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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帥前的風波 — 解密檔案披露的政治妥協

2019/1/3 — 17:25

前港督衛奕信於 1992 年接受訪問(網絡影片截圖)

前港督衛奕信於 1992 年接受訪問(網絡影片截圖)

1986 年時任港督尤德病逝,由衛奕信接任港督一職,期間經歷八八直選、六四事件等重大事件,亦在玫瑰園計劃時惹來中方軒然大波,需要時任首相馬卓安親身到北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平息事件,外界估計新機場事件亦為衛奕信不被續任港督埋下伏筆。英國國家檔案館上月解封多份檔案,提到在英方 1992 年正式宣布更換港督之前,其內部早於 1991 年 10 月底已經著手處理更換港督事宜,當中外相韓達德預先通知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衛奕信翌年將離任,並透露下任港督會是一位政治人物(political personality)。

鄧蓮如聞言後大感驚訝,並表不快(surprised and unhappy),並對外相強烈反對撤換港督的決定,直指對這將會為政治和心理都正在急速變化的香港來帶更多的不確定性(add further uncertainty at a time of rapid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她認為,英方作出撤退港督的決定前也應該考慮香港人的意願,不應作出不符合香港利益的決定。

時值英國進行大選,難料工黨、保守黨誰可入主江山,這個時候公布衛奕信離任消息,鄧蓮如擔心一旦這時公布離任消息,若然保守黨在大選中落敗,對香港的未來會有更大的變數,故特意問及衛奕信自己能否上訴,或者延遲公布自己離任的消息。然而,衛奕信回道,不期望可以改變公布時機,皆因首相馬卓安已經作出確實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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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公布時間不可逆轉,鄧蓮如便再度去信外相,表示明白倫敦為了阻止外界猜測衛奕信去向,故一心盡早公布衛奕信離任決定,但直言此舉只會帶來反效果,皆因衛奕信繼任人和離任日子未有決定,徒令香港人更擔心香港局勢是否不穩,亦會破壞衛奕信的管治威信,更為社會帶來混亂,直言這些責任都會算到倫敦頭上(they will find convient to blame H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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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韓達德回信時沒有正面回應鄧蓮如的訴求,只道衛奕信表現良好,但在英國大選後,應該有一位新港督處理香港最後五年英治時代的事務。他又建議,翌年鄧蓮如訪英時與之會面。然而,屆時英方已經公布衛奕信離任的決定,生米已成熟飯,對於是否換港督根本於事無補。

縱觀今次所公開的首相府解密檔案,不難發現一到香港過渡期間、與中方交鋒之際,港督換屆往往成為英方內部爭喋不休的議題,當中亦反映各方對於港督在香港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期望。例如今次最新解密的首相府檔案提到,尤德在 1986 年病逝後,英方內部一度物色下任港督人選,期間鍾士元及鄧蓮如分別以行政局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身份,上書首相戴卓爾夫人大談對未來港督的要求。由於時值英方正草擬《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當時香港社會其中一個訴求便是 1988 年是否引進立法局直選,因此鍾士元及鄧蓮如其中一個關注點便是新任港督是否「夠牙力」推動直選。

鍾士元及鄧蓮如在信中提到,雖然坊間集中新人選是否夠經驗處理中方,但二人力排眾議,直言「對華經驗」不重要(we do not think that it is essential),皆因英方在外交部、駐華大使館、香港政府及當時新近成立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已有完善機制,處理對華事務,相較而言,隨着《中英聯合聲明》簽訂、1985 年立法局舉行首次間接選舉,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提高,壓力團體日多,新任港督要有足夠政治敏感度(politically sensitive),在應對中英關係外,亦要應對香港內部需要(patient understanding and careful and skillful handling)。

他們又表示,新任人選必須「夠資深」,對中方及英國政府內有名望的人(a senior enough rank and status to command respect in China as well as in Whitehall),並指香港人及中方官員往往根據港督本身有多大名望,去猜想倫敦政府對於港督一職到底有多重視。然而,「人選資深與否」與「能否勝任港督」是否真的有關係?還是鍾、鄧二人其實有弦外之音?

在一封外交部致函戴卓爾夫人的書信則代為解畫,說鍾士元及鄧蓮如之所以提到新港督必須要「夠資深」,背後憂慮是一旦對方在倫敦不夠份量(not carry enough weight in London),則未必能夠有效反映他們的意見,因此他們渴望是第一線的政治人物,如前外相卡靈頓勳爵(Lord Carrington),故建議日後無論委任誰擔任新港督,可以向行政局保證新港督可以如尤德一樣,直達首相及其他高級官員。

不過,鍾士元及鄧蓮如有關「對華經驗不重要」的講法立即激嬲駐華大使柯利達,柯利達直言二人輕視對華經驗,只想找一個對香港民情敏感的人(sensitivity to feeling in Hong Kong),無疑是「危險的處方」(dangerous recipe),認為處理香港問題的人須有能力去摸清中方底線(read accurately how far we could press the Chinese),並遊說行政局接受這個方案(persuade Exco to accept this judgement),否則對英國不利。

柯利達在檔案中甚至向戴卓爾夫人「打小報告」,直言鍾士元對於中方的政治判斷並不可靠(not reliable),並力數在多個重大問題上,包括 1997 年後是否延續英國治權、是否接受鄧小平訂下 1984 年 9 月的談判死線、是否同意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等,柯利達批評鍾士元差點將雙方關係推向「致命的對立關係」(fatal confrontation)。他又直言,鍾士元現在又就「立法局引入直選」問題樹立新的對立面,甚至誤將直選說成已故尤德一生力爭的東西,認為新港督必須了解中方因素及政治現實,否則容易受鍾士元等勢力左右(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S Y Chung’s pressure)。

這種妥協路線的爭辯在香港整個過渡期間反覆出現,甚至仍然纏繞到面對中國「全面管治」的當下,亦是與早前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表示「非對抗性方式(non-confrontational approach)」與中方交往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然而,這種妥協路線是否適用於當下的時空?妥協路線一再宣稱的良好願望有幾多被過份高估?其實是所有關心香港問題人士需要思考的永恆課題。

 

伸延閱讀:
David Wilson was forced out as governor of Hong Kong b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John Major despite objections from Executive Council, new declassified files reveal

參考資料:
1986 PREM 19 2230 Future of Hong Kong part 19 
1992 PREM 19 4227 The future of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標題為編輯改擬,原刊於香港前途研究計劃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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