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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佔中9子案戴耀廷結案陳詞後 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嗎?

2018/12/19 — 11:22

戴耀廷,照片攝於 2014 年 831 夜晚

戴耀廷,照片攝於 2014 年 831 夜晚

最近「佔中九子案」又掀起雨傘運動的各種回憶。 2014 年 7 月,雨傘運動爆發的前兩個月,我一口氣寫了四篇文章說明何謂公民抗命。當時我寫這些文章,是為了宣揚佔領中環計劃以及公民抗命的理念,也算是沒有白費自己所學的知識(哲學)。

但是佔領中環計畫並沒有如期進行,後來出現的是完全不同的社會運動:雨傘運動。這其實為我帶來了一道很嚴峻的問題,即是我當時並沒有注意到,那就是: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嗎?

「公民抗命,就是透過公開、非暴力、違法的方式來改變法律與政策的社會運動。」-羅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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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才算是正當的: 1. 公民抗命不服從的法律或政策是嚴重且明顯的不正義,例如對平等自由原則或公平機會原則的嚴重侵犯、 2. 公民抗命必須作為最後的手段、 3. 公民抗命需要忠於某種法律或憲法的範圍,使行動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

很嚴肅但又有種說不出的滑稽感,佔中三子的原初計畫活脫是書本上定義的公民抗命,幾乎沒有遺留任何一個字地嚴格執行其中內容。為什麼他們那麼執著?我想,其一是原則性,他們希望運動完全正當,沒有任何道德瑕疵;其二是策略性,如果運動完全符合國際認可的公民抗命規範,那麼運動所帶來的社會非議和法律困難會較容易預測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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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難料,佔中沒有發生,雨傘運動的複雜性遠超於原本計畫。它沒有大台、沒有佔領中環,出現了不少肢體衝突的場景;大部分參與者也沒有自願被捕和自首。這樣的運動還像公民抗命嗎?它還具有正當性嗎?

有趣的是,我甚少聽到有人特意為雨傘運動辯護。也許大家都認為雨傘運動的正當性是顯而易見;但是我的學術訓練令我無法不隨時質疑自己,每當我高舉正義的旗幟,我都會禁不住懷疑自己是否以正義之名傷害著別人。另外,我也認為公民抗命其中一個重要環境是公開說服和論辯,這也是為什麼我寫公民抗命文章的原因。所以,我無法忽略反對聲音,我希望自己能回應他們。

自揭一個小故事。在雨傘運動之前,我曾自發在嶺南大學辦過一個小論壇,討論雨傘運動的各種問題。在某個環節裡,大家討論到參與者應否遮掩自己的樣貌,我當時指這樣做是 free rider ,不肯共同承擔運動的責任,也可能會導致參與者互不相信(譬如怕對方是鬼)而令運動瓦解。但後來整場運動之中,除了頭幾天露臉外,我都會用盡各種方法遮掩自己的樣貌。

我到現在還不確定這樣做是否正確。當時我的考量是,雨傘運動已經不是預期之中可以通過公民抗命的形式非暴力抗爭,因為警方已經採取了極度暴力的方式驅趕和平示威的群眾,我們需要更激進的方式爭取選舉及被選舉權利,這是必要和正當的。因此,公民抗命的原本規範已不適用於此運動之中,我需要保護自己免受這個不義的體制傷害,所以我選擇隱藏自己。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整個思路是否定雨傘運動是公民抗命,至少是我心目中正當的公民抗命方式。但是,早前戴耀廷在結案陳詞公開表明佔中九子案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這重新掀起了我的思考,也再次反省自己當初的行為是否正確。

我認為,雖則雨傘運動有別於書本上定義的公民抗命,但它所符合的正當條件和歷史上公認為公民抗命典範的社會運動相比(譬如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詳見《與石永泰先生商榷:為什麼我們為公民抗命者入獄而不忿》一文)。所以,它實屬公民抗命。

有趣的是,我聽過運動參與者中最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是:「『公民抗命』這四個字真係難聽過粗口(髒話),雨傘運動最失敗的地方就是它想變成公民抗命。」這是出自一個憎恨戴耀廷和左膠的臉友。每當我反思雨傘運動之時,都忍不住想到這句話。為什麼在他心目中雨傘運動不應該是公民抗命?是因為公民抗命的規範在束縛著參與者的行為,最終令雨傘運動失敗嗎?

羅爾斯所構想的公民抗命,是發生在「接近正義的社會」。所謂「接近正義的社會」,是指這個社會基本上尊重人民的自由、具有法律與憲法保障,具有基本的民主特徵,而不是由獨裁、專政的政府把持的社會。正因為該社會如此接近正義,所以公民抗命才需要高度的約束力,避免運動陷入破壞法治和民主的不良結果之中。

但是,香港其實愈來愈遠離「接近正義的社會」,不只是民主,我們的法治、自由,都受到愈來愈多及明顯的侵蝕。因此,我們再用「公民抗命」的形式去理解和規範社會運動,會否過於抱殘守闕?相反,如果我們不再遵循公民抗命的理念,那麼又需要一種怎樣的社運規範在未來抵抗不義的法律或政策?我們又會因此而付上怎樣的代價呢?這是很深遠的問題,可惜甚少看到相關的討論。

也許大家也突破不到「公民抗命」的論述框架之中。有些人可能因而直接選擇暴力革命的形式,但這無論從正當性、策略性和現實性都缺乏說服力。我想,要突破這個思想困境,真正考驗的是我們對現實社會狀況的觀察力、歷史的認識,以及對正義道德的深刻反省。我們也需要詰問自己處於什麼社會位置和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我常常說,人在社會之中最大考驗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性」。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 (Eudaimonia) 是人性的完善發展,而人的本性(之一)是政治動物,因此人要幸福就需要在政治上追求自我完善。香港近幾年常常提到社群主義或公民共和主義所倡議的「(政治)共同體」,就是受亞里士多德這種觀念所啟發的。雨傘運動最令我感動的地方正是它既有自由主義的理念(爭取民主自由),也有共和主義的實踐(不論何種身份、階級、種族、性別、本土或左膠,大家都為了共同目標放下分歧構成行動共同體),彷彿把政治哲學書上最理想的理論情景搬到現實之中。

我還很記得運動現場曾經有個說話有內地鄉音的姨姨被人罵是鬼、是藍絲、是大陸人「快點滾回大陸」,對她「唱生日歌」。然後她飲泣說自己是運動支持者,帶了物資來支持學生和運動。後來有人出面調停,大家冷靜下來發現真相,便向她道歉。後來《SocREC 社會記錄頻道》和何潔凝也有報道過類似事件,不少參與者也有留言反省和支持姨姨。為什麼我們現在好像缺乏這種、自我反省和包容力?如果香港再有一場社會運動能體現和發展出以上的政治德性,那麼它將會是比雨傘運動更震撼人心和改寫歷史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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