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教育界有一條有冤無路訴的掘頭路,叫做《學校處理投訴指引》!

2019/3/22 — 14:38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圖片來源:教育局網站)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圖片來源:教育局網站)

報載小學女教師墮樓輕生之前曾經分別向辦學團體和教育局投訴,可惜結果似乎不得要領,悲劇收場,觸發教育界和社會人士議論的其中一個焦點在於現行的「投訴機制」到底是否有效。具體問題是:教師在學校受到不公平對待,訴冤求告的門路是否結果都不過只是迂迴曲折的一條掘頭路呢?筆者嘗試從教育局的《學校處理投訴指引》(註一)檢視當前的實情現況。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是 2012 年試行《優化學校投訴管理安排》的修訂版本。尤記得此文件由教育局特邀曾任香港申訴專員的戴婉瑩女士專責撰寫,筆者曾代表所屬工會參與過戴女士主持的諮詢會議。平情而論,從制度化、程序化和規範化的行政角度來說,有關學校處理投訴的安排因此可以參照文件而有所依據,按明文規定的指引行事。事實上該文件寫得四平八穩,甚至可說「滴水不漏」,相信是戴女士在申訴專員公署工作經驗和見識的最佳明證。可惜,教育局最終是揮動「校本管理」的尚方寶劍,削掉該文件的其中功能,明言「不適用於學校內教職員作為投訴人的投訴」。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第一章「適用範圍」第 1.2 節「優化安排並不適用的投訴類別」的第 (iv) 項:「由學校員工提出的投訴」,具體說就是「如學校接獲有關投訴,應按照校本或辦學團體的員工投訴機制及指引。如此的「優化安排」到頭來將有關教職員提出的投訴在「校本管理」的「幌子」下,交回給被投訴對象的辦學團體和校長手裡。筆者以為所謂「優化安排」其實只是有利於教育局的「優而化之,安然排解」而已,因為教育局得以借勢脫身,將學校管理層「陷於不義」!由學校自行處理有關內部管理的投訴,總是難免涉及「自己人查自己人」所引起「偏頗、姑息、隱瞞、欺壓」等的質疑,對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同樣極為不利。再者,由校內管理層自行處理有關校內教職員所提的投訴亦直接增加學校的沉重行政壓力,必須付出高昂的資源和時間成本應對,而相對來說,教育局過去由分區教育服務處所承擔的督責和監管責任,卻卸掉給辦學團體和學校管理層。

廣告

筆者嘗試引述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資料(註二),說明一下學校內員工投訴的情況:在 32 個投訴個案中(註三),投訴人是校長的 1 人、教師 31 人 ; 答辯人(即被投訴人)是校監/校董 9 人、校長 11 人和教師 28 人;投訴指稱事項包括行政失當、處理人事失當、教學失誤、行為不當、態度欠佳等。簡單說來,數字反映出在比例上學校管理層被投訴的較多。況且一般來說,校內教師對上司,特別是校長,提出投訴往往是「情非得已」的「豁出去」手段,因為無論投訴後的處理結果如何,投訴後留下的陰影豈能輕易抹掉,如果該教師仍然逗留在學校,「秋後算帳」的變奏手法難免遲早會落在頭上。因此,如果校內教師涉及管理層人士的投訴未能在處理過程中得到公平對待,以至事後缺乏有效的保障,有關投訴人雖然不是「投訴無門」,但是走進門去兜兜轉轉的行到盡處還是一條掘頭路!

現實上,「優化的先導計劃」檢討後,教育局規定所有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自 2017 年 9 月起須全面實行有關安排,以「校本管理」的大原則為前提,便是由學校自行處理有關內部管理問題的投訴,而文件所述「如教育局接獲有關投訴,會直接處理及回覆投訴人」云云只不過是一派官腔濫調,到頭來還是由所謂「校本處理投訴機制(校本機制)」以「家法」擺平,甚或不了了之!

廣告

從教育專業角度看,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當然有足夠的認受性處理學校內員工之間的投訴個案,此外,教師工會理應在校長和教師投訴或申訴過程中扮演一定的重要角色。可惜,至今香港教師工會仍然未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而一直為有關校長和教師提供輔導、協助,以至調停、轉介或直接介入等跟進工作,都是基於教育界對教師工會過去爭取合法權益的經驗和「業績」所贏得的信任。儘管如此,在面對有冤無路訴的掘頭路局面,還是必須有賴教育界各方人士,協力同心闢出一條坦途出路!

 

註一:教育局《學校處理投訴指引》(2018 年 5 月修訂版)
註二: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通訊 31》(7/2016 號)研案匯報(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註三:上述《通訊 31》(7/2016 號)原有個案總數為 53 個,減去家長、學生、匿名人士、學校非教學人員、市民等的投訴,屬校內校長/教師的投訴共 32 個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