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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初選結果 — 骰子已被擲下

2020/7/14 — 14:22

我們曾經聽過「三分天下」。那個年代,北京長臂還未來到,「本土」和「泛民」鬥個你死我活。梁天琦拿到決定性六萬多票,後來被 DQ,泛民沒事;梁頌恆代他去,又贏,再 DQ。之後香港整體進入政治低潮,渡過了兩三年黑暗時間。現在於初選勝出的年輕人,很難用本土派、抗爭派來準確形容,但大多數人,在那兩三年時間可能都有過沉澱。或者在更早的時候,他們已經身在本土主義先鋒的支持者之中。

一向都說,2016 年香港檯面政治,本已完成新陳代謝,只是政權出手阻止,老黨才苟延殘喘多一陣。2016-2019 年究竟是夕陽餘輝,還是黑暗歲月,視乎你的政治和社會生態位。經常訪問不同政治人物,發現很多年輕人都覺得那兩三年暗無天日。都會保守的曾俊華選特首,在「民主派」之間引起「策略派」和「原則派」之爭,年輕人「時不予我」的感覺更加到達高峰。曾俊華這個圖騰、中老年黃絲一陣「政治 nostalgia」的哄動,充份說明了歷史的正反合,激進張揚的階段(雨傘 + 魚蛋)之後,就是保守和反動的反祖現象進場。曾俊華代表「一國兩制修復主義」,一種老香港、黃金時代的逆向憧憬,在他身上,人們看到不用犧牲就能回到美好歲月的輕省。

當然這種想像最後被「777 當選」的政治現實完全壓碎;但人們不想犧牲就想換到歲月靜好的憧憬,後來又投射到林鄭身上。有人說過不如「大和解」、特赦七警、渴望社會恢復表面平靜。那兩三年,對中老年來說,可能是黃金夕陽的尾巴,代表一場暴風雨之前最後的平靜。之後反送中屎忽撞棍爆發了,素人將局面越拉越開、警察不受控制,在標誌性的人道災難之後,上一代其實就已經看到了自己的七星燈熄滅。「一國兩制」的平衡如此脆弱,就好像梅特涅苦心經營的歐洲安全,最終還是一片一片地剝落,憑人力還是阻止不了舊帝國覆滅、新國家(如德意志)崛起;歐洲最終陷入大戰,只是時間問題。2016 年的 DQ 和暴動控罪,雖然成功令時間突然停止,但始終違背不了政治的基本力學,本土主義征服香港,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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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土派在四五年前受盡千夫所指,但今日參加的年輕人還是拾起了這個圖騰循環再用,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現成的意識形態資源。對上一個思潮,已經是火紅年代、認中關社、民主回歸那一個世代,他們將反英、親中、愛國、拒共、都會主義共冶一爐。今日的一些年輕參選人,已經表露心跡:這場選舉,要找出一個問題的答案:香港人選擇本土主義,還是第二次「民主回歸」。雖然反送中之後,本土運動早已進入第二期,但這些言語表達了局中人的自我意識,他們清晰了解今日香港的苦難,與一套跟自己成長亦糾纏不清的意識形態,脫不了關係。

客氣一點說,香港一直背負著上一個時代的框架,這個框架跟新近發生的事情,產生極大矛盾。新人新思潮的發展動力,基本也來自這個時間的奇點。而改寫這個上世紀框架,就成了這幾年香港內部政治發展的基本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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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雙方正面交鋒;第二階段,是雙方互相滲透。「建設民主中國」作為香港未來論述基本失敗之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填補了真空,成為主流口號;而「議政主義」也基本崩壞,不少初選勝利的人,都揚言入去不打算講政策,不打算議政;就是受教於前幾年來的政治暗黑史,他們對「半自由制」、「行政吸納政治」、「乖學生議會文化」、「向上流動成為社會賢達」等社教化許諾,沒有任何幻想。對「體制」取態截然不同,當然是因為中國對兩代香港人,取態完全不同。上一代人是受到優容,受到尊重,甚至受到統戰的,因為大局和時間紅利,中國要搞好收回香港這件事。那個年代的人,支持過六四,之後也可以被政權接受,可以去中國做生意;社運領袖會被招攬去搞《基本法》;文化人金庸也獲得領導人接見……就算不是實利,也算是獲非常尊重;而這一代香港人,是不斷被否定的。他們懂事以來,政府就叫他們「北上發展」;然後他們要接受普教中,他們不斷被灌輸:香港已經光輝不在、中國才是未來所在,然後大家肯定都見過中國豪客的嘴臉……有記憶的大人,都會記得英治末年,香港人無比自信;但後來成長的一代,卻無緣得見往昔之光華。兩代政治青年,就像佛洛伊德和榮格,雖然是承先啟後,內裡的傳承關係卻盡是斷裂。

本來體制要行穩致遠,上一代繼續發揮影響力肯定重要,但港同盟變民主黨,之後變民主派,變「泛民」,開支散葉到最後,是農村包圍城市;新一代認同民主,卻不一定認同老運動員。初選是中老年的戴耀廷協調,但有些年輕人夠膽去這個鴻門宴,最後堂堂正正為自己、為時代掙了一口氣,獲得授權,反倒是反送中以來形勢一向被動的傳統泛民,大意失荊州。即使之後特區政府將所有年輕人 DQ,大家最後都得不到議席,就像 2016 年,大家仍會記得 2020 年,新陳代謝已經完成,年輕一代已獲得授權;不被 DQ 而最後選上的民主派,亦只會落得毫無權威的下場。大家只會認定,他們是體制接受和開恩才能做議員。

政治權威慢慢分化出去,不再集中在議會。有人去坐監、有人去打國際線、有人受打壓、有人被 DQ,這些都是新時代的政治權威的分流處,不一定是做議員才能有光環有影響力。因為香港早已離開官民共治的純樸年代,雙普選無從說起,議員作為「治港預備軍」的想像早已消失,多你大黨一兩個議員入局,幫你換屆和世代交替,其實幫助不到香港大局。幫人搵工都好,不如幫後生仔好過。想通了,就會樂見新人大亂鬥。

當權者不樂見有初選,可能是不希望看到現在這種狀況:屬於「大傳統」的那一代慢慢被擠走,不可控不可知的一代不斷「農村包圍城市」,而且得到了市民的授權,這不只是傳統泛民的危機,更是廣義一國兩制的警號。一些中國輿論認為,《國安法》可以移風易俗,令泛民中懷有「中國情懷」的人重新出頭、令香港的反對派回到正軌、告別糾纏多年的「身份政治」……然而初選結果折射出來的,不是單純的本土升泛民降,而是身份政治強化;「忠誠反對派」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擁有「97 前後紅利」的一代,在最前線擁有的政治權威越來越小。DQ 好、《國安法》好,都只能短暫停止時間,不可持久,而且好像有邊際報酬遞減定律。

掐碎鮮花,不能阻止春天來臨。見到這個結果,政權可能會加倍努力掐碎更多鮮花,初選勝利者很難永遠保有勝果,但以過去的歷史看來,你把他們打倒,只是不給機會他們腐化,一個超然的反對政治權威,反而得到強化。等於敵人殺掉哲古華拉,只是將他神化。後繼者越來越多,越來越難徹底打倒。「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我經常在想,如果中國在 2016 年不 DQ 任何人,給他們入局,三五七年後,我們最終發現沒有議員能做到革命,沒有人能逃過腐化,今日是否會沒有反送中運動?就讓我們這一代都成為肚滿腸肥的社會賢達,毫無代價地唱《抗戰二十年》,天下就沒那麼多事。只能說,中國太過小家子氣,連一些時代紅利都不分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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