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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同政治陣營總無法對話?

2020/1/9 —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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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雨傘革命以來,香港被不同的政治陣營分割:先是所謂的黃絲和藍絲,及其後出現的本土 / 港獨思潮(「本土港獨派」)和傳統民主派中仍擁抱真正的一國兩制的人(「一國兩制派」)。這些陣營往往被一道道鴻溝割裂,彼此間完全無法對話,以至有時就算在討論同一件事,或同一些證據,彼此間也毫無對話空間。為什麼會這樣呢?

後啟蒙哲學的提醒:詮釋框架的重要性

“‘We have,’ they say, ‘facts before us!’ But facts are not everything;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how to interpret them.”

《Crime and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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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有一個錯覺,認為在一切的對話和討論中,只有「事實」和「意見」之分:爭論只在「意見」的層面,事實卻是無可爭議的。但其實所謂的事實或現實,本身早已被我們的詮釋所影響。正如不少後啟蒙(post-Enlightenment)哲學家提醒我們,我們對事物的認知其實只是我們對事物的詮釋。正如法國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的名言提醒我們:文本以外無一物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我們認為的「客觀現實」,其實只是我們對世界的主觀詮釋: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是不可能不經語言的傳遞和中介的。前聖公會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Rowan Williams 也曾指出,現實不是直觀所能捉摸得到,它其實經過許多層既予的意識形態和概念等過濾才被指涉出來。

按當代美國哲學家 David Tracy 的說法,「現實是我們給予我們最佳詮釋的名字。真相則是我們透過我們最佳詮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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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討論哲學理論很沉悶,不如用一個小故事去演繹這些理論。美國哲學家 James K. A. Smith 曾以電影 The Little Mermaid 中一個片段說明這現象:King Triton 的女兒 Ariel 對水面上的人類世界既好奇又一無所知,於是她會搜集和收藏來自人類世界的物件。她的海鷗朋友 Scuttle 就是她搜集這些物的主要渠道,不但如此,Scuttle 還會替這些物件命名和解釋它們的作用。於是牠會叫煙斗為 “snorflap”,說它是一隻如哨子一樣的「樂器」。同樣,餐叉也在 Scuttle 口中變成 “dinglehopper”:一件像梳子一樣整理頭髮的工具。

於是在 Ariel 的眼中,「煙斗」和「餐叉」從不存在,她看到的只是一件叫 snorflap 的哨子和用來梳頭的 dinglehopper:她自然地認為她是「看到」一隻哨子和梳子,而非她對這些物件的詮釋。但同樣的物件,在我們的眼中,卻不是哨子或梳子,而是煙斗和餐叉,同樣,我們也認為我們只是直接「看到」一隻煙斗和餐叉,而非我們對這些物件的詮釋。

那麼究竟這些物件是哨子 / 梳子,還是煙斗 / 餐叉?這視乎你以 Ariel 的詮釋眼光,還是我們所謂的常識 (common sense) 眼光去看待這些物件了。不同的詮釋眼光下,「現實」也大不相同。

「黃、藍」和「統、獨」的詮釋分歧

這和我們討論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我想指出的是,不同政治陣營間的分歧,往往不在原始事實 (brute fact) 上的分歧,而在用以詮釋這些事實的詮釋框架上(和隨之而來的詮釋):所以大家看著同一段警察開槍或打人的片段,各自也會有不同的結論:黃絲會看到警察濫用權力和武力,藍絲則會看到警察「止暴制亂」或「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

同樣,「一國兩制派」和「本土港獨派」之間的所謂「統獨爭議」(借用台灣政治的一個詞彙),面對同樣關於香港天然資源或地緣政治的客觀環境分析,「統派」會看到「獨立是不可能的」,「獨派」則會看到「就算困難,香港民族也會戰勝歸來」。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便說既然一切都只是詮釋,所以沒有真假好壞美醜之分的相對主義。詮釋本身也有好壞高低之分,例如某一個詮釋是否有考慮所有應被詮釋的材料?某一個詮釋又有否將應被詮釋的材料置於相關的處境中?這些都是判斷某一個詮釋好壞的考慮。

但這應該幫助我們認清不同政治陣營無法對話的根源,可能遠比我們想像深入。要令雙方對話,不能單靠多些傳播所謂「真相」的相/影片或證據,或不斷重複某些建基於某些前設下的論辯 (argument):相反,需要挑戰和?清的,可能是雙方習以為常 (taken for granted) 的前設:例如在黃藍爭論中,什麼是 / 為什麼要維護法治、人權、民主,政治和國家政權 / 主權的本質是什麼,警察存在的目的 (telos) 和正當性 (legitimacy) 是什麼,暴力是什麼,等等。

結語:為什麼要對話?

為什麼花這麼多唇舌去討論黃藍 / 統獨(缺乏)對話的現象呢?這是因為,和部分喜歡樹敵的陣營提倡的不同,抗爭最後的成全和勝利,某程度上視乎我們是否能團結大部分的香港人去對抗暴政。過去大半年我們成功地團結了所謂的勇武和和理非,但還有不少不同的陣營有待努力,例如所謂的「一國兩制派」和所謂的「本土港獨派」,甚至所謂的黃絲和(淺)藍絲。

圍爐取暖的確令人感覺良好,不斷踐踏和攻擊任何和自己稍有不同者更可能令人有一種站在道德高地的優越感,但最終這只會將自己和自己的同溫層「囚禁」在自己的詮釋框架中,而無法達致德國哲學家 Hans-Georg Gadamer 所謂的視野融和(fusion of horizons)。倘若這是某些人的選擇,他們大可繼續躲在自己的迴音室(echo chamber),繼續互相吹捧和嘲諷/攻擊和他們稍有不同的人的遊戲。

但倘若我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煲底相見」,我們則必須和那些和我們不同的人對話,而非一味嘲諷甚至攻擊他們。當然,有些人是我們始終無法對話的,但我們必須嘗試跳出我們的同溫層,和那些仍有可能轉為支持我們的人對話。而這由明白什麼阻礙我們的對話開始。

其實,民主社會不正是一個不斷和與我們不同的人對話的過程嗎?若我們希望見到民主社會的到來,不如讓我們首先成為我們願意看到的改變 (be the change we want to see)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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