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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你們的一個朋友和兄弟」— 哥哥死在天安門,弟弟帶他來到香港

2020/6/4 — 15:01

「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我就要把我哥的一切,他用生命付出的追求,交付在這裡了嗎?」

21 歲的吳向東,在 5 月的天安門廣場已經寫下遺書。但家人們仍沒有想到,最終是以這樣的方式,與這個還在北京理工大學夜校念三年級的家中長子告別。

1989 年 6 月 3 日晚,吳向東從家中出發,送女友回家,在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子彈從後左邊近脊椎處穿出,4 日凌晨因血流盡死於復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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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一直保存著他在 5 月積極參與八九學運時,已經在天安門廣場寫下的遺書:我作好了與學生同在的準備,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這是為了民主、自由」。

吳向東的父親吳學漢、母親徐玨,因為長子的死,均加入了「天安門母親」,成為核心成員。但父親 1995 年鬱鬱而終,母親徐玨也在 2017 年,吳向東去世 28 年之後,沒能等來盼望的正義,因癌症去世。同為「天安門母親」,如今已 84 歲的丁子霖形容徐珏「拼盡全部氣力堅持到了最後一刻」,「我會竭盡全力去實現你那未竟的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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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吳向東的弟弟吳衛東,隻身帶著全家人收藏了 25 年的哥哥的遺物,從大陸經澳門,坐船來到香港。這是一隻小號的行李箱,裡面有吳向東的記事簿、畢業證書、工會證書、遺書、相機、寫著「愛國無罪」的布條、死亡証等。吳向東的父親在他死後,整理了這隻行李箱,然後全家人都沒有敢再動它。直到 2014 年,病中的母親和弟弟決定,把行李箱交託給香港,在六四紀念館,安放哥哥的一生。

這樣的行李箱,在旺角小小的六四紀念館,還有很多。更多,紀念館甚至無法接收 — 香港自由岌岌可危,紀念館在不斷被騷擾的命運中,若無法承諾永久保存,豈非辜負所託。2020 年,國安法壓境,六四紀念館危機深重,更決定籌建永久網絡博物館。在眾籌募資計劃的準備中,吳衛東,給我們發來了這段行李箱背後的故事。

如他所言,這是一代人的故事。

六四永久網絡博物館眾籌計劃在 Kickstarter 正式啟動

以下是吳衛東的口述:

「我是六四死難者吳向東的弟弟,吳衛東。

在 2014 年初的時候,我在德國看到香港六四紀念館的項目。我電話聯繫了我媽,想把我哥的東西拿過去展出,讓更多的人知道他。通過他,認識他們那一代人。

我媽媽那時候已經癌症晚期,在轉移,在化療。她很喜歡工作,對政治的事情並不擅長。但她依然在抗爭,很多事情她也不告訴我,她想保護我,不想我參與其中。她知道我想帶我哥的東西去香港展出,很高興,也充滿了擔心。

這些東西是我父親整理保留好的,他在九五年的時候,鬱悶早早離世了。我媽一個人的時候呢,很少打開這個箱子。因為那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在我準備離開北京的時候,她默默地叮囑一個我同行的朋友陪我一起去香港。我想自己獨自能解決,那天早上很早,我就一個人過海關,進了香港。在香港海關審查了很久,我想他們有一個黑名單吧。

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站在陌生的街道,看著陌生的人流。我就要把我哥的一切,他用生命付出的追求,交付在這裡了嗎?

香港正在『佔中』,站在『佔中』的人群中,我就如同回到那個火一樣的年代。

在大陸已經看不到什麼希望了,不是民眾不愛自由民主,而是犧牲了也於事無補。善良、理性、和平、非暴力,在暴政軍警面前是如此的無力弱小和屈辱,可人民依然會嚮往光明和自由。暴政從不長久。

在六四紀念館我逗留得很久。雖然不大,我仔細地參觀,用來紀念那一代人。我把我哥的遺物一一說明,也留下一些歐元,希望遺物能得到善待、保存,也希望六四紀念館能一直辦下去。

六年過去,國安法即將在香港實施。歷史的變更常在不經意的瞬間發生,香港往何處去,世界又何時陷入動盪、戰爭。小小的紀念館,怎麼開、還能開下去嗎?

我跟我哥不一樣,我是一個懦弱和隨遇而安的人。而我哥和我媽一樣,他敢於抗爭,和永不屈服,只要認定正義的事,就勇往直前。他的犧牲帶給我們一家無窮的痛苦,雖然我們都以他為榮。我希望他作為普通人被大家所認識,就像你們的一個朋友和兄弟。他短暫生命展現出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他值得大家來認識他。

正是因為有愛,才會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祝願香港享有民主、自由和文明。

而我們是時候為香港分擔,有生之年,讓歷史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上保存下去。請支持永久網絡版六四人權博物館。搶救歷史,燭光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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