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挑戰北京的天命 — 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運動

2019/1/16 — 14:50

(編按:本文擇自作者即將出版的著作《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運動》之導言)

2014 年 3 月 30 日,晚間 7 點半左右。在震耳的歡呼聲中,26歲的林飛帆登上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大舞台。他背對著總統府,準備發表一場結尾演講,為了一場號稱吸引了五十萬參與者的大型集會劃下終止符。在當天,除了台北以外,17 個國家的 49 個城市也發起全球接力的聲援活動。在 17 分鐘的演講中,林飛帆首先感謝過去兩週以來支持佔領立法院的群眾,這場行動已經開創歷史,因為「我們告訴政府,台灣的未來屬於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台灣的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林飛帆進一步強調,自己不是媒體所聲稱「總指揮」,因為「人民就是這個國家的總指揮。而現在我們要指揮的對象就是一個已經脫序的政府。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在總結這場被認為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演講,林飛帆重新闡述這場運動的主要訴求,要求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優先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並且希望公民能持續參與。

在 3 月 18 日與 4 月 10 日之前,台灣出現一場長達 24 天的佔領立法院行動,爭議的焦點即是將大幅開放台灣與中國雙邊投資與移民的服貿。由於一位花店老闆的捐贈,媒體使用「太陽花學運」來稱呼這場受到全國與國際關注的抗議。在佔領運動即將落幕之際,行政部門仍是堅持開放與中國的經貿往來,然而運動者卻取得了國會議長的支持,同意優先制定兩岸協議監督的相關法律,接下來才審查服貿的條文。運動領導者掌握這個時機,決定自願撤出立法院。在最後一晚,他們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告別活動,宣告運動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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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0 日,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宣布將會撤出立法院。(維基百科圖片,來源:Artemas Liu)

2014 年 4 月 10 日,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宣布將會撤出立法院。(維基百科圖片,來源:Artemas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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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海峽的對岸,香港也出現一場密切相關的抗議。在 9 月 26 日,香港學生發起的五天罷課行動即將結束,他們抗議北京政府片面決定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在晚間十點半左右,正當上千名民眾準備離開金鐘的政府總部,當時仍只有十七歲的大學新生黃之鋒登上講台,他懇求觀眾暫留脚步。在兩年前,黃之鋒因為參與一場反對北京強加的愛國教育運動,而躍升成為國際知名人物,此時的他開始分享一些個人感想。突然間,黃之鋒要求聽眾衝入位於立法會大樓與行政長官辦公大樓之間的一塊空地,上百名參與者加入這場「重奪公民廣場」行動,黃之鋒本人還翻過三米高的圍牆。警察很快地將包圍這些靜坐者,阻止更多的人加入。雖然黃之鋒與其他學生領袖很快地逮捕,但是聲援者卻不斷增加,他們連夜守候在外,與警方形成劍拔弩張的局勢。到了 28 日下午,越來越多的群眾聚集,他們衝出人行道,阻斷了連接港島東西向的交通幹道;在五點左右,警察開始投擲催淚彈。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受毒氣攻擊的群眾始終不願放棄,更多的香港市民看到警察暴力與無辜民眾的受害,紛紛站出來聲援。因此,金鐘、銅鑼灣與旺角的佔領地形成,正式宣告雨傘運動的登場。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雨傘運動爆發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雨傘運動爆發

就如同台灣的先前運動一樣,香港人的抗爭也是由於媒體命名,抗議者用雨傘來保護自己,防禦警察的胡椒水攻擊,這個影像成為這場運動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徵符號。雨傘運動持續了 79 天,是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中國主權以降規模最大的抗爭行動。有民意調查顯示,約有 120 萬市民至少參與了一次這場運動,這近乎是香港居民的五分之一。由於雨傘運動的導火線是關於領導者選舉的民主化,香港人獲得世界各地的同情與支持,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英國首相喀麥隆 (David Cameron) 等國際領袖都表達過其支持。儘管有強大的國際奧援,雨傘運動最終仍因領導者猶豫不決、參與者潰散、內訌而垮台,沒有能取得執政者的讓步。在 12 月 15 日,香港警察清除了最後一個佔領區,上百位參與者被逮補。

儘管兩場運動的結束方式大相徑庭,台灣與香港在事後都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變遷。更多的社會運動登場,並且蔓延至新的議題;許多年輕人決定參與政治,他們成立新的政黨,並且投身於選舉。在不到兩年的期間,台港兩地都出現這樣現象:先前的體制外佔領運動領袖,通過選舉考驗,成為民選的代議士。在 2016 年 5 月,台灣出現了第三次政黨輪替,傾向獨立的民進黨取得總統大位與立法院多數。在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儘管有不少運動參與者被判刑入獄,但是追求獨立的呼聲也首度公然登上抬面。

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屬於一種罕見的社會運動類型,其特點在於未預期的爆發、大規模而且密集的參與、深遠的後果影響。在其一篇饒富啟發性的文章中,社會學家 William H. Sewell(1996) 指出,我們應該著重那些特殊的抗議,例如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攻佔巴士底監獄,因為這些事件徹底扭轉了既有的政治格局,開啟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可能性。在專制王權的象徵傾倒之後,歷史的時鐘已經無法倒轉,法國邁向一個沒有國王的共和國成為了可以想像的未來。借用這項洞見,della Porta (2014: 17)提出了所謂「翻轉歷史的抗爭」(eventful protests) 一詞,用來描述那些急劇轉型、扭轉乾坤的社會運動。

本書試圖解釋台灣與香港兩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起源、過程與後果。為何兩場高度衝擊性群眾抗議會在文化上保守的華人社會產生,儒家文化不是要求民眾尊重與順從政治權威?為何台灣與香港的公民願意參與一場挑戰中國政府的抗議,儘管其政治領袖越來越順應北京的各種要求?在兩場運動中,抬面上的領導者對於抗爭局勢都缺乏及時而完整的資訊,這樣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是如何產生且長期維繫?接下來的章節將會逐一解答這些問題,在之前,先容我點出台港兩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共同特徵,並且放置在全球的發展脈絡之下審視。

太陽花學運期間,大學生聚集在立法院外靜坐抗議。(維基百科圖片,來源:tomscy2000)

太陽花學運期間,大學生聚集在立法院外靜坐抗議。(維基百科圖片,來源:tomscy2000)

太陽花與雨傘之速寫

戰後台灣向來是自治的國家,雖然其國際地位日益受到越來越強大與富有的中國之壓縮,北京政府主張台灣是其領土之一部分。今日香港是源於英國的海外擴張,後來在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最終民主化等承諾之下,在 1997 年移轉至中國的主權。在經濟上,台灣與香港已經邁入已開發經濟體的行列;然而,政治發展卻明顯不同:台灣的一黨威權統治隨著1987年解除戒嚴令而結束,自從 2000 年以來,已經出現了三次的和平政權輪替;相對於此,脫離殖民統治的香港仍未能全面邁向民主。

台灣與香港的政治文化都是傾向保守主義,無其訴求為何,激烈的抗議行為通常不會被認為是正當的表達方式。老一輩的台灣人成長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下,避免碰觸政治成為他們的生存本能。年長的香港人抱持移民的心態,他們逆來順受,不願意挑戰現狀。英國殖民地所留下來法治文化,也使得香港人認為法律與司法是正當的,挑戰法律的行為是不值得鼓勵的 (Ng 2017)。在八○年代中期,台灣與香港的政治反對派興起,採取了大致上溫和的運動策略。儘管台灣成功地由威權過度到民主,而香港的轉型仍是未竟之志業,但是兩地對於公民不服從的接受程度仍是很低的。就以 2010-4 年間的世界價值調查 (World Values Survey) 為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的國家中,無其訴求為何,原則上反對參與和平請願與示威的民眾分別佔 25.9 與 40.9%。在香港,其比例為 32.8% 與 40.9%,台灣則是 56.7% 與 71.4%。[i] 這項調查清楚呈現兩地民眾的政治意向,順從權威的傳統觀念仍是根深柢固。在這個背景因素下,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癱瘓了國會運作,長達三個星期,而香港的雨傘運動則阻塞了重要的交通幹道,超過兩個月。很顯然,台灣與香港的抗議參與者克服了不利的政治文化,進而催生了兩場重大的抗爭行動。

兩場運動也挑戰了北京政府,尤其是將香港與台灣更深層納入與中國大陸整合的政治意圖。儘管香港與台灣的政治局勢明顯有別,兩地都看似已經鎖入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在 2014 年,台灣對中國與香港的出口佔了整體出口的四成 (39.4%),[ii]而香港對於中國大陸的出口則是佔了其總額之近一半 (47.0%) 。[iii]就跨境的旅遊而言,同年度來自中國訪客佔台灣國際訪客的四成 (40.2%),[iv]而香港則是接近八成 (77.7%) 。[v]基於這樣密切的經濟與社會交流,台灣人與香港人願意參與一場忤逆中國領導者的抗爭,更是值得關注。

兩場運動核心領導群是來自於學生,年輕人也是運動的主力部隊。有兩份在佔領現場所進行的抽樣調查研究,描繪了參與者的基本圖像 (Chen and Huang 2015; Cheng and Chan 2016) 。在台灣,74.8% 的受訪者是 30 歲以下,25.6% 的參與者具有學生身份,84.3% 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在香港,年輕人、學生與高學歷的比例分別是 53.5%、56.5%、54.1%。這兩場運動都是攸關兩地的政治前途,台灣是否會因為經貿往來而喪失政治主體性,香港是否能維持其不同於中國內地的特殊性;很顯然,兩地的年輕人深刻感受,自己個人的未來也是與整個社會前景密切相關。

兩場抗爭的對象是境內親中的執政者,然而運動領導者試圖呈現出超越黨派的色彩。其於不同的理由,北京政府對於當時的台灣與香港反對黨持不信任的態度,台灣的民進黨是由於其傾向獨立的立場,而香港的泛民主派 (以下簡稱泛民) 則是由於堅持民主化與要求平反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儘管如此,在整個過程中,反對黨政治人物只扮演了非常有限的角色,他們無法影響運動的走向。在兩地,受衝擊的執政者都將佔領行動描述成某種在野黨或境外勢力指使的政治陰謀,以削弱抗爭者的公信力。這也顯示,某種程度的超越黨派形像是具有關鍵性的,使得這兩場翻轉歷史的抗爭獲得廣泛的民眾支持。

兩場佔領行動都是涉及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對立,抗議者直接挑戰政權,其過程是充滿不確定、恐懼與危險;儘管如此,台灣與香港的政治風暴卻沒有帶來社會的危機。示威者長期露宿街頭,他們維持有禮貌與乾淨的秩序,除了生活與交通受到擾亂的居民與商家,佔領區以外的日常生活依舊維持不變。也沒有經濟層面的衝擊,台灣與香港的股市在初期大幅滑落,但是後來立即回歸常態。事實上,由於大致上和平的狀況,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成為了觀光客參訪的街頭景觀。

台灣與香港的抗爭並不是彼此沒有關連的。在爆發的前幾年,兩地公民團體與學生運動成員頻繁交流,彼此相互學習,原因在於他們開始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共同威脅,因此需要跨境的團結互助。因此,台灣的立法院佔領行動成為了香港人可以參考的脚本,成為促成雨傘運動登場的原因之一。

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截圖

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截圖

全球翻轉歷史的抗爭

發生在台灣與香港的事件也是全球翻轉歷史的抗爭風潮之一環,尤其在先前二十年內,在世界各地越演越烈。從一個社會運動的觀點,新世紀的開端是在1999年11月30日的西雅圖,環保人士、工會與無政府主義者聯手擾亂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 (以下簡稱世貿) (Flesher Fominaya 2014b: 84-59) 。由於通訊科技的進展,不同國家的運動者越來越能夠協調彼此的行動,打造出跨國的運動網絡 (della Porta and Mosca 2005; Juris 2005; Smith 2002) 。其結果就是,全球正義運動(有時也稱為另類全球化運動或是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在各地登場 (Mason 2012; Maeckelbergh 2013; Notes from Nowhere 2003) 。「峰會抗議」(summit protests) 成為其具有代表性的活動類型,不同意識形態與國籍的參與者共同紮營露宿,抗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八大工業國等國際組織的會議 (MacDonald 2002; Tominaga 2017) 。

在前蘇聯共和國與附庸國,出現了一場通稱為「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的民主化運動。在塞爾維亞 (2000年) 、喬治亞 (2003年) 、烏克蘭 (2004年) 、吉爾吉斯 (2005年) 。在這些前共產國家的抗議運動背後,有跨國的人權運動者網絡,他們傳遞非暴力抗爭的理念與策略 (Bunce and Wolchik 2011) 。全球正義運動主要是針對經濟不平等,尤其是反對具有主導性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相對於此,顏色革命則是具有深刻的地緣政治意涵,因為這些前共產國家不可避免地面對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競爭(Way 2008) 。Beissinger (2011, 2013) 研究烏克蘭的橘色革命,他發現其參與者具有各式各樣的動機,追求民主的渴望甚至並不是最首要的。很顯然,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顏色革命也帶有族群政治與民族主義的色彩。

在2011年,全球的抗議風潮達到高峰。從年初的阿拉伯之春(由突尼西亞與埃及革命所帶領)、「歐洲之夏」(由西班牙的憤怒者(Indigandos)運動開啟,擴散至受債務危機影響的南歐各國),到入秋之後登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Castells 2012; Flesher Fominaya 2014b: 148-93; Gerbaudo 2012)。阿拉伯之春包括了在北非與中東各國出現的反獨裁者之行動,不滿政治高壓與經濟停滯的年輕人是抗議 運動主力,他們的數位聯繫有助於克服祕密警察與線民種下的深層恐懼 (Bellin 2012; Gunning and Baron 2014; Ghonim 2012; Noueihed and Warren 2012; Rand 2013) 。歐州的抗議風潮有明顯的經濟根源,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希臘、葡萄牙都是受到債務危機衝擊,政府厲行撙節措施,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面臨經濟困頓 (Flesher Fominaya 2014a; Tejerina et al. 2013)。最後,源自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我們是百分九十九」名義抗議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不只是迅速擴散至全美各地,更引發全球各地的模仿。「佔領」正式成為全世界抗議行動的通行語言(Graeber 2013; Gitlin 2012)。

放置在全球性翻轉歷史的抗爭浪潮中,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有何種意義?整體而言,東亞地區的社會抗議有國內的發展脈絡,而較少受到跨國因素的傳染。除了2005年香港的反世貿抗議與2008年日本北海道的反八大工業國會議以外(Tominaga 2014),東亞的全球正義運動較不頻繁。顏色革命與2011年的抗議風潮也沒有在此激起太多的回應。從此來看,是否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興起,意味著東亞與其他地區潮流的匯合?

前面提到,年輕人為主的參與以及他們的政治獨立性是與其他國際案例相吻合。佔領某個公共空間,並且用其作為與政府當局談判的籌碼也是常見的特徵。也由於這種空間依賴的特性,許多評論者提出了「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s)(Pickerill and Krinsky 2012)、「廣場政治」(square politics)(Krastev 2014)、「廣場運動」(movements of squares) (Fernández-Savater et al. 2017)等名稱。透過數位移動的通訊科技,青年參與者得進行一系列的「快閃」(flash-mob)風格的抗爭行動,帶來了與執政者的對抗。台灣與香港的抗議者也積極展現出其包容性,特意強調其文化與族群的多元性,而他們的佔領區也激發出各式各樣的藝文創作。

儘管有這些相似性,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與其他國際個案仍有下列之差異。首先,這兩場運動都不是所謂「無領導者的」(leaderless),基層的參與者都能容易指認出那些人是他們的領袖。在某種程度內,一小群封閉的學生參與者之決定主導了運動的進程,也或多或少影響了其後果。其次,儘管台灣與香港青年都有普遍的經濟不滿之感受,新自由主義並不是促成他們抗議的主因。即使太陽花運動的起源是與中國貿易自由化密切相關,反對自由貿易的訴求在其中只能算是非常邊緣化的聲音。在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中,經濟因素並不是主軸,地緣政治發揮了更重要的影響,原因在於兩場運動都是對抗日益成為國際霸權的中國。就這一點而言,台灣與香港的個案是比較接近顏色革命,與全球正義運動較疏遠。最後,歐洲的自主左派和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有相近的意識型態,原則上抗拒參與體制內的政治活動:相對於此,在大規模抗議結束後,太陽花與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卻積極擁抱政黨政治與選舉,從街頭佔領到組黨參選的過度是平順而且幾乎沒有反對意見。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 金鐘佔領區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 金鐘佔領區

要解答六項知識迷團

作為一種知識技藝,社會科學的任務之一即是試圖提出具有可信度的解答,尤其是是針對那些未預期的、被認為不太可能出現的事件。就這個意義而言,翻轉歷史的抗爭的浮現及其後續影響,是需要被解釋的議題。關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運動,我在此提出六項知識迷團。

迷團一:保守社會中的激進抗議

儘管各方面的現代化,台灣與香港仍是保守的社會,民意往往不接納違法的抗議行為。然而在某些方面,這兩場運動所帶來的衝擊都遠超過前面提到的國際類似個案。太陽花運動不只是佔據了某個公共空間,而是癱瘓了被認為是民主殿堂的國會,但即便如此,卻仍享有強大的民意支持。雨傘運動在市中心維持街頭佔領長達 79 天,遠超過18天的埃及革命、28天的西班牙憤怒者運動 (抗議者撤出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 (Puerta del Sol square) 為止) 、59天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警察驅離祖科堤公園 (Zuccotti Park) 為止) 。為何台灣與香港公民擱置他們的保守政治態度,願意支持明顯違法的佔領行為?

迷團二:「機會渺茫」的抗議?

抗爭是一種勞力密集而且充滿危險的活動,因此,通常只有人們意識到有成功的機會,他們才會願意積極參與。然而,在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登場之前,這樣樂觀的期待幾乎是不存在的。台灣的執政黨享有國會多數席次,也鐵了心腸決定強行通過服貿;主要的反對黨對於這個議題採取模擬兩可的立場,避免在敏感的兩岸政策上有明確的主張。服貿的反對者已經窮盡可能體制內的管道與程序,再也無法拖延其表決,再且,他們也一直無法喚起公眾對於與中國自由貿易危害之關切。在香港,先前就有一場要求真正特首普選的運動,已經持續動員了超過一年以上,但是北京仍是持抗拒的立場,並且宣佈了一套被原先預期更為保守的普選辦法。香港泛民各政黨沒有料想到北京如此強硬的回應,其內部嚴重的分歧也無法形成共同的立場。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幾天,許多運動者也私下坦誠,要獲得北京讓步的機會非常低 (Cai 2017: 2) 。換言之,台灣與香港的公民走上街頭,原因並不是他們認為有可能取得想要運動目標,而是他們擔心會失去某些更重要的東西。

迷團三:學生的領導地位

台灣與香港都有活躍的公民社會,政黨與運動倡議性的公民團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經驗老道的運動參與者與具有知名度的政治人物看似更有資格,來主導這兩場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實際上,公民團體成員與政治人物在運動決策過程中被邊緣化,學生成為無庸置疑的運動領袖。大致而言,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重大決定都源自於一群二十幾歲的大學生或研究生。香港人投票年齡是十八歲,黃之鋒在當時還沒有投票權,而他卻儼然成為雨傘運動的國際代言人。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不尋常的運動領導者?

黃之鋒

黃之鋒

迷團四:運動資源的詛咒

在兩場運動登場之初,運動者的準備程度有明顯的落差。香港的運動者招兵買馬,以因應最終與北京政府的攤牌對決,他們有知名而且受尊重的領導者、募款資金、受過非暴力抗爭訓練的志願參與者,以及其他各種後援資源。然而,雨傘運動一開始就是缺之有效的決策與領導,隨著運動的推展,內部糾紛越演越烈。在台灣,在學生衝入立法院之前,反對服貿運動的組織人手不足、缺乏運作資金,也不是廣為人知。儘管如此,太陽花運動卻形成了強大而穩定的領導核心,能夠有效地貫徹其策略決定。在翻轉歷史的抗爭中,為何事先累積的運動資源不但沒有發揮效果,反而成為某種阻力?

迷團五:自動自發的運動貢獻

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能夠出現,很大程度是源自於眾多不知名的參與者之貢獻,他們自發決定在當下時刻應該做什麼事情。運動領導者忙於處理「更重大」的策略決定,廣大佔領區的物資供給與秩序維持就得依靠基層群眾。台灣與香港的參與者如何能維持長久持續而又有秩序的抗爭行動?就某個意義而言,領導者與追隨者的分野界線已經模糊不清,因為參與者自行組織了屬於他們的運動,而不是接受某些人物或組織的指令或是授權。為何能夠出現這種自動自發、而且又是廣泛分佈的決策能力?這也是需要解答的問題之一。

迷團六:團結與分裂

兩場運動的政治後果有明顯差異:雨傘運動使得香港的政治在野勢力更形分化,而太陽花運動卻是使得台灣的反對黨再度取得執政。在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政壇出現了新崛起的反對勢力,他們與既有的泛民政黨與處於競爭的格局;相對於此,太陽花運動所催生的新政黨卻是成為反對黨的盟友。

本書試圖說明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何與如何發生,進而解答上述的六項知識迷團。我的知識探索主要是依循社會運動研究的脈絡,因此,在此要處理問題即是:什麼是社會運動?其主要成分包括那些因素?從既有的研究文獻,我們可以獲致那一種的社會運動的圖像?

何明修《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運動》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何明修《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運動》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i]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https://goo.gl/BHzrXk, accessed 2 November 2016.
[ii] Taiwan’s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https://goo.gl/Ug6jck, accessed 7 October 2016.
[iii] Hong Kong’s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ttps://goo.gl/CpTmDm, accessed 7 October 2016.
[iv] Taiwan’s Tourism Bureau, https://goo.gl/p7ZGfe, accessed 7 October 2016.
[v] Hong Kong’s Tourism Board, https://goo.gl/3aXX3w, accessed 10 Octo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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