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軒 (Sampson)

黃宇軒 (Sampson)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地理系博士,香港土生土長的城市研究者、藝術家及獨立策展人。

2020/1/22 - 23:16

並沒從沙士得到教訓的香港當權者

2003年初春,香港人因不明病毒來襲,成了驚弓之鳥。到踏進四月,先有謠言傳出香港將成疫埠,將港人焦慮推至頂點,翌日世衛即宣布發出旅遊警告,香港頓成死城。往後淘大花園整座隔離,醫護人員相繼離世,也算不出何者更教香港人更惶恐傷感。

那種坐困愁城之感,趙良駿導演的《金雞2》拍得細膩準確,港人都像戲中吳君如飾演的阿金,看着鞠躬盡瘁的醫生無辜死去,只能讓淚流進口罩之中。

2013年初春,沙士十年回顧成巷成市,堆砌起來向年輕一代說「我們不能忘記」。其時特首梁振英高調發表《香港家書》,叫港人不能忘記沙士、不能放棄沙士精神。然而,在他口中,沙士精神忽然成了他的競選口號「齊心就事成」般的說教,似乎沙士帶給我們的教訓就只有在遇上困難時要團結、無私和發揮人性光輝等「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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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把一份份相關刊物儲起,出席了數場回顧沙士的論壇,不禁納悶:到底疫症過後,人們們記得什麼,該記得什麼?不少網民戲言,關於沙士,港人只記得疫症來臨,一定不要怕死買樓去!

這不僅是種譏諷,也是說明,如果疫症可能是種「警號」(就如其他天災總被我們想像為對人類行為的警告),它可說完全失效:沙士期間與過後曾有一段極短暫時間,香港社會出現一種論述,指出我們必須反省這個城市多年來吹捧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的缺漏、以及人們生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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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些較為深刻的社群反省及對疫症教訓的思索,很快就轉化為對馬照跑舞照跳的渴望。

2003年5月初,官方成立小組希望在公眾層面組織反思沙士與推廣沙士精神的工作,但開展不久後就被拋諸腦後,全因世衛在5月底解除對香港的旅遊警告後,政府就立時改變論述,把全副精力放在復蘇經濟與救市。凡此種種可濃縮在一個畫面:其時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得知世衛消息後即趕至蘭桂坊,執啤酒擁洋妞。

伴隨那畫面溜走的,還有整個城市原本即將開展的省思。

其時有過的反省包括,高密度的發展模式與不顧庶民居住環境的地產投機市場,會造成疫症易於散播的城市格局。另外,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廣東省及北京的不對等關係,會讓重要資訊無法順利向香港流通,而中國封閉的政治體制也會在突發狀况下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除此以外,中港兩地急促加劇接觸,會帶來許多尚未全盤摸索得到的問題,即使「融合」也要摸着石頭過河,沙士借微生物的移動已有所提醒。

在本土政治體制層面,沙士曾讓香港人體會到官員誠信與能力之重要,市民與公民社會的團結一致,曾經用來揭破官員信口開河的謊言,用來替代無力與崩壞的政府。

後來劏房處處而樓市發燒、內地官員及其代理人在普選問題上指鹿為馬、高鐵起始中港一面倒融合、要官員問責與保持操守難過登天,「說好的沙士精神」若真的存在,香港真的有從中得到教訓的話,今天這城市豈會這麼迫切需要「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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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時,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領導威院抗炎的鍾尚志教授,回顧沙士時在報上撰文,輕輕一問﹕「十年過去,股市、樓市回升了,零售興旺了,政府的盈餘也多了。禽流感、豬流感、新沙士的新聞像『狼來了』的故事般此起彼落。可是,我們的醫療系統處理突發巨變的『餘力』安在呢?」

他指出,疫情過後醫管局花了不少時間檢討,提出沙士的教訓是香港的「醫療資源每天都是繃繃緊」,根本無力應付這個全球城市與高密度發展城市可能會面臨的疫症。

但僅僅是醫療系統這一領域,長年為專家詬病及在沙士期間表現差勁的醫管局,在沙士後仍不見改革,公共醫療系統受過「教訓」,但像香港社會一樣,改變不了多少。

沙士過後不久,何芝君教授所編的《沙士啟示錄》(進一步出版)中,馬國明與曾澍基(如今已離世)的文章,都強調「危機」二字——沙士曾經是一場全盤性危機,喚醒我們這個城市許多領域都急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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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的3月17日,其時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堅持沙士沒有在社區爆發,又指世衛反應過敏,同日,鍾尚志眼泛淚光在鏡頭前向香港人宣告,沙士已向社區蔓延。那是香港主權移交過後,最振奮人心的一幕之一。

後來立法會沙士獨立調查委員會上,醫護人員相繼指出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輕率對待疫情,犯上眾多可避免的嚴重錯誤,令原有可能逆轉的疫情轉壞,間接令死亡人數增加。

當中,鍾尚志亦曾在席中直指感到陳太在沙士期間「耍」醫護人員。最後那份全面的立法會報告對陳馮富珍作極嚴厲批判,譴責她在沙士期間的表現,而這位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嚴重失職的官員最後竟在日內瓦指揮全球抗疫。陳馮富珍當上世衛總幹事,中國多番強調那是國家的力量,也是香港在兩制與一國強弱懸殊關係下,「被送禮」與「被光榮」,以及被教導要學會感激的開端之一。

在沙士肆虐期間,北京也多次示範如何強調一家親,逼人忘卻疫情功過的細節,例如在自顧不暇之際將少數的抗炎物資運往香港,作形象工程,企圖壓下港人對內地隱瞞疫情的憤怒。2003年5月中,香港疫情未好轉,未符世衛除去旅遊警告的三項要求,但中國為了顯露實力和舒緩經濟影響,特派出吳儀向世衛施壓,用大國外交的方式替香港作主。

不久香港在未達要求下,世衛忽然解除旅遊警告帶來的「驚喜」,也是導致「恢復經濟」的全城論述壓倒原有在百廢待興中反省的最大原因。耐人尋味的是這旅遊警告雖然衝擊香港經濟,卻一度是唯一可牽制內地,逼其加強對世衛的透明度的重要武器。沙士過後幾年,陳太作為「中國人才」參選世衛總幹事,部分沙士死者家屬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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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婉雯醫生

謝婉雯醫生

關於沙士,我們到底想記得什麼,應該記得什麼?在諸多關於沙士的回顧與紀念中,最常見到是曾經在例外狀態中存在的「齊心」與無私,一片偶然的溫情,還有那種對無常的體會、珍惜生命與感恩的論調。

疫症殘酷無情,帶走的不少都是枉死的人。瘟疫過後留下來活着的我們,怎樣才能讓無辜逝去的人,不至那麼枉死?記住沙士,更應意味着讓那些曇花一現、公民社會與體制層面的反省與改革不至胎死腹中,也不能磨滅人為的種種過失與不義。可是,畢竟香港還是錯過了沙士的教訓,299人的犧牲,並無令當權者真切反省。

鍾尚志教授在2003年受訪時曾說過,「沙士過後,世界將要不一樣」。但是,本應引發全城檢討,動搖各種體制的疫病,最終沒有帶來深刻的改變。倒是有場「全城清潔大行動」,將世紀瘟疫的教訓,變成「香港不夠清潔」。

2003年沙士疫情最嚴重之時,也是香港難得有過,市民高度充權與反思的狀態,就如香港去年至今所經歷的抗爭般。疫症讓1755人經過鬼門關,奪去299人的生命,一座城市因此短暫徘徊過在深切反思其體制問題的時刻。

暫時讓恆常秩序停頓的意外事件能令社群與當權者領受教訓,不讓善良而無權勢者受苦嗎?2003年時,有論者在報章寫下教人慨嘆的深刻評論﹕「我相信疫症將重來……但假如疫症有天意,我希望它在重來的時候,會公正一點,不要再殃及無辜……」寄望意外事件改變世界的權力不均與不公義、教訓世人,往往只是奢望。疫症重來,願它不讓無權勢者受苦。

 

參考:
1. Chan Wai Yin & Ma Shu Yun: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head of the WHO'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09, vol. 39 no.3)
2. Christine Loh: 'The Politics of SARS: The WH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At The Epicentre: Hong Kong and the SARS outbreak (2004, HKU press)
3. 百年:〈防疫關鍵不在全城清潔〉(2003 年 8 月 14 日,《信報》)
4. 鍾尚志:〈災難〉(2013 年 3 月 3 日,《蘋果日報》)

(本文改寫自 2013 年刊登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