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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融中心」遇上澳門式管治

2019/12/17 — 12:25

資料圖片,來源:Simon Zhu @ Unsplash

資料圖片,來源:Simon Zhu @ Unsplash

這個星期,澳門成為金融中心的消息越吹越烈,令我回想 10 月尾時,與澳門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博士、前澳門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博士兩位前輩在座談會時的分享,事隔個多月,我更加覺得當日所作的猜測,相當合理。

當日的題目是「後逃犯條例時代 澳門能否取代香港?」,希望由設立金融中心這事作為引子,談起澳門取代香港的可能。對此,我和兩位的共識都是:短期來說,要真正做到大家認知的金融中心,似乎不太可能,但兩位前輩更進一步,跳出「為何要做」的框架,談到了「金融中心作為名目」、「永遠在做的哲學」等內容,令我眼界大開。

而我的看法相當簡單,認為是中國「揚澳抑港」的一步,藉此奬勵澳門這「乖孩子」,懲罰香港這「壞孩子」,而且在解讀時,其實可以有兩個面向,其一是連同澳門人在內的澳門成為金融中心;其二是「澳門」這片土地成為金融中心,前者需要投放的資源、時間都較多,後者的話,就是我們認知中的「留島不留人」,但如此方向下,其實是否澳門也沒太大分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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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過去一個星期,見證著澳門政府瘋狂禁人入境,以及澳門部分網上討論區對「國家政策」的言論後,我更確信我的估計。

若以香港這一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作為參考,不同資金代表對這座城市的信心,其來有自:硬件如交通網絡、互聯網基建,軟件如法治、人才、資金流動和資訊流通的自由,等等,簡而言之,是有一種外向的作風。然而,外向或許不是建立信心的唯一路徑,就如沈旭暉博士在〈美國與香港 — 關於「獨立關稅區」的種種迷思〉一文中,就曾經提及新加坡政府的例子,並指出當地政府所劃的紅線遠比香港的來得嚴,但卻無阻投資者,原因就在於紅線劃得清晰,投資者能有分數。換言之,有自由和威權兩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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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觀澳門情況,作為中國的乖孩子,外向?還不如高度控制來得重要,且看瘋狂禁人入境、騷擾本地記者、各種各樣的監控,都與外向二字背道而馳。但要全面硬起來嗎?又似乎欠點力度和威勢 — 這一點,就由在港珠澳大橋失蹤人士之兒子到澳報案,澳門警方的第一個反應是驚訝就可見,因為這一驚訝,既表示了澳門當局在整個部署中未被知會,更難言能同步行動,再加上澳門式作風,在上者要求做「一」,執行的就會不斷揣摩上意,加鹽加醋,最後做到「十」。過猶不及,談何信任?

再者,由最初的「研究」到近來的「去馬」,澳門的網上輿情大致可歸納成兩類,一是「聽下咪算囉」,另一種是「國家支撐下,無事不能成,土地又有、人才可以外求」,但不論前者與後者,其實都是默認了澳門自身的欠缺,繼而再對此事抱有不同面向的想像,但共通點都是懷疑 — 至少對當下的澳門景況要朝這條路走有懷疑。

我認為,與其簡單地要為這命題在旦與否當中找答案,不如說:每一個城市都有其自己可走的路,港澳雙城的性格、角色和強項都不同,何必要走上你死我亡的困局?同時,執意為之的效果會否天從人願,有待商榷,而就算不走金融中心這路,澳門繼續做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亦可有其貢獻和發揮。既然如此,執意要扭轉由來已久的格局,是勇進、破格的殺著,抑或莽撞的情緒行為?

一切,都在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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