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寫給救人的記者

2019/7/17 — 16:39

7 月 14 日晚上,警方於沙田新城市廣場清場行動期間,一名警員被示威者圍毆,一名在場電視台攝影師上前保護。(AP Photo/Kin Cheung)

7 月 14 日晚上,警方於沙田新城市廣場清場行動期間,一名警員被示威者圍毆,一名在場電視台攝影師上前保護。(AP Photo/Kin Cheung)

記者先生:

你好。或者稱呼你為「攝記先生」,會否比較合適?因為從兩段救人的片段裡,我都看到你手握又大又重的「搵食架生」,但你都使勁奔到前面,伸手救人——本來我以為你只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為被困警員解圍,而後來我才知你在之前一晚的上水廣場天橋,也救回意圖躍下的青年。

你沒有接受訪問,只道「救完示威者再救警」,因為「兩個都是人命,死傷不值」;你的話令我深深感激、感動,因為你的伸手,已足夠啟發我們——那似是敵對的雙方,都有同等瞬間,就是傷亡邊緣,更會是政權下被想作困獸的兩隻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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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你的救人舉操,是有爭議的;有說作為記者,就不應介入衝突,比如救人,就像是靠邊而站,失之「客觀精神」。說法讓我想起另一個「攝記」,他是南非記者 Kevin Carter,在 1993 年到蘇丹採訪當地飢荒狀況,碰上一個餓得無力而跪地的女孩,而女孩旁邊就站著一頭鷹,似準備待她斷氣一瞬,撲前肆食;Carter說時遲那時快,取起相機按動快門,拍下了這張名為「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的照片,並於 1994 年三月取得「普立茲新聞攝影獎」。

不過他在同年七月就自殺過身,有說他因為看到蘇丹飢荒慘像而鬱結;而他所拍的那幅得獎照片,雖說在按下快門後,他也趕走了鷹,卻在後來被質疑為何不即時救走女孩而只顧拍照。種種說法難有答案,但他就成了新聞教學的討論,正是作為記者,究竟與事件的距離,要有多遠、多近,才不算干擾事實?而如果遇事時難免要伸出援手,又會否干擾了事件被客觀呈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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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課上用過Carter的例子,也類比到 2011 年十二月阿富汗記者 Massoud Hossaini 所拍,在自殺式炸彈事件的死傷現場,拍下倖存的綠衣嚎哭女孩照片,以及 2012 年十二月《紐約郵報》記者眼見韓裔男人墮軌,卻只取相機連環拍照而不救人的事件;在課上同學討論,都說新聞客觀知而行難,更何況在香港多事之秋,客觀或僅為論述服務,而與權力相生相尅。

客觀難言,卻每每反襯公民社會的讀報智慧。好像剛過去星期日在沙田市廣場的晚上幾個小時,你或跟不少攝記,都只為在不同崗位拍下實況,而來到觀眾眼前的屏幕音像,總可以是另一番微調的加工呈現——比如有傳媒會低調處理警方封鎖廣場的港鐵站出入口,而把其後衝突演譯得似是示威者的故意佈局,就是故弄玄虛,讓責任歸於示威者。但稍為多看各家報導,就會知道封鎖唯一離去出口,是事件升溫的催化劑,以至你與你所拍與所救的任何一個人,被逼迫置身角力。

有傳媒還原真相,也有傳媒虛掩事實,都是各為其主使然,難言百份百的持平客觀。問題是,民間高質的讀報智慧,卻不必然對等高額的情緒商數,以面對所厭傳媒;再加上某台獨大之說早已甚囂塵上,就難免遇事一觸即發——終於在六、七月以來的「反送中」行進裡,個別傳媒也成了示威者的追擊目標,連一向被網民熱捧的「新聞小花」,走到街頭也不被「憐香惜玉」。

吊詭之處,是警察傷及記者已聲片俱齊,至於記者因受聘機構而不被示威者善待,雙雙如出一轍,都是以暴力將記者置於磨心,是為香港的新聞專業悲哀。畢竟你們走到最前線,平衡情緒而穩握鏡頭,已是壯舉;而像你般想到人生傷亡比「搵食架生」重要,再走上前為墮橋與倒地的拉扯與擋隔,更是身先士卒,表現人道精神。你或不求一句救命的讚美,但難免令我多想的,是無人會對你們被置於磨心而道歉,更覺現況失常。

不錯,失常要歸因政權,而在當下人民互鬥的世道,或者「人道精神」,要比新聞的「客觀精神」,更有價值。而既然客觀之說只是權力論述甚至教學理念,那我就寧願多看前線記者的援手,在介入事件的人命傷患裡,呈現一點點以德報怨的、隨時被忘的人性良知——雖然,我根本不希望再見運動行進下的受傷肉身。

未知你的所屬機構,而我亦遺憾有記者會因受聘機構的立場背景與民間印象,竟像變了自身專業的「原罪」。不過如果人人都能為你的救人良知而感動,我信新聞機構即便制肘處處而「客觀」難言,卻總有人道介入的清流,更能夠洗滌民情。

祝好,而如果運動行進持續,希望你小心保重。

 

嘉銘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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