣的民主化之所以與獨立運動並肩而行,原因是在面對中共時,民主化與爭取主權從來都無法分割。其民主發展能建立正當的政府,與中共分立;維持獨立亦有助維持民主體制,而民主政體正是保障自由的基礎。且看歷史數十年的發展,結論是中共根本不可能給予香港政治自由。香港的自由只有在擁有獨立主權時才能真正進步。雖然獨立不是自由的充份條件,卻是自由的必要條件。可惜的是,爭取自由的目標已被熱血國族主義蓋過,主流獨派的說詞似乎開始有種族主義的傾向。

造神的可恥與掙扎

卡繆在《反抗者》(註7)中指出,歷史上不少思想家都不滿那個被稱為全善全能的神,不認為以神之名所宣稱的真理就是道德,並認為神是真理的代表。可是,在打倒那個神後,人們又創造了其他的神,就如盧梭創造了「公共意志神」、黑格爾創造了「歷史神」、列寧創造了「未來神」。神的意思很簡單,就是絕對不會錯的,是真理的代表。

在法國大革命中,公共意志主宰恐怖統治,讓雅各賓派採用了斷頭台 — 只要是公共意志的表達,殺的人都是對的;在共產革命中,蘇共秘密警察殺了很多人,中共也禁錮和槍斃了不少人 — 只要是有助達到共產,就是真理。可恨嗎?

如上節所述,我們反抗的初衷是要爭取自由,香港嚮往獨立,因為獨立的吸引之處在乎它能保障我們的自由。我們不滿中共,正是因為牠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真理」。牠剝奪香港居民的自由,更站在高位以傳教者的姿態訓示香港、以神自居屠殺活生生的人。在思考對策時,我們應該衡量不同手段,思忖哪一種更能打倒極權以達至正義,而「勇武抗爭」自然是其中一個選項。

然而,筆者希望在此提出一種大膽的想像,在我們爭取香港獨立時,會否重蹈歷史上造神的覆轍?試想像,若我們把道德底線越扯越低,我們還能保持爭取自由的初衷嗎?抑或只會把我們拉進造神的黑洞,甚至無論有誰傷亡,有多少人傷亡、都不在乎?當獨立運動演化至「無底線革命」,又會否令我們盲目,看不到自由的重要性?基於以上疑問,筆者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大膽假設,討論究竟香港能如何在未來進行一場正義的香港獨立運動。

無底線革命是否一個不正義的手段?

我們可以理解要爭取自由就必有犧牲,但是我們又可否以正義目標辯解所有不義手段?如為達成一個目標而不擇手段,我們所造成的惡很可能會比善多。讓我們大膽想像爭取香港獨立的進階手段:發起香港獨立戰。若香港各獨派成功籌集武器,有足夠能力與中共以死抗爭。在獨立戰中,誰是獨派的正當攻擊目標?

筆者不否認中共高層應該為其惡行負上重大責任,殺之而後快為最理想做法。然而這場香港獨立戰中,是否所有「中國人」都是敵人 — 都可以或應該殺?筆者認同很多平民百姓事不關己的面孔實在令人側目。可是,平民百姓真的應為中共惡行背負生命責任,而喪失生命權嗎?那麼在中共統治下嚮往民主,甚至支持地方獨立,並付諸實行的勇士又如何?

不少的刑罰和戰爭理論都要求相稱性(proportionality),指的是一個行為造成的惡(evils)不應多於該行為構成的善(goods)(註8)。如果香港獨立要達到相稱性的要求,我們破壞的自由則不能多於我們構成的自由。若讀者都同意生命是一種基本自由,我們則不能忽視平民的生命(註9)。若真的有人已經喪失生命權,他們的生命可以忽略不計的話,這些人是否只會是中共高層和一些積極為國家維穩的人,而不是平民?

獨派一直以來所爭取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在分離戰爭中獨派可能摧毀的是:生命自由。筆者不反對在極端情況下訴諸後果。在與極權鬥爭中很可能會出現如「電車難題」(註10)般的兩難:必須選擇暴力手段的情況。例如警察在準備大肆殺害抗爭者的時候,無論我們怎樣選擇,始終有人要被殺害。先不論警察是否有罪致死,即使以人數作為比較的基礎,我們也應該攻擊前者而拯救後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犧牲一些自由來達到更多的自由。可是,政治自由與生命自由是否相稱?

盧梭曾說,人不會永遠把生命和秩序置於自由之上(註11)。當人的自由被壓逼到某個程度時,會選擇以死反抗。筆者認為這很浪漫。香港正正遭遇此等狀況,雖未達至以死反抗,但雨傘革命、旺角衝突已經明顯反映出香港人不願再在中共的威逼下委屈求全。不過,我們是否能假設所有人都有此雄心鬥志?若發生「香港獨立戰」,生命顯然會成為一大命題。

試想想卡繆的一段話(註12):

英雄於是對他們說他曾見過這個城邦,他是唯一見過的人,懷疑此言的人將被丟到沙漠裡,釘在岩石上,被兇狠的惡禽攻擊;其他的人此後跟隨著孤獨沉思的主子。普羅米修斯一人成為神,統治著全世人的孤獨。面對宙斯,他僅僅迎來了孤獨與殘酷,他不再是普羅米修斯,而是成了凱撒。真正的、永恆的普羅米修斯自己現在卻成了凱撒的受害者。來自遠古同樣一聲嘶吼,依舊迴盪在斯基帝沙漠深處。

而這是一個不顧一切、毫無底線的香港獨立戰:

[獨派]於是對[香港居民]說[他們]曾見過這個[國族],[他們]是唯一見過的人,懷疑此言的人[都是敵人],[可以被無情攻擊];其他的人此後跟隨著孤獨沉思的主子。[獨派領袖]一人成為神,統治著全[港人]的孤獨。面對[中共],[他們]僅僅迎來了孤獨與殘酷,他不再是[自由戰士],而是成了[暴君]。真正的、永恆的[自由戰士]自己現在卻成了[暴君]的受害者。來自遠古同樣一聲嘶吼,依舊迴盪在斯基帝沙漠深處。

生命是每人最基本的自由,沒有生命,人無法享受其他自由。這樣一來,我們是否應該假設生命自由的優先性?為了政治自由而犧牲生命自由,真的能達到相稱性嗎?是否所有的潛在傷亡都已經對生命自由選擇棄權(同意政治自由比生命較重要)?筆者不打算在此給予絕對的答案,而希望讀者自行判斷。因為自我批判和反省,是獨派 — 乃至任何反抗者,必須要有的修養。

正義的分離主義

筆者承認提出戰爭的情況是有點天馬行空,獨派能有軍火與中共對抗的可能性實在極小,但卻最能喚起獨派朋友對論述的反思。況且,歷史的發展往往難以預料。不過,就算獨派永遠沒有武裝力量,保持刻板的「敵我」思維仍有機會造成不正義的歧視行為。

的確,中共的嘴臉很醜陋,「勇武抗爭」是最直接的回應。可是,若爭取香港獨立流於無底線的思維,把一切可能造成的破壞都訴諸國族,香港獨立運動只會淪為一場空洞的鬥爭。在不理會道德,不在乎正義的同時,實與我們爭取自由的初衷背道而馳。

獨派朋友可能覺得上述的要求過高,但筆者想,道德的要求可能真的比好勇鬥狠的要求更高。若只是進行一場無道德追求、不在乎正義的獨立運動,那麼獨派還能如何正名香港獨立?爭取獨立和極權統治只是一線之差,為避免與中國這邪惡政權相提並論,我們必須提醒自己: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的。

正義不單止要求正義的目標,也要求正義的手段。只有當獨派願意作自我檢討,反思手段的正當性,分離運動才能沿著反抗的本源繼續前行。對呀,說到底,沒人說過堅守正義是簡單的事。

 

註腳:
註1:梁衍華,2016,《香港獨立論》。香港:香港專業研習學會。
註2:現中共統治的地區。
註3:香港民族黨,2017,《眾議》第三期 Comitium, Volume 2 Issue 1。於2018年5月19日擷取自 https://issuu.com/hknationalparty/docs/comitium2017winter-draftfinal
註4:筆者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是在中共武力威脅下逼使英國簽訂,違反國際法。(據柴契爾夫人的唐寧街歲月中記載,鄧小平在閉門談判中這樣表現:在痰涎濺落在痰盂的清脆水聲中強硬宣布必須收回香港主權,而且出兵摧毀香港的繁榮也在所不惜。)中共作為成員國,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武力使用或威脅,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五十二條(條約系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含國際法原則以威脅或使用武力而獲締結者無效)。以武力威逼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從來都不應該有任何歷史意義,亦無任何正當性。
註5:Chun, A. (1996).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2), 111–138. doi:10.2307/303809
註6:香港國族:基於勒南對公民國族主義的定義,對香港文化認同和給予擁護,願意以香港為政治實體並有生活在一起的意志的,就屬於國族的一份子。(Renan, E. (1882/2011). What is a Nation? (Wayback Machine, Trans.). Retrieved May 19, 2018,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827065548/http://www.cooper.edu/humanities/core/hss3/e_renan.html
註7:卡繆,阿爾貝。(1951/2014)。反抗者(嚴慧瑩,譯)。台灣:大塊文化。
註8:「平民」的意思為沒有參與和貢獻戰爭的人,為一個客觀身份。此與「中國人」/「香港人」之主觀身份有所不同。
註9:相稱性是在考慮「勇武抗爭」時最切身的標準。在正義戰爭理論中,最關鍵的標準還包括正當理由(just cause)和必要性(necessity)。由於本文不是哲學學術文章,在此不贅。
註10:當一輛電車正駛向一個分叉口,一邊的路軌躺著一個人,另一邊則躺著三個人。此難題是有名的思想實驗。
註11:Rousseau, J. J. (1762). The Social Contract (J. Bennett, Trans.) (bk.1, ch. 4). Retrieved May 19, 2018, http://www.earlymoderntexts.com/authors/rousseau
註12:同註7。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