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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定版五四」— 中共的起源故事,及香港的「五四時差」

2019/5/8 — 16:40

作為中國的殖民地,香港可說是「五四新詮釋」的製造中心。幾年前就有天真無邪的學生對傳媒表示,根據學校所授,「五四精神」是「尊重和包容」;今年到了「五四」一百周年,對中共來說「五四精神」是「愛國愛黨」。我不是想爭論「五四本來是如何」,例如科學和民主,「五四精神」硬套到現代中國語境下的「愛國愛黨」,自然是霸王硬上弓而不合理,然而當中的不合理,正是中共詮釋「五四」的精髓所在。

五四作為新中國的起源故事

如果中國的自身歷史論述是一套超級英雄片,那麼「五四」就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的起源故事(Origin Story)。現代中國政權歷來高舉「五四」,並不是在乎其愛國或者自由主義傳統,而是要掩蓋中共的真正起源,那一段與蘇聯糾纏不清的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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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中共,你自然希望自己的起源是來自中國本土的青年運動,而不是因為蘇聯的金錢、人員、諜報和政治支援,「五四」的官定版本,正是為了講述這個故事:1917 年,蘇聯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俄,兩年之後中國就爆發了「五四運動」,當中的思想原因自然是青年人不滿現實,接受新思想以救國圖強。

德先生和賽先生可說是胡適等學者在北京群眾運動之後的發明,對中共來說自然不是甚麼。「官定版五四」將中國接受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極為自然的生理反應:辛亥革命之後,名義上的共和國仍然專制,促使人們要求更多民主;民主需要啟蒙,當時又流行嚴復翻譯和夾帶私貨的《天演論》,青年人尤其接受民族之間競爭鬥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以有人提出了進步史觀的賽先生,要強國保種,要科學救國啟蒙四萬萬愚民;一次大戰完結,令人反思歐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破壞力,於是開始有人探索第二條路;山東權益仍然被轉讓給日本,為國族情緒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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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未必不是事實,但在新中國的論述中,強調「五四」、強調當時的苦難和政治社會局面,只是為了說明共產主義的引入,是順天應人,是為了淡化莫斯科對中國的直接介入,以及不想回顧中共成立,只是另一種帝國主義的結果。

顯性與隱性帝國主義

對新中國的歷史書寫來說,由「廿一條」到日本侵華史,對日本的異常著墨,有著淡化蘇聯這套隱蔽帝國主義的作用。後來蘇聯兩手投資,一邊是需要改組和輸入軍事力量的國民黨,一邊是蘇聯在中國的分支,於是隨著舊派老去,整個中國都逃不出莫斯科的掌心。

辛亥革命是日本浪人與中國革命黨的合謀,這些日本浪人是泛亞主義者,反對蘇聯,黑龍會叫做黑龍會,就是劍指黑龍江,認為蘇聯人在那裡不安份;日俄之間的明爭暗鬥,伸延到中國,就是理解近代史的基本線索。

中共是蘇聯這個外國勢力的境外代理人,他們成功和獨立之後,自然要進行歷史 Photoshop,強調日本而少談蘇聯,雖然招式簡單,但很有效。在日本和列強(但通常不包括或不指名包括蘇聯)的壓迫下,中國一些青年人接受了共產主義,然後成立了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之下,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有了,這就是所謂黨內民主和「政治協商」的「新民主主義」,之後掌握了若干「科學技術」,就當是完成得到了賽先生,公主王子從此過著美好的生活。

這是中國的「五四」史觀,主要目標是為了抹除自己的俄羅斯根源以及外國氣味。通過批判西方帝國主義,可以掩護中共出現和國民黨改組這類「蘇聯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訊號。由於要接通之後強調的國史連續性,即五/二千年來中國政權一脈相承的道統合法性,由中國年輕人發動的「五四」必然是中共的起源聖地。正如國民黨在拍攝自己的英雄故事時,選擇了孫文,而不會談孫文背後的日本人。因為素顏就不好看,拍戲要化妝。

不過,這只是一貫以來的做法。雖然貿易戰節節敗退,但如果皇帝還記得自己的大有為理想,要繼續破舊立新,那麼不妨考慮低調處理「五四」。「五四」無論怎麼說,都是尷尬的。火燒趙家樓,是針對官員的暴力,不服從權威;而且事後沒有重大懲罰,沒有出動軍隊殺人,怪不得北洋政府之後沒有二十年和平;還有山東權益這個觸發點,雖然中國自稱已經「收復」大清以來割出的殖民地,不過又新送了不少土地給蘇聯,例如唐努烏梁海,後來得到中共近代領導層與蘇聯承認。

「五四」其實是類似「國歌」的政治符號,如果中國以一個強國自居、又真的是一個強國,根本就不需要再強調苦難符號,例如他們的國歌還在唱「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其實是情緒勒索國民。既然中國已經強大,就會轉講如何佔領世界、「維持和平」的大戰略;既然中國已經從弱國,搖身一邊變成了殖民者,「五四」這段內憂外患的歷史放在今天,自然是格格不入的。事實上新聞也報道,有一些北大學生對記者說,其實今年官方沒有大搞「五四」,沒有氣氛,「只是遊客多了些」

晚一百年

但中國並無真正強大的自信,結果自然是走不出抗日輪迴或者「西力東漸,我大天朝光揮不再」的苦難史觀。至於「五四」之中的「新文化面向」,在香港講又是另一個難題,為甚麼會有「尊重與包容」這類萬能 key 詮釋,大概是因為我們在歷史上就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波及。在血系上,香港從來在另一邊,這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歷史真相」。

這場運動的產品之一魯迅本人,也曾經來過香港為「香港青年會」演講,事後在遊記中抱怨香港被殖民主子奴役,情況與清人奴役漢人一樣,但當時英人用四書五經這類古老文化「以漢制漢」,「……他們(英國人)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惡言甚多。後來香港被中國文化人視為「文化沙漠」,也不知道是不是魯迅帶頭的傳統。

事後回歸,魯迅對香港的反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他們花很大氣力吵醒中國,要清洗中國的腐敗文化,卻發現香港滿佈舊物的氣味。對此我沒有太多價值判斷,這只是曲線反映香港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時差。

當然香港並不真的是如此保守,而是主體意識出現得晚。「五四」德、賽兩位先生或者愛國主義,都只是共同體形成的不同現象,事實上都是國民身份構成的時期。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共同體,而覺醒了受到入侵的現實,反殖運動自然會創造出共同體。香港的新文化運動應該是推遲了一百年左右,在 2014 年之後才出現。香港新文化運動其實是以「反對大中華主義」的形式進行,並持續至今。

民主政治運動的本質,總是會或多或少觸發政治上的身份政治。這並不是說香港的東西與五四有甚麼直接或間接聯繫,兩者是兩個存在文化時差的身份政治,兩者都是在強烈憂患和強敵環伺的黑暗環境中成長,然而因為時差,最終產生了兩個難以調和的政治身份:新中國人和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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