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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的正義論 — 中國特色的浮動式是非觀

2020/1/22 — 9:45

鄧炳強

鄧炳強

有區議員要求警首鄧炳強辭職,他說自己理直氣壯做得好,想他辭職的人是「懼怕正義」。

相信鄧說的是真心話。中共國慶時,請了很多警隊高層上去接受英雄式款待;中共對香港警隊要員的長期培訓,又是公開的秘密。鄧在北京面向國旗的那張相片,成為官媒選擇的「年度相片」,意味不言而喻。北京靠槍桿子,赤裸裸的。國家全力支持,代表有了天命,因而擁有正義,雖然此正義充滿了「中國特色」。

亂臣賊子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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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的正義,是特殊定義多於普遍真理,是一個與政權道統捆綁的政治理論。擁有「天命」的政權,自身就代表正確。在現實政治之外,沒有更加超越的道德主體 (例如神) 去駕馭現實政治。這種傳統表示,儒家文化圈之下的「正義」往往很浮動,很contextual,經常被政治左右,或者根本是政治的結果。

周王起兵殺掉紂王,是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行為。弔詭的是,周王開創的秩序,後來被儒家學者總結為君臣父子的道德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和故事能「令亂臣賊子懼」。周王開創了幾百年的體制,變成了現實,所以當初做亂臣賊子的周王,就沒有人能審判,即使是在觀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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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開天辟地的是周人,如果古代有法庭,那法庭也是周人開的。周人擁有「人大釋法權」。

然而若果人人都像周王一樣,就會天下大亂,所以學者文人編了一個故事:「天命」已從商王轉移到周王,所以周人起兵反抗是「順天應人」,並沒有違反「天意」,反而是實現「天意」;但怎樣判斷「天命」已經轉移呢?到最後,就是看現實的結果:起兵失敗即叛亂,不義;起兵成功即革命,正義。

監察之人誰人監察?

故而東方文化下的人,很快就發現並沒有天命,只有人自己想怎樣;只要陰謀成功,一切就會被洗白;亂臣賊子在勝利的瞬間,就成為天命所歸的聖人。這個陰謀者和犯法者,得到了自製的免責權,Grant an immunity。

在香港街頭出現了很久的標語之一,是一句拉丁文,大意是:監察之人,誰人監察?中國的答案是沒有。規則的制訂者必然成為規則的逃脫者。

西方用了血腥和裂解的幾百至一千年,去克制這個自然秩序。他們用了超然於所有人的上帝,作為的價值是非法碼,但不給天主教會壟斷神,提出人人靠聖經就可得救、以各國本土語言釋譯《聖經》、增加神的代言人(宗派)打破壟斷,國家悉數從宗教帝國中獨立;在政治上以國族代替皇家、以民主選舉肘制行政官員,進而拆散了司法行政和立法三權、軍隊變成效忠國家中立化……諸如此類。一個政權替換,是非也不容易隨著「改朝換代」而改寫。

而在中國本部,大一統政府上面沒有更超越的東西,皇帝是說了算的。「周公改制」往往被中國讀書人視為德政,克制了商文化圈的卜巫之風甚至女性從政風,被視為中華「人文主義」傳統的開端;

但其實「絕地天通」是一個收攏權力的陽謀,「中央」壟斷了部落的祭祀事務,將「神」代表的超越世界隱埋了,現實政治的版圖因而擴大。再沒有天上的權威,能夠輕易威脅地上的王權。

中共黨國是繼承中華文化的

中國基督徒受到迫害。黨國希望改造這個宗教,使其「適合國情」,問題並非信徒有沒有主張「制度性改變」,而是他們信仰的根源,有一個超越的隱秘的面。

耶穌與彼拉多對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可以維穩地演繹為「耶穌反對革命」,亦可以演繹為:基督徒宇宙的權威不在地上,你永遠不可能得到他們身心完全的忠誠。

對中共黨國這樣一個繼承中華政治「絕地天通」傳統的政教體系來說,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一個超越神,信仰一套與地上政權無法改變的道德律,都是潛在的叛國者。

不能講「普世價值」也是同理,因為例如「人權」、「民主」、「自由」是一個頗絕對的概念,不「在地」,中國要將它拉回地上,不被超越性的東西統馭,因而有「適切國情」、宗教要「中國化」這樣的思想。

中國不能容忍「天外有天」,在中國的文化秩序中,從天子、皇帝到今日的黨主席,都是代天而行,是一切法源和權力的根源。雖然現時這套是共產主義,但運作的邏輯是完全的中華特色,雖然沒有神權之名,但中華的政教秩序是神權的,仍然是萬民簇擁著擁有immunity的宗教政治領袖,並視為應然。

唯一鬆動的位置,是陰謀家憑實力替換天子,「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但皇帝兼任「天」的大祭司,擁有無上權威仍然不變。所以在中國,並沒有超過皇帝的正義,而是正義由皇帝定義;

因而「人權」這個概念,不只是黨國實際上不會執行,而是這個傳統根本難以理解。你說世界上所有人都應該擁有一系列不能剝奪的權利,不管地域和文化?一向代天行道的中國秩序,覺得你在挑戰他的權威;雖然人人都想要權利,但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被威脅的感覺,比未曾獲得的權利來得實在。這便是清末以來,讀書人想要用民主主義「再造強國」乃至近代小粉紅的來源。

天理與良知

以前的學者認為中國不信一神教,因而沒有宗教戰爭,因而更加超脫;但反映出來的是東方政權過早壟斷了超越世界,人民過早進入精神穩定,後世就無法發展出制肘政權的有力觀念力量。

後來在本土誕生的道教,馬上就引發了第一次的中國人口滅絕,即黃巾之亂,這場大亂的結果是西晉成立,繼起的五胡亂華,結果是中國開始鮮卑化,道教出現催生了現實政治的全局改寫。後來北魏奉了道教為國教,這就是政權開始控制那個超越世界。另一個著名例子就是本名林默娘的媽祖,第一次受到官方承認 / 控制是北宋,一開始賜名「崇福夫人」,後來不同的皇帝加封頭銜,最終由夫人、妃、天妃到今日的天后。

這種做法到今日就是規定「三自愛國教會」,任命主教的權力一定要握在手裡,因為中國秩序不能容忍「天外有天」,不能容忍自己之上有另一套不一樣的正義。

香港人在政治問題上,時常質問政權或者警察「良知何在」,這是一套充滿「中國局限」的風情。良知也是浮動的,例如警察的「良知」就和一般人完全不同。中國文化也少有絕對的價值法碼。「天意」嗎?「天」是皇帝說了算,用它來作終極根據,實際是皇帝控制一切,皇帝可以隨意「釋法」;

那麼依靠每個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但各種人會陷溺在不同情境,導致他們的良知可能是獸性。依靠天理或者個人的良知,都不可靠。後來靠天理的成了與人群脫節的教條,結合弱勢宋王朝的現實國際環境,催生了「存天理滅人慾」。追求個性解放的一派,進而裂解這個系統創造「心即理」,欲抬高個體地位,但這套缺點和危險也極明顯:個體是變幻莫測的,大奸大惡信了這套,就像覺得自己代表正義的大賊,行事只會更兇暴。

近代史上很多知名人物都聲稱信奉心學,日本也很多,他們都風雲際會,但最後也是回歸到「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到他們翻身做大人物了,輪到他們擁有immunity,上面還是沒有超越界。

過早的理性

我不信神佛、因果報應、天國和地獄,我在這個世界就非常「自由」,做甚麼都行。像張愛玲一篇散文《中國人的宗教》是這樣說:

「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而東方人這樣作樂作惡和過早的理性,已經二三千年了。在權力之上,並沒有更加值得敬畏的東西。共產黨最終在中國落地生根,也許有很內生的原因。很多人說中共不代表中國,只是對中國文化過度同情,沒看到這套文化結構上欠缺超越一面、沒有擺渡的苦悶處。

個別境界高超的人,可以在高深的佛法或世俗中尋到若有若無的解脫,但大多數人是不可企及的,還是有個神比較安穩。一群人信了主還有政治效果,君主的超越權威就失去了,大至政權更換、小至限制政權,就變得沒那麼大逆不道。

中國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此敏感,出於本能,也是由於認識到自己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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