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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中國終於走到了轉折點

2020/5/30 — 20:22

資料圖片,來源:Meckl Antal @ Unsplash

資料圖片,來源:Meckl Antal @ Unsplash

人類永遠都會記得 2020 年。不只是因為新冠病毒 SARS-CoV-2 之後世界的生活、社會、及經濟結構都會更改,而是因為香港和中國的命運也在同一年進入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對香港和中國來說,這轉折點雖然並非無可避免,卻從來都是難以避免的。一國兩制要處理兩種迥然不同的立場,使衝突必然出現。這其實不是抽象的民主和專政的對立,而是一個最基本的主僕關係問題。

極大多數香港人相信香港這塊地方是屬於人民的。但中國的領導階層相信人民是屬於國家及執政者的。兩種對人民及國家關係的看法顯然是 180 度的完全不同。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的批評及要求,在香港人心中只是主人翁對從屬的合理要求,要求特首下台,和解雇一名不稱職員工同屬合理合法行為。在中國領導階層眼中這卻是大逆不道的以下犯上,叛徒行為:如果像病毒一樣,傳染到大陸人民心中,是會動搖中國內陸地區的政治生態。在這種恐懼思維下,國安法於是要來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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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星期來,股市出現了恐慌性抛售。於是不少安撫人心的話也都紛紛出現。但其實,國安法的出現只是轉變的第一步。只要香港人和中國領導階層的思想仍然南轅北轍,國安法實施後,中國領導階層仍然會心有餘悸,對香港人能夠聽閱及互傳中國領導階層眼中的叛逆信息都會難以接受。因此必然會逐一管控,直至香港和內陸地區完全一樣。

未來的歷史學者會覺得很諷刺,中國經濟及軍力現在處於近代史中最強的時侯,卻要害怕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會威脅到國家安全,而因此願意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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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些後果是必然隨此而來。

歷史上,中國的統治者曾經多次做過一些得不償失的決定。乾隆為了征服大小金川,四川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地方,用了三十年,動用了總共數十萬軍隊,花費了七千萬兩白銀(當時國庫歲收只有二千萬兩)。財政需求造成的社會問題引發二十年後,在川楚之間的白蓮教叛亂。清朝自此國勢江河日下。

另一例子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為了統一要消滅只有幾萬人的北漢不惜和遼國衝突。本來,北漢隔開遼宋,形成一個緩衝區減少兩國衝突機會。滅北漢後,遼宋邊境接壤增加會磨擦風險。宋太宗在擊退遼國給北漢的援軍,成功滅北漢之後便意氣風發揮軍攻遼。結果鎩羽而歸。之後,宋遼之間戰事頻頻。25 年後,才以宋朝每年向遼進貢銀綢結束。

再一例子,是法國路易十四 1685 年強迫胡格諾派清教徒改信天主教。結果是不少胡格諾派徒逃離法國。由於他們多為商業及技術精英,法國經濟受創,而收留這些移民的英德荷蘭等國則得到技術轉移,經濟得益。此減彼增下,法國的相對實力減退,英法關係則從友轉敵。

當然,歷史不會似電影重播。但香港今後會人材流失,外國得益自然在所難免。香港本來像海水和淡水相逢的河口地帶一樣,為中西文化提供一個接觸面。像河口可以淨化污水雜質,滋生豐富生物,香港可以使中國和西方學習如何適應不同的觀念、信念,以及行為,並且從而各取其需。而在文化的交織衝突中也可以異變出許多新穎的新生物。這功能不再可能繼續。中國領導階層無能力和這樣一個開放多元化社會共存,而只會選擇用強硬手段企圖解決,也必然使國際社會加深他們近年來對中國逐漸形成的戒心。在今後幾年中,中國領導階層和香港民意的一再衝突更會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國際警惕。台灣不再可能和大陸和平統一。中國領導階層可能已經認為可以武統,但這選擇只會帶來更嚴重後果。而在 COVID-19 影響下,中國經濟已經轉弱,香港失去特殊地位只會為中國雪上加霜。COVID-19 已經揭露西方社會產品供給鏈依賴中國的程度足以構成國家安全的問題。如果歐美不再視中國為志同道合的朋友,香港事件和近年來中國的外交戰狼作風都會使歐美加速從中國撤減供應。中國必會要面臨既逐日失去一個人口紅利所提供的廉價勞工優勢,又不再擔當全球工廠地位的困境。

對中國的領導階層來說,制定香港國安法會為他們帶來短期的安全感。但越過了這一個轉折點,歷史走的路恐怕不再會是他們所熟悉的那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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