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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mbiguation — 公立醫院前線醫生:健康碼不能抗疫、違人權、違醫德

2020/8/14 — 23:48

【文:一名公立醫院前線醫生】

以全民篩查為手法的「健康碼」,和高危群組監測,完全是兩回事。港共想在開始時間以貼近後者的說辭作掩飾,企圖暪天過海,造就既成事實以減低阻力。所以我們更要在今日開始就分清楚兩件事情。

在下並不完全反對後者「高危群組監測」(surveillance on high risk group)。事實上在前線醫間類近的方式早在第一波時已有提出過,在英國亦有類似嘗試。個諗法如下:控制武漢肺炎疫情,目標不在治癒,而在於控制其影響,避免大量病人一次過攻陷醫療系統,癱瘓所有維生設備如呼吸機。事實上,第三波疫情死亡率最高的乃是老人院群組。所以,避免老人院和醫院內病人(住院病人 in patient)出現群組爆發,就是重中之重。具體方法,決不是一次性測試,因為今日陰性病人明日就可以感染,而且為老弱病人留樣本必須醫護協助,要著 PPE,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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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監察目的是早早抽出染病者以避免他傳染群組內其他人,一個可能的重點是放在看護和醫護上。而且是要定期留痰,不是一次性。同樣道理早己應用於流感。衛生署每年購買大量疫苗鼓勵醫護接種,是為了在這個密切接觸群組形成免疫,從而保護老人。再次強調,由於武肺未有有效疫苖,替代方案是 surveillance,不是一次性檢測。

可是健康碼這個中共威權政府的發明是完全違反醫學常識的。驗一次就以為天下無敵做高危活動,一兩個假陰性足以造成下一波爆發。完全浪費試劑資源。在人口密集且高速流動(又唔停工,又唔封關)的香港,今日證明無病,明日就可以在工作間見著隱形病人染病。若不能切實地將人口隔離成小群組,如大陸的小區管理,讓人拎著通行證四處亂闖是戇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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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科學解釋為何健康碼達不到抗炎目標。更大問題的是,這個做法完完全全違反了人權,和醫療道德。(前者有不少法律界、社科界人士講過,不知為何後者未有人提出。)

道德 ABC

Autonomy:選擇告訴別人自己有無病,或者提供樣本證明自己的病狀,完全是他自己的權利。道德上醫生實也不能強迫別人告訴他,只能以其身分,輔以保密原則說服病人,自己是來幫助他的。現行 599 章下的罰則是例外中的例外狀態,根本不應當做正當權力。但健康碼卻假定所有人有病,要求人民提供樣本自證其罪。而且這個純是政策發明,如上述,沒有任何醫學理由,也根本不是醫生建議、與病人共識的決定。在健康碼政策下被要求留樣本的,根本不是病人。

留意,不要和入院做手術前被要求留痰相提相論,那是避免院內爆發,和減低插喉等 AGP 風險的措施,也要徵求病人同意。

Benevolence:在下亦很懷疑此政策的推行 is with good intention。如不少評論指,健康碼根本以剝削人權為旨。就算測驗過程沒有做手腳,條碼亦反映到武漢肺炎與否,要去做這一個檢測也費時失事。而且在得到條碼之前,也會被當成病人,失去所有正常生活權利。同時做成不必要困擾和心理壓力。醫生若為病人做了多餘的檢查,受撩喉或鼻之苦,極端地講,有機會構成侵害人身罪……來自大陸的工作人員就不知是否在香港法律管轄了。

Confidentiality:任何人的健康資料必須保密,無用贅言。健康碼的運作上,即使是出於良好的意願(goodwill),即動機純粹為了得知確診者去過那裏,追蹤接觸者,這也是不成比例地侵犯人的私穩。因為這系統一旦建立,任何人參與、提供自己的資料(無論是定位、化驗結果)予這系統就等於提供私穩給系統裏所有參與個體,無論那是政府、醫生、寫字樓、商場、餐廳。有人會問衛生署不正是須要這些資料去做追蹤嗎?對,但道理如上,提供這些資料是在互信的基礎下進行的,相信衛生署「只」會引用資料作流行病學追蹤,資料也「只」會在部門內使用,若要公佈與公眾或轉至第三方,亦會確保他本人不會被認出。那信任是醫生專業的基礎。掉轉來說,唯有當病者相信醫者會保護他,而非經由電腦系統發放資料,亦有權保留私穩,其提供的資料才有意義。

在疫情中必須警剔港共偷換概念,不然醫者做了幫兇也不自知。若真有人盲信政府而加入健康碼,那也是共孽。因為長期醫學界分科太精細,亦太喜歡講新病新科技,反而健康是個什麼概念,市民可如何醫療系統不同層級合作,得到什麼,病人權益和義務又是什麼,這些重要的基本功不夠紥實。當面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時,太過焦慮的反應就容易被政權利用。

以科學理據看,健康碼不能達到其目的;以醫德看,健康根本侵犯人權。醫護若參與其中,就是幫兇。身處同一社會裏,看到問題而沉默,也有違這個社會給予我們專業地位附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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