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鴿風災的記憶 — 屬於澳門人的「集體記憶」與「認同建構」

【文:隔籬係異鄉】

一、片段的個人記憶:競逐、角力與無關功勞的善意

2017 年 8 月 23 日筆者清楚記得,早上大廈被吹到天搖地動,雨水不斷從窗邊湧入,努力把罅隙堵住,再後來顧不了那麼多,一家人躲在房間的主力牆的角落,生怕連房子都連高樓被會吹到塌下來。

直到天鴿颱風過去,劫後餘生,筆者才知道原本自己家中已經算是值得慶幸的。再後來見到網上停水停電的受災者、老人家,沒有受到任何組織的動員,就自己一個人揹了一背囊維他水走上街頭。

路經大樹倒塌,招牌的字掉得零零散散,我記得走到筷子基的時候浸濕的雜物被清到街上,加上泥濘水溝的惡臭,還有路邊賣上 30 葡幣一支的維他水。一直走到青洲,據說是當時最缺人口的社屋。當時筆者跟著各路的社團動員出來的職員和義工,他們各自穿上了自己的制服,我們幾乎不分彼此地一起跑上數十層樓高的社屋「洗樓」,送水送飯。筆者記得那時悶熱得只脫剩一件黑色底衫,卻差點被當成是「新青協(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的大學生。

當然,現場有無數自願出動的平凡澳門人被遺忘了,在那個現場中筆者能夠清楚感受到各個社團間的角力,各自希望把努力歸功自己,甚至高傲地自行宣佈哪些區域會由他們負責。但比起這樣的競逐,卻又有看到更多人先一步在乎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特別是無名的志願者與基層的職工們,當然甚至有從遠在香港運來的物資。

二、連繫到理論性的評論:「集體記憶」與「認同建構」

一件事的面向總是複雜的,有大發災難財的商人,有自私的百姓,有競逐聲譽的政治社團,但同時更有很多無私的人,有無名但願意為澳門付出的人。一場災難中往往能夠顯現出一個共同體的形態,在各人的實踐中向眾人展示「澳門認同」是存在,因為共同體精神並不能只有抽象的符號,而是只有連繫到最真實的「人」時,才能夠被成員所察覺,才有人願意因此而付諸行動。

就像只有真實地感受到無飯開、無水飲的老人家(同胞)的痛苦時,作為澳門人自我表述的「人情味」才能夠從日常的空洞和諷刺中解脫,真正擁有實踐的可能性。即使,它可能在下一秒就被眾多利益團體所分食,被眾人所遺忘。但我們仍然有義務去記憶,不僅僅為了提醒我們要關心社會政策,避免重蹈覆轍,更是為了記住澳門人不僅是「沃豬」,「人情味」不只是留在口頭上和「圍威喂」中。還有,澳門人可以作為願意為同胞付出,願意為他人承擔風險的我們「澳門人」,而不僅僅是自私自利、獨善其身的所謂「生番」。

Jan Assmann(2015)曾經說過,所謂的「記憶」都必然是與群體相關的。因為即使透過身體經驗而進行「記憶」的主體是個人,但發生的事件之所以能夠成為「記憶」是受制於群體的。因為我們是與他人的互動中互相參照,由個人片段的經驗,連接到大眾更廣闊的集體記憶中,並在過程中認識到哪些記憶是重要的、而哪些記憶又擁有了怎樣的意義。

換言之,「記憶」並不是「過去」事件的完整且真實的呈現,而是因應群體的身份認同和自我認識而不斷被重構的,也是代表了作為該群體的一員(一個澳門人)所不可遺忘的事。

天鴿風災作為澳門人的「集體記憶」,指的便是唯獨澳門人間才共同分享、共同建構出的,而且是我們必須要傳承記憶下來,作為表達自身的身份認同和自我認識不可被遺忘的事與物。我們每年怎樣去進行記憶「天鴿風災」,怎樣不斷進行反思,也就是在形塑著我們希望「澳門人」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而反過來,這樣的「集體記憶」也就在影響著我們日後怎樣去認識、記憶我們自己。若然澳門不願意當一個空洞與無根之城的話,不希望只能從負面中表述自己,一種正面的身份認同建構就在此處開始。

 

參考資料:Assmann, Jan 著、金壽福、黃曉晨譯,2015,《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自我簡介:澳門人,人文學、社會科學永恆的學徒,主修社會學及人類學。思想遊走於在各處無根的異鄉間,希望能嘗試用微薄的知識,為澳門、為時代作出不嘻笑怒罵、不冷嘲熱諷的認真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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