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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一役已避開了最壞結局

2019/11/20 — 21:24

理大一役,運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不單數以千計的參與者被捕,「留守理大」、「救援理大」、「棄守理大」等一連串決定,亦引起各種紛爭,對士氣打擊不輕。這次考驗關係到運動能否繼續下去,各種檢討非常重要,持續呼籲團結亦屬緊急;但憑空地呼喊「團結」總不足夠,現實也許難以接受,但先客觀地認清事實,仍是繼續團結的基礎。所謂「客觀」,當然只能透過討論逐步接近,但就筆者所見,客觀而言,理大一役雖是慘敗,但正因為每一個備受爭議的決定其實都有可取之處,最壞情況經已避免。運動能否復元固然是未知之數,但所謂「未知」正正是因為仍有希望。

正如不少討論指出,因為警方與示威者的資源裝備差距太大,「陣地戰」模式不可行,但「守衛理大」從來不是單純的陣地戰。抗爭一方是希望以理大為據點,再配合其他地區的流水式抗爭。在快閃示威模式漸露疲態時,希望以「陣地/游擊」混合模式升級以嘗試突破僵局,本身實在無可厚非;而且大學一直是抗爭的象徵,守護大學免受蹂躪,亦是大量抗爭者道德上的共同願望。當然最後演變成一場嚴重危機,但所有重大決定本來就一定伴隨重大風險,長遠而言出現一兩次大敗,其實無可避免。要汲取教訓,除了分析何處出錯,亦要判斷當時的決斷是基於「衝動」,還是基於「理由」。回看十一月初形勢,行動雖然失敗,但當時的決定其實亦有理據。

當大量抗爭者圍困於理大時,市民於 18 號晚發起大規模營救行動,其實日間已有很多市民嘗試接近理大,未入夜,被捕人士已經以數十計。晚上數以萬計的市民從多方推進,希望協助突圍,結果始終不敵警方武力,不但無法突破,亦做成數以百計的抗爭者被捕。單單考慮到營救行動做成的犧牲,而最後亦不能救出抗爭者,這似乎是得不償失,但運動倫理上,抗爭者實在不能見死不救,否則以互信為基礎的運動就會土崩瓦解,連登上有人說營救行體現的是「雖遠必救」,所言不虛。但反過來說,前去營救的市民和抗爭者最後撤退,又是否背叛了被圍困的抗爭者呢?不是。「盡力營救」和「送死」始終有分別,在外的抗爭者力量有限,當夜所見,很多人其實已在勉強自己,勉強與警方進行陣地戰強攻,勇武抗爭者勉強在對方握有地利和優勢火力的情況下推進,和理非即使缺乏裝備、經驗都盡量上前,很多人一口氣越過心理關口,在現場敲磚、製造和傳遞火魔法,當晚,很多很多人都在勉強自己。結局上,當然是不足,但所謂「勉強」,就是指在自己最大限度之外,再奮力行多一步。既已「盡力」,當下自然無法再做更多,即使做也只是送死。當晚不少犧牲,正是因為很多人勉強自己做不善長的事,才會不斷出錯,讓警方有機可成。然而道義上這也無可奈何,因為被圍困的同伴不可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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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努力營救,數以百計在理大的抗爭者卻放棄防守,自行步出,短時間內理大基本淪陷,這又有否辜負了外面的犧牲與努力呢?首先,步出理大的抗爭者都面對著暴動罪檢控,當下必須盡力支援他們。而每一個抗爭者在前線做決定,一定不會只有一種考量,因此無需過分猜測他們當時在想甚麼。但在客觀戰略效果上,這數百人決定棄守,其實讓理大一役避免了最壞結局。試想想如果這數百抗爭者堅決死守,在糧食物資補給被截斷的情況下,最樂觀都難以堅守多過兩星期,然後就會以人道災難方式落幕,或是警方攻入死傷枕藉,或是糧水俱盡,傷病橫行,而期間基於運動倫理,營救行動的大規模犧牲將會反覆上演,最後所有抗爭力量都會銷亡殆盡於一場根本無法勝出的「守城營救」戰役。壯烈是壯烈,但代價很可能是運動一沉不起。如果當下因為大量抗爭者被捕已令我們身處危機,那徹底死守理大就代表著運動以失敗結束。那將會是最差的戰略選擇。而不論抗爭者是基於何種理由決定棄守,客觀效果上都是因著這決定才迴避了最壞結局。

那剩下的抗爭者呢?可以不理會他們嗎?當然不是。很多人仍在努力營救,但被困人數銳減後,最合理的營救方式也許已不是犧牲極大但成功機會卻接近零的強攻行動。情報收集整理、外圍接應、後續支援等行動,相信會有意義得多。但話雖如此,讓警方分心他處的「圍魏救趙」行動,還是越快越多越好。「不強攻」不等同「不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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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一役,數月以來的抗爭運動已受重創,運動能否復元目前還是未知之數。但反觀理大一役,雖是慘敗,當中亦犯了很多錯誤,但每每去到重要關頭,香港人的集體決定又剛好避開了最壞結局。當下士氣低落,在所難免,但痛定思痛後,我們還是要想一想為了「五大訴求」而犧牲了的抗爭者、市民。然後就會發現,走下去是唯一選擇。最後,我想借一位朋友的話作結:We will be ok; we have to be ok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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