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訪談】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抗爭錄像展

「查警暴,止警謊」海報、「反送中」文宣記錄《誰衛我城》和《吶喊》的書封,還有收錄「反送中」音樂作品的小誌《小喇叭》⋯⋯今時今日,這個組合放在香港公開展出或許很難,但仍然可以在海外繼續傳播開去。美國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舉辦「希望之後:反抗的錄像群展」(After Hope:Videos of Resistance),陳列超過 50 部來自香港、台灣、緬甸、泰國等藝術家關於抗爭的單頻道錄像作品,場內設有「希望牆」張貼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宣,共同探討「希望」在當下之意。

以下是文字訪談內容:

問:2019 年,是甚麼緣起讓你開始做起「After Hope: Videos of Resistance」的展覽?

答:2019年我在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履新成立當代藝術部。那時候還沒有疫情,巴以也沒有開火,甚至連美國大選都還未出結果。然而從美國到亞洲,大家都有種危機四伏、一切都在加速的緊迫感。當時我們是為了2020年擴館的盛大開幕做籌備,我很想構思一種新的策展方式,讓這個位於大廈西北角的畫廊空間爆發生猛的能量。我和聯合策展人Padma D. Maitland (加州理工大學建築和藝術系教授)以及研究員Viv Liu (劉浩誠)共同構思了“After Hope”:即鼓勵多方參與的影像展示+文宣召集+藝術工作者聯結的三重外向脈絡,同時建立與大學的互動平台,盡量增添整個項目的靈活性和包容度。這個新嘗試試圖加強博物館與公眾對這個項目的包容度和靈活度,包括我對當代藝術的理解,一種踐行想像力的行動。

問:After Hope,意思即是曾經有「hope」。那「曾經有過的希望」是甚麼?

答:After Hope 的確是有「希望已經出現過了」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把after理解為追趕的含義。希望與失望甚至絕望無限交織,他們彼此消解又彼此成就。如果希望是作為“曾經出現過”的面貌呈現的話,這種過去時放到當下就可能是失望和絕望,但同時也會激發新的想像。居住在三藩市的作家Rebecca Solnit 是《Hope in the Dark(黑暗中的希望)》和《Men explains things to me(男式說教)》的作者。她認為希望本身就是抵抗的一種形式。她同時談到:希望意味著另一個世界或許是可能的,這不是一個承諾,也無法保證。希望引發行動;沒有希望的行動是不可能的。而我要再加一句:行動就是希望的輸出,沒有行動,何來希望?看到過去/他處的行動也能燃點對於未來/此處的希望。

Lausan Collective, "at night, i forget how to speak", 2020

問:展場兩面牆,貼出世界各地的文宣。可以解說一下這個意念嗎?

答:這恰恰也是和希望有關,我們稱之為“希望牆”。接近六小時的影像,每個影像都各有各的立意與側重。恐怕沒有誰能一次看完,就算真的能堅持看下來,這也不會是一種好的觀展經驗。這些影像就是世界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縮影,沒有時間表,更沒有預告,只有隨機的碰撞和偶遇。然而當流動的現實在一邊不受控制的出現時,另一邊是各種思想與行動的定格和凝固。用Viv Liu的話說,是提煉。

在我們徵集文宣時,我們和藝術家們與推薦者講明只要非珍貴的資料,不會退還,不是博物館保管程序裡需要精心呵護的展品。展覽因為疫情一再延期,這些文宣也在不同的時間點陸續寄來,有文章的複印、小誌的節選、徽章,還包括針對亞裔被歧視和暴力的抗議海報,Black Lives Matter亞裔與非裔團結的壁畫照片等,反而從某種程度上增添了展覽的即時感和現實感。

世界各方和本地的文宣彙集是一種提醒:我們所直面的壓迫和創傷或許不盡相同,然而我們反抗的意志和努力是相似和想通的。同時,我特別感謝各位藝術家與推薦人。TA們在未知這個展覽是怎麼回事時就給予了我們無條件的支持。也正因為這種雙方彼此的信賴,當各種文宣如雪片般送達時,那種身臨其境般的真實感非常震撼和讓人激動。那一刻,我們是彼此的希望。在展場,這些文宣的創作者,傳遞者,觀看者,是彼此的希望或希望之後。

場內設有「希望牆」張貼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宣。

問:為甚麼聚焦於錄像作品?

答:不只是錄像作品,而且是必須為單頻的作品,能夠在同一個屏幕上輪番播出,信息量極大且豐富,有點像上網看信息和直播。觀眾相對被動的遭遇精挑細選的內容,但沒有背景資料和上下文,無法預設,沒有時間表,如同闖入一個光怪陸離的隧道,有可能會出現某種既恍惚又新奇的體驗。我原本打算是200個小時的作品量,但那個工作量實在是太大了。沒成事。現在回過頭看,六個小時剛剛好。

問:來到 2021 年展出,世界變化了許多,不光是香港,緬甸也是。你的感受如何?

世界好像變了很多,又好像根本沒變。我和許多人一樣,各種的焦慮、震怒、難過、感恩、恐懼,每天無所適從,胡思亂想。亞洲的局勢讓人揪心,以巴衝突,美國的後疫情時期,尤其是針對亞裔的仇視暴力,讓人感到極度的不安全和憤慨。說世界沒變,因為所有After Hope的作品和文宣依然相關。說世界變了,因為很顯然我們每個人都活在一個更凶險和更懷疑希望的狀態。無論是自然環境、政治環境、還是藝術環境,變化和混亂的狀態足以讓任何人覺得無能為力。放眼全世界,沒有誰能獨善其身,這就是一個無處藏匿,無可逃避的世道。站在哪裡就要戰在哪裡。我只能告訴自己要做事。在博物館工作和在任何其他領域工作並沒有那麼的不同。從個體來說,還是盡量的用積極對抗悲觀,用抱團打破孤立。 

地球已經變的很小。有句話叫天塹變通途。網絡幫我們做到這一點,但這也是另一種窘境,因為我們正逐漸失去在物理空間聯結的能力。我們生活中的各種細節因為網絡的速度能便捷的傳遞,同時也更快的在消失甚至絕跡。這讓我非常的驚恐。

Lam Tung Pang, "Curiosity Box Hong Kong", 2015

各地人民和命運的相互影響遠遠比我們想像的要緊密的多。尤其是全球移民在原生國、在地國之間的張力與互動,這一點也是沒有改變。二戰時日本襲擊珍珠港,日裔的美國人馬上被送入集中營;阿蓋達組織摧毀雙子塔,在美國任何看上去符合刻板印象的穆斯林,包括中東和南亞裔的人士馬上被歧視和攻擊;此次疫情讓全球所有東亞面孔的群體成為被暴力甚至屠殺的對象。似乎這世界所有的惡在集結。無論是極權、種族主義、還是科技的新霸權都找到歸宿的聚攏、交織和互通。

正因為這些惡在集結,所有被壓迫的則更需要集結。 在After Hope中,不是針對某一地區、某一群體、或某個議題,而是有意的疊加在一起。伊朗、緬甸、泰國、香港、美國、卡薩斯坦、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印度等等,在抵抗的影像底色下,每個藝術家都在處理自己和周遭的關係,而世界各地藝術家經常能交流的平台和機會並不多。舊金山本地的藝術家,其他地域的藝術家,很多時候都是以區域性的集體面貌出現。我們需要有這樣的展覽,但同時也需要有混搭。比如三藩市有很多伊朗和巴勒斯坦的難民,《After Hope》有好幾個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和文宣,然而他們來看展的時候,能夠看到自己的創作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在一個更廣闊的語境中對話時,他們都非常的振奮和想了解更多。這種碰撞式的互動在網絡的海洋中可以做到,但在物理空間不常見。

Lo Lai-lai Natalie, "Goodbye Hong Kong", 2016-2017

疫情引發的自我禁錮開啟了另一種可能。參展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們投入了多場線上的會議。大家從全球各地,包括三藩市、耶路撒冷、孟買、巴庫、香港、清邁、哥本哈根、仰光等地遠程參與。這讓每個參與者都能了解藝術家所在地第一手的信息。

問:以你觀察,觀眾甚麼人居多?有甚麼反應令你印象難忘?

答:我們館的觀眾疫情前有許多遊客,After Hope在疫情後開展,觀眾銳減,以本地居多。三藩市是個移民聚集的地方,很難說有哪類觀眾更突出,有觀眾留言說希望我們提供一個打卡機制,讓他們能夠紀錄所看的錄像,多來幾次後可以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把全部作品都看完了。這個建議讓我印象深刻。另外就是對文宣的興趣,人們很有耐心的閱讀和了解這些文宣的內容和產生的背景。前些天有幾位藝術家來看展,原本說看兩個錄像就走,結果看了一個又一個還不捨得離開。當時展廳裡人不多,泰國藝術家Chulayarnnon Siriphol的The Internationale開始播放時,好幾個觀眾跟著唱起來,後來我們一起唱,我唱中文他們好像唱法文,然後屏幕上是泰文。陌生人突然聯結和共鳴的感覺在當下這種環境尤其珍貴。這樣的小故事有很多,比如有位巴勒斯坦的策展人在看完幾位香港和台灣藝術家的作品後非常激動,馬上寫下他們的名字;還有觀眾是流著淚出來的,一邊埋怨作品太沈重,一邊認同帶出的信息很重要。

Yuan Goang-Ming, "The 561st Hour of Occupation", 2014

問:After Hope 的年代,我們可以用什麼態度應對?而藝術的角色又是甚麼?

答:面對世界如此劇烈的動盪,任何經驗和認知恐怕都要重新審視。與其說藝術的角色,我更想去思考博物館/美術館和觀眾的角色。機構扮演著影響文化的重要職能,它的資源因為疫情將大大緊縮,然而它的平台對呈獻和推廣藝術應該比任何時候都更要珍貴和迫切。比如美國當下對亞裔的仇視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近期內改變很困難,必須要從文化上移除很多愚昧和誤解。任重道遠。

營造一個安全的,想像力不受限制的,可以支持藝術家有能動性的場域是對美術館的期待和要求。藝術品進入館藏系統後,其特性自然的被系統而固化,進入編入史冊和展出的軌道,並與藝術家的實踐過程以及和創作緊密相關的調研脫離。美術館的許多工作都圍繞著“物“,即藏品展開,那麼當代藝術如何在這樣一個以物為中心的體制下將那種關切和保護轉移到人和與人相關的議題上呢?在After Hope 的年代,美術館的框架本身需要改變。許多當代藝術家的創作方式是美術館現有的系統無法承載和相容的。我們必須尋找和開拓新的路徑去調和這種矛盾。這當然不容易,但只要敢想、肯去做、各種推進、不怕失敗,就有希望。只有這樣,才對的起藝術。

Angela Su, "Caspia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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