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抗爭的權利(Right to Rebel)— 香港人勇武抗爭的合法性

2020/2/22 — 20:57

立場新聞圖片

立場新聞圖片

【文:逴躒】

在 Netflix 劇集《The Crown》的第三季第五集,Lord Mountbatten 的角色講到,一個能夠成功推翻政府的 coup d’etat 除了需要一群誓死效忠的武裝力量外,更重要的是合法性(legitimacy)。究竟 legitimacy 有多重要呢?

香港 2019 年起的社會運動中,抗爭者每當被問到為甚麼要使用暴力,大部分人的答覆會是「警察都使用過分武力」或「因為政府的政治暴力」等等。毋庸置疑,當一方有過分的行為,另一方就應該可以使用適當的反制措施。但是,在今時今日,國際上有大量有政治潔癖的政客,他們會提出「兩邊都要冷靜坐低傾」的言論。其實,這種言論完全沒有建設性,因為以香港的現況,根本冇可能發生。

廣告

要爭取國際上有政治潔癖的政客的支持,重點是要凸出抗爭的 legitimacy。當我們能夠凸顯出「政府是錯的,抗爭是對的」論述的時候,才能夠得到廣泛的認同。

Legality c.f. Legitimacy

廣告

首先,一定要分辨清楚 legality 以及 legitimacy 的差別。作者找不到一個比「合法性」更好的一詞來形容 legitimacy。Legality 同樣可以翻譯為合法性,但是與 legitimacy 其實是有本質上的分別。(本文會使用英文分辨二字以免產生誤會)

Legality 是指合法與不合法。在香港抗爭運動期間,政府官員、警隊、保皇黨、藍絲等等經常指控香港示威者的行為「犯法」。他們會說:「犯咗法就要拉!」同樣,自持中立的人會說:「抗爭唔係唔得,但係犯法就係唔啱!」以上的說法,重點都是圍繞著究竟抗爭時所採取的行為是否合法(Is the act legal?)。

表面上,「不守法係錯」的說法並沒有問題。為甚麼要分開 legality 以及 legitimacy 來討論呢?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對 legitimacy 都有不同的睇法。Legitimacy 可以來自宗教,可以來自皇室。社會發展到今天,大部分政府的 legitimacy 來自人民。

一般而言,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投票選立法議員/政府;議員訂立法律,政府執行法律。由於,選舉是人民給予議員/政府立法的權力,每一個議員和政府官員都要對人民負責。如果議員和政府做了錯誤的決定,人民可以由選票推翻。當然,選舉制度一定要公平,人民可以選票制衡政府及立法機關。在這種由人民授權的制度下,每個人都要守法,政府亦不例外。這就是法治 (rule of law)。由於在民主體制下形成的法律都有民意的授權,如果一個政府守法的話 (acting legally),它的 legitimacy 就不會被人民質疑。在這個情況,legality 與 legitimacy 看似是一樣的概念。但是,一個政府的 legitimacy 始終是來自人民,而不是法律。

一個政府「依法行事」不等於對社會上所有人都公平。有兩個情況會出現人民被打壓的情況:

  1. 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裏,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用此制衡政府。法律不是由人民直接或間接訂立。結果是法律可以由政府任意制定,完全沒有民意基礎,最後淪為打壓人民的工具 ;
  2. 另一個情況就是,社會上有一群比較少數的人,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下,他們的聲音不能夠被聽到。

尤其是在不民主的社會裏,法律本質的對與錯就應該被質疑。就以納粹德國的反猶太法為例,猶太人不能成為律師、醫生、不能擁有農地等等。政府執法當然沒有違反法例,符合 legality,但是正常人都會判斷得到這些法律是錯的。由此可見,只是將對與錯的界線定在 legality 的想法其實十分膚淺。

同樣,衡量勇武抗爭是否「對與錯」的時候,我們應該跳出 legality 的框框。大部分情況下,反抗都是 illegal,更不用說武力反抗。世界上極少國家的法律容許國民有反抗的權利。畢竟,沒有一個政府會希望國民推翻自己。如果人民抗爭的「對」與「錯」只能夠用 legal 或 illegal 來衡量,歷史上所有反對政權的運動以及人都屬於「錯」。這些人包括曼德拉(Nelson Mandela)、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甘地(Mahatma Gandhi)等等。歷史告訴我們 legality 不是一切。

即使勇武抗爭無論如何都是 illegal,我們卻不能忽略 legitimacy 的重要性。正如上文提到,沒有 legitimacy,就不能夠得到社會以及國際的支持。即使反抗,都應該要是有合法性的反抗。

人權法賦予抗爭的權利(Right to Rebel)

(抗爭的權利(right to rebel),可以有不同的說法,如:反抗權、right to resist、right to revolution 等等,意思大致相同。其中差異本文暫且不會考究)

當然,勇武抗爭的 legitimacy 不是每個人說「我覺得係就係」這樣簡單。最重要是有法理基礎。政府的 legitimacy 來自人民,人民反抗的 legitimacy 來自人權。

在國際法底下,不像言論自由權、宗教自由權、集會自由權等基本權利般,right to rebel 被沒有明文列出為一個獨立的權利。可是,right to rebel 並不是一個新概念。首先參考某些國家的例子:

德國憲法第二十條:

“(4) All German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sist any person seeking to abolish this constitutional order if no other remedy is available.”

希臘憲法第一百二十條:

“Observ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entrusted to the patriotism of the Greeks who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duty to resist by all possible means against anyone who attempts the violent aboli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美國獨立宣言第二段:

“…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德國以及希臘憲法中都賦予人民反抗的權利 — 當憲法底下的權利受到侵害時,人民就有權利反抗。

同時,國際上的人權法都有 right to rebel 的概念。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序言亦提到: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

簡單而言,當人權不被保障,人民就會反抗。

(可能有人會說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只是 soft law,其中的法律效力受質疑。即使如此,在國際法底下,世界人權宣言仍然是有它的重要性,而各國是需要尊遵守的。有關 soft law / hard law 和國際法的概念,本文不能詳述)

由此可見,right to rebel 在人權法底下是存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甚麼時候有 right to rebel,甚麼時候沒有?

回到德國和希臘的例子,即使這兩個國家的憲法承認 right to rebel,但並不是沒有限制。兩個國家的例子都是當憲法底下的權利受到侵害時,人民才有權利反抗。世界人權宣言所寫的亦差不多-當人權不受保障,人民就有權反抗-但 right to rebel 應該是最後的手段 (last resort)。

簡單而言,right to rebel 的存在,就是為了確保基本的權利受到保障。已故英國牛頓大學教授 Tony Honoré 將 right to rebel 總結為次權利 (secondary right)。他認為如果人民的基本權利被侵害,而人民沒有其他補救/補償機制 (remedy),人民就有權反抗。

先談人權的侵害及保障:在一般的民主社會,人權應該有不同方面的保障,包括:(1) 憲法/法律、(2) 民選政府、(3) 民選立法機關、(4) 公平的司法系統等等。

(1) 憲法/法律:

在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列出了各項受保障的人權。但同時,法例亦會有限制人民的各項自由,例如:不容許非法集結。究竟有關的法例是否違反人權,香港沿用的是英國留下的 public law,由法庭去按照有關原則去判定。(當中的問題在 (4) 詳述)

(2) 政府:

行政機關在不同層面都擁有酌情權,包括檢控的決定。警察是執法者,同樣有酌情權決定是否執法。按道理,警察可以選擇性拘捕,律政司可以選擇檢控或不檢控。當然以上的行為會被 public law 限制,但是 public law 給予行政機關的酌情空間其實比一般人想像中的大。(行政機關的各項酌情權不在這裡陳述)

選擇性執法/檢控的問題已經在香港出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有警員駕駛電單多次衝向人羣,最後沒有被調查,沒有被檢控。另外, 元朗白衫人在防暴警面前手持鐵通,防暴警視而不見。其他例子不計其數。

香港政府不是由香港人以選舉產生,香港人不能夠以選票制衡政府。當香港政府對警察的暴力作出包庇,不作檢控,而警察隊不同政見的人選擇性執法,人權就已經失去了其中一道保障。

(司法系統能否有效制衡行政機關的酌情權在 (4) 詳述)

(3) 立法機關:

立法機關應該代表民意,指定法例,監察政府-香港的立法會的產生方法包括功能組別,而功能組別的投票權是由一個又一個小圈子組成。後果就是,立法會未能有效表達主流民意,影響其 legitimacy;不能阻止惡法通過;做不到監察政府的功能。

當立法會一面倒支持政府,包庇它的不當行為,人權就再失去了另一道保障。

(4) 司法系統

當然,有人會希望利用司法機關去制衡政府,這個想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在香港的 public law 底下,法庭可以就政府的行為和訂立的法例作出判決。原則包括:是否合憲 constitutionality,是否合法 legality,是否非常不理性 irrationality 等等。利用緊急條例制定的反蒙面法就是根據 public law 原則被法庭判定為不合憲。

但是,英式的 public law 其實給予政府大量的酌情空間,其中的原因包括不影響/不干預政府施政。就正如英國案例 Keyu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2015] UKSC 69,案件中有平民被英軍射殺,按照普通法原則,法庭判定不能夠指令政府進行調查。可見即使在現有的 public law 底下,雖然法庭有能力制衡政府,但這能力有限。

(法庭及 public law 的討論在本文不能詳述)

當人權受到損害,人民就應改得到相應的補救/補償(remedy)。如果有法例違憲,就應撤回;如果政府的決策極度不理性,就應停止;如果有人受到傷害,就應該得到相應的賠償。現時香港政府選擇不檢控犯法的警察,警察繼續選擇性執法;人權受到侵害,但香港人根本沒有取得應得的 remedy。

香港有人嘗試在體制內反對政府,有人在體制外和平抗議。其實已經用盡所有辦法去嘗試保障我們的人權。可惜,仍然得不到成果。勇武抗爭或許就是世界人權宣言所說的 last resort。

總而言之,香港人有反抗的權利(right to rebel)。當政府越不保障基本人權的時候,勇武抗爭就越會有 legitimacy。

 

伸延閱讀
1. Tony Honore, “The right to rebel”(1988) 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4

作者自我簡介:倫敦法律學生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