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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書簡】國族主義的催眠

2019/11/2 — 22:57

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素材來源:Rudez Zhong @Pixabay)

北京天安門廣場(圖片素材來源:Rudez Zhong @Pixabay)

在港、台綜合節目的喧鬧聲中讀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意志的考驗。此書從先秦政治思想的流派追蹤至清末民初的劇變,所引經典,有注無譯。古文根底薄弱如我者,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才知其梗概。讀完此書,滿心慚愧,因其處理的問題與我研究的專業息息相關,但過往二十多年花了極多時間在中國建立公民社會和在港爭取民主,竟待到獄中才拜讀先生大作。

此書首要梳理的問題是中國專制政治的思想根源。蕭先生認為中國並非自古便崇尚君主專制。春秋以前,君權的運用,自有其限度。貴族世卿、大臣巨室在封建制度中將王權分散。此外,民心之向背、天命之與奪、鬼神之賞罰,亦形成間接的限制。

忠誠建基於政府是否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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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並非單方面強調統治者的權威,孔子「正名」之說志在調整君臣上下的權利與義務,士人對人君的忠誠是建基於政府是否行仁政。「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不像林鄭和梁振英的統治班子,政府作惡時都無人敢跳船。

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更是進取,雖認為統治者的權力由天授命,但上天是通過人民的耳目去監察天子的一言一行。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失民心者失天下。假如統治者行虐政,人民有權以暴力將之推翻。「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革命變成義務,莫說違法達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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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民本思想」太過前衞,很快便在「送檢」過程中被打壓。漢代儒生談五行災異之論,是想借大自然的力量去告誡當權者不得逆天而行暴政,不過這種旁門左道的制衡終難長久。法家不將統治的道術寄託於人君的道德修養或者鬼神賞罰,而着重制度和刑法。法家亦有「法者君臣共守」的理想,即是說皇權應同樣受法律限制。經歷秦朝的暴政,漢代法家與道家混雜成一種無為而治的思想,以法治國,減低人治色彩。

但現實的中國是單方面採納了儒家的「尊君」思想,統治者的權力亦凌駕於法律之上。2,000 年來間有異議聲音,卻無改治世少而亂世多的專制格局。直至晚清受外力挑戰,民權思想和憲政主張才乘勢而起,卻遭到華夏本位思想與專制文化基因頑抗。

本書的另一要旨是探索「民族國家」生成的困難。古代中國,自以為是「天下」,只有華夷之別,對其他國家的存在了無認識。孔子是以文化而非種族來判別夷夏,這種「文化中國」的概念成為主流,特別在元、清外族統治的朝代更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如果大家讀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的《大同書》,你就像聽着 John Lennon 唱《Imagine》,無國界、種族之分。蕭公權認為直至孫中山以種族為號召反清復明,方開始建立民族國家。

我卻不同意蕭先生的觀點。試想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無論種族與文化與漢人都有重大差別,但漢人一面唱着「黃皮膚、黑眼睛」的《龍的傳人》,一面硬要說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屬於中國,是何其荒謬?正如 Benedict Andenson 所云,現民族國家除了是透過戰爭掠奪以外,更是透過統一的語言、文字、傳說及各樣文化手段刻意建構出來的。但在這種薰陶底下的人民卻將這種人為的民族國家視為宗教般神聖不可褻瀆。

我看見一個大陸青年南下大埔劏肚襲擊在連儂牆下派單張的義工,然後往警署自首,應該是一個國族主義上腦的「小粉紅」。這些人沒有想過,沒有民主、自由等更高價值的指引,國族主義只是集體自我催眠,以保家衞國之名殘人自殘。

2019 年 10 月 27 日
陳健民

 

原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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