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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會運動的政治實踐經驗

2020/10/18 — 15:50

基層勞工的保障,從來不是靠著資方的慈悲好心,而是透過勞工集體發聲爭取而達成;換言之,個別勞工很難跟僱主、管理階層對抗,而是要透過工會來發聲。(圖片由作者提供)

基層勞工的保障,從來不是靠著資方的慈悲好心,而是透過勞工集體發聲爭取而達成;換言之,個別勞工很難跟僱主、管理階層對抗,而是要透過工會來發聲。(圖片由作者提供)

【文:邱毓斌,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系主任、副教授】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過百年的工會運動佔了重要一席位。邱毓斌教授從日治時期、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說到當下蔡英文管治的台灣,帶我們從頭認識當地勞工如何在一波又一波的反抗運動與政權壓迫之下,團結成為不同的行業、企業、甚至全國性的產業總工會,一來在工作場爭取各種勞工權益,二來同時爭取民主體制的推進。

邱教授謙虛地表示,汗顏台灣不是個絕頂成功的案例,但是他試圖標示出一些運動的歷程與精神,希望對香港的現況能有一點貢獻。

回顧百年來台灣工會運動的發展,我們發覺,從頭到尾,都跟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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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每位勞工在工作現場的權益、在日常生活中的保障,都受到大結構下的政治體制、公共體制治理的深刻影響。很清楚地,在工作場所中,基層勞工的保障,從來不是靠著資方的慈悲好心,而是透過勞工集體發聲爭取而達成;換言之,個別勞工很難跟僱主、管理階層對抗,而是要透過工會、NGO、甚至出代表基層的政黨來發聲。於是,工會的團結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基本勞動保障、社會安全網等等,都需要透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才有保障。沒有基本的民主制度,就無法保障根本的勞工集體發聲渠道、也很難形成保障勞權的社會制度。

這解釋了為什麼全世界真正獨立自主的工會運動(相對於被獨裁政權控制的工會),從19世紀以來就同時兩條腿走路:一來在工作場所爭取勞工的各種權益,二來同時爭取民主體制的推進。因為,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政府的決策過程僅由少數人壟斷,或者開放由多數人參與,既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方向與利益分配,也決定個別勞工有沒有機會可以團結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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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日治下的台灣工會發展

日本在 1895 年從清朝手中取得台灣的統治權,也揭開了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為了利用台灣成為日本帝國擴張的基地,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展開了各種基礎調查、基本建設,也從而開啟了農業台灣的工業化。

根據各方文獻,台灣最早的工會組織可能是 1903 年的「台北大工組合」(日文的「大工」即是「木工」之意)。但整體來說,要到 1920 年代之後,台灣的工會運動才逐漸興起。兩個因素促進了 1920 年代的台灣勞工組織工會:第一是殖民政府下的剝削體制縱容資本家(特別是日籍企業)對勞工的壓榨,讓製糖、林業、印刷、木工、紡織、水泥、鐵工機械等新興工業的工友們,開始進行積極的反抗;第二是台灣當時許多投入反抗殖民政權的社會運動者,積極地與許多勞工群眾結合在一起,像蔣渭水、盧丙丁、連溫卿、謝雪紅等。雖然他們之間各有左右不同的意識形態,但是他們都從各自的角度鼓舞了許多新的行業工會,並且進一步於 1928 年成立了「台灣機械工友聯合會」、「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全島串連組織。

這些來自各業工友所組織的工會,很強調工作場所的抗爭與整體政治結構的關連性;例如與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關係密切的「台灣工友總聯盟」,在成立宣言中,就指出了勞工運動與殖民解放的重要關係:

我們台灣的勞工階級……實在是台灣民眾中的重要部分。觀乎我們台灣人的環境與地位,不能不感覺到我們台灣勞工階級的歷史使命極為重要。因此,我們應該自認為是民眾解放運動的前衛隊,勇往邁進……

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大會宣言(1928 年)

這波在 1920 年代中綻放出來的工會反抗行動,除了成立了總工會之外,在各地也出現了許多罷工風潮。很不幸地,這波工會運動只維持了十餘年,就在 1930 年代中期遭遇到日本法西斯帝國體制的摧毀與禁止。但是,台灣的勞工大眾自此懂得「勞工權益與尊嚴」必須要靠爭取才能得到;同時,民主思想也在社會當中萌芽生根。

「你不碰政治,政治會來碰你」:戰後國民政府的威權控制

1945 年戰後,國民政府從戰敗的日本手上接收台灣,許多日治時期的工運與社運行動者復出,成為地方民主自治的倡議者,使社會出現了活躍的局面。但是 16 個月之後發生「二二八事件」:一宗台北煙草走私案中,查緝員開槍誤殺一名旁觀市民,激起群眾對腐敗政權的不滿,演變成全島的軍民衝突,隨後引來國民政府的大屠殺鎮壓,軍警系統性地拔除了社會各界的菁英。1949年,敗給中共並逃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實施了長達 38 年又兩個月、創下世界紀錄的戒嚴令;隨後的白色恐怖統治,令許多行動者不是被捕就是選擇流亡,戰後乍現的文化與社會多元性也被全面壓制。

在槍桿子之外,國民黨中央還總結了敗給中共的經驗,做出很諷刺的「反省」,認為國民黨是輸在對社會的控制不夠全面。於是,針對青年學生的控制,國民黨設置了「青年反共救國團」;教師則設置「教育會」、農村裡有「農會」、工廠裡有「工會」等等,樣樣皆須服從黨的領導,黨組織變得四處可見。

以勞工組織來說,戒嚴體制並沒有禁止成立工會;相反地,國民黨希望把工會納入黨的控制。「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在 1950 年代初期,對於工會做出了三項決議:一、在產業勞工中積極組織工會,並且建立起平行的黨組織,以確保工會服膺黨的領導;二、在工人群眾中鼓吹愛國主義,杜絕敵人滲透;三、吸收活躍工人成為黨員,並且確保他們成為工會領導。同時,國民政府還以戒嚴安定社會之名,取消了勞工罷工的權利。所以,勞工乍看之下可以自由組織工會,但實際上工會不能進行任何抗爭,所有運作必須按照黨的遊戲規則,而工會領導也必須由黨來提名。

至於工會與工會之間的自主團結,則更是不可能。所有工會都必須加入縣市級總工會,省級總工會,然後再加入「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 這個成立於1948年的總工會,比大陸目前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要早幾個月成立。除了同樣簡稱為「全總」之外,兩個總工會還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同樣服膺黨的領導、穩定生產能力與政治秩序至上、具有高度官僚主義。從基層工會到全國性總工會,整套嚴密的控制體系,讓勞工之間的團結變得非常困難,抗爭行動更顯得支離破碎。

簡單說,威權政權要勞工專心工作,不要吵、不要鬧;工會的目的,並非用來團結工友、共同出聲,而是為了黨與政治領導而服務。於是,工作中遇到的不合理制度,都很難透過層層官僚體制來解決;相反地,與工會平行的黨組織,會回過頭來「平亂」這些有意見的人,要求「勞資合作、勞資和諧」。如果太過堅持反抗的勞工,就會被「點名做記號」、甚至「被消失」。這些引號內的詞,是筆者於 25 年前撰寫碩士論文時,一位受訪的資深工會前輩的用語。他從年輕時就(被)加入公營事業工會,到了 1980 年代末期帶領基層勞工抗爭,改選時擊敗黨提命的候選人,成為該廠首位來自基層的工會領袖。我記得他結束訪談時,嘆了一口氣,講了一段讓人記憶深刻的話:

那時都以為,不要講話,乖乖上班,資方就會對我們好。但是沒有啊,我抱怨了幾句,上面就來關心了。後來我才明白,你不碰政治,政治也會來碰你!

突圍:民主化下的新工會運動

然而,上述的政治穩定結構終究有鬆動瓦解的時候。台灣在 1980 年代慢慢步入政治轉型,原本一個個被黨控制的工會,逐漸被基層工友所掌握;原本沒有工會的行業與企業,也開始出現籌組工會的浪潮。原本被禁止的集體行動逐漸找到縫隙突破,集會結社權提供了工人團結的可能:過去都難以動搖的工作場所勞動條件、到全國性勞動規範,開始都也成為工會運動可能爭取的目標;請願、談判、靜坐、遊行、訴訟,甚至罷工都成為可能;更甚者,當勞工群眾逐漸獲得這威權時代難以想望的「勞動三權(團結、協商、爭議權)」的同時,進一步促成政治民主化,也提上了工會運動日程表。

拾起中斷了將近四十年的勞工抗爭傳統,新一代的勞工急於去挑戰威權時期的勞資關係,也標明自己和過去統治集團扶持的工會系統的差異,試圖去建立一股獨立於政府/黨及資方控制之外的社會力量。他們很清楚,小至工作場所的權益,大至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合理的退休保障制度等等,都需要在一個更為民主的政治體制才有辦法實現。

在台灣,這股解嚴前後興起的新工會運動,自我定位為「自主工運」,以與過去威權時代獨佔勞工代表權的全國總工會系統作出區隔。正是這股自主勞工運動力量,在工作場所以及全國層次衝撞了舊有的工業關係,並且突破了集體行動限制,進一步影響了新的勞動體制面貌。這波新工會運動,高舉了「工人支持工會,工會改造社會」或者「工運社會化,工業民主化」等運動綱領。進入 90 年代,這股力量主要關注幾個面向:勞動法令的修法鬥爭、工會團結權的爭取(爭取成立縣市層級「產業總工會」)、反對公營事業私有化(修訂「國營事業管理法」)、抗議失業率高漲(反對引進外勞、失業保險立法)等。

進入 21 世紀,不僅已有十個縣市突破工會法限制,成立產業總工會,更聯合部分公營事業工會於 2000 年成立全國產業總工會,打破威權時期「全總」獨佔勞工代表的局面,並成功使新上任的民進黨政府承認其合法性。同時,它們也推動了幾項重大勞動政策:縣市勞工局逐漸中立化、標準工時縮短、政府持股超過20%的公司必須推派勞工董事、失業保險與職災保護完成立法、勞動部增設「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等。整體來說,因為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台灣的整體勞動保障獲得了一定的提升。

起伏:民主化歷程中的工會運動

當然,工會運動的發展,從來就不如童話故事般美好。台灣的工會運動,在 1980 年代民主轉型之後的三十年間,也經歷過許多打擊與起落。

從 1947 年到 2011 年間,台灣的工會法只允許「職業工會」與「企業工會」兩種型態。前者是台灣的特殊設計,專門為小企業的僱員、無特定僱主之勞工或者自營作業者所設立的工會,目的是為了讓這些勞工可以投保勞工保險。於是,這類型工會比較像是保險局的代辦機構,而沒有勞工團結的功能。後者即「企業工會」指的是,同屬一間公司或者工廠的勞工所組織的工會;不意外地,因為面對同一套管理體制,勞工之間較為容易形成集體認同以及行動意識,所以 1980 年代解嚴前後興起的自主工會運動全數皆來自企業工會。然而,台灣中小企業盛行,再加上廠區的分割(比如台灣塑膠工業(台塑)、大同企業、甚至部分公營企業,其下各工廠都被分割,各自成立工會),因此企業工會的平均規模並不大,1990 年的平均會員人數只有大約 500 人。以這樣的規模與資源,要在單一工廠裡與事業單位長期對抗並非易事。當時的勞工領袖,沒多久就理解到這個事實。

台灣的資本家都長期習慣將環境成本外部化以及壓低勞動成本,因此解嚴之後的環保運動與勞工運動,為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1988 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後政局不穩,讓資本家有機會集體抱怨投資環境惡化,要求整飭社會運動的「脫序行為」。這波壓力的最高峰,是台塑集團以環保運動與勞工運動高漲為由,在 1989 年 1 月宣布凍結在台人事、暫停投資。

顯然,李登輝政府當時最可能的快速回應,就是對工運作出打壓。於是,在 1990 年前後,自總統府以降,各級行政單位密集地召開各種專案會議,表示將排除外力干預勞資爭議、貫徹公權力。從 1989 年到 1995 年左右,政府與資方聯手展開一連串被研究者形容為「帝國大反擊」的打壓行動,許多活躍的工會因此銷聲匿跡,估計有三百餘名工會幹部被解僱,超過 60 位的幹部或組織者遭到起訴判刑。

即使在 2000 年台灣大選上經歷政黨輪替之後,工會運動也不是一路順遂,民進黨與國民黨有個地方是相同的:對於資本家的態度同是亟欲巴結的。因此,陳水扁政權默認了勞動派遣的濫用(註);馬英九政權答應資方訴求,擴大引進移工、降稅、將無薪假合法化;蔡英文政權雖然縮短了工時,但是將勞基法修惡,削弱了原本對於勞工工時、休假、輪班的保障。

結語:「除了可以投票,我們還能互相團結!」

但是,台灣的工會與勞工 NGO 並沒有因此被擊倒。理解到工會法的結構性限制之後,工會運動選擇了兩個運動路徑:一、盡力推動工會法修法,要求可以自由成立行業別、跨企業、甚至跨行業的工會。簡單說,當資方已經早就能全球自由投資,為什麼勞工不能自由組織?二、個別勞工之間已經學會團結,個別的工會也要學會團結;換言之,透過總工會、工會聯合會,力量有限的基層工會可以彼此援助、互相支持。

被問到「民主化」對勞工到底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前面提到的那位自主工會前輩,他回答說:「除了可以投票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能互相團結!」透過團結,勞工的影響力才會發生;而唯有勞工具有集體影響力的時候,才能保障勞動權益與社會安全制度,同時保障民主制度得以深化,而不會走倒退之路。

時光回到一百年前的日治時期,為什麼當時的勞工先輩會主張「工人運動是整體民眾解放運動的先鋒隊」呢?其實道理始終是一致的:基層勞工之間的團結,不只是個別勞工的自利行為,更是社會公平進步、政治自由民主的基石。

 

延伸閱讀:
Chiu, Yubin, 2017, Rising from the Ashes?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under Ma Ying- jeou’s Regime, in Dafydd Fell (ed.)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under Ma Ying- jeou 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to the Sunflowers, Routledge.
邱毓斌,2011,〈工會作為階級行動者?對台灣與香港獨立工會運動的歷史考察〉,收錄於《香港社會科學學報》No. 41 Autumn/Winter。
邱毓斌,2014,〈當工運的制度惰性遭遇全球化〉,收錄於《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新版),吳介民、顧爾德、范雲編,台北:左岸文化。
何明修,2016,《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台北:左岸出版
蔣闊宇,2020,《全島總罷工:殖民地台灣工運史》,59-64頁,台北:前衛出版社。

註:勞動派遣「即是派遣單位(舉例:人力公司)與勞工簽訂勞動契約,並在契約中約定勞工在要派單位(舉例:企業或政府機關)的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由派遣單位給付工資之勞動型態,其中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間所簽訂的是不定期勞動契約。」

來源:劉時宇(2015年6月),〈什麼是勞動派遣?〉,法律白話文運動。

(作者簡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系主任、副教授,曾任野百合學運糾察隊長,及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發起人之一,博士論文比較台灣與香港的獨立工運。)

【編者後註:日前隨本文刊登之照片,不慎使用wikiwand中蔡明德先生之「1989年遠工化纖工會罷工」攝影作品,特此說明並向蔡先生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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