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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曾經在此: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Ulay Was Here作品展

2020/12/7 — 19:16

對於不少香港讀者而言,一談到Ulay,第一時間還是會想到他是人稱行為藝術之母Marina Abramovic的舊拍檔、舊情人。而其實,早在他們認識以前,Ulay已經從事攝影藝術,作品前衛,挑戰有關身份、性別、身體的主流想法。

Ulay,原名Uwe Laysiepe,是出生於1943年的德國藝術家,在七十年代開始駐於阿姆斯特丹。他早期最大爭議的作品,大概是There’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 (1976)。1976年冬天,Ulay走進了柏林的新國家藝廊(Neue Nationalgalerie),然後就將據說是希特拉的心頭好The Poor Poet(1939)夾在右腋下,一直跑到準備好的小貨車裡,逃離了保安的追捕。最後,他將油畫The Poor Poet,安然掛在一個土耳其家庭的客廳裡。在他所拍攝的紀錄片之中,他拿著油畫走進去,一位抱著孩子的土耳其母親和身邊的孩子,笑笑口,看著他把油畫掛到牆上。這幅油畫,其實是代表著德國人的身份,他在後來的訪問中說到。德國公民身份、土耳其勞工,以及藝術與國家所共謀而成的精英主義種種議題,就在他拔足而逃的那一刻連結在一起。

身份,是他創作一直以來的關鍵詞。最早期,他創作了一系列的攝影拼貼作品,Renais Sense (1974),通過剪貼照片將自己的面目、身體重組。有時是將自己穿著普通恤衫的上身,拼到穿著百褶裙的下身;有時將自己較為陽剛的右邊臉,與一個女人的右邊臉合拼;有時格格不入,但站到作品面前,凝視,看著看著,又發現可以是一張完整的臉。除了拼貼,其實也是比對。他的耳和她的耳、他的眼和她的眼,有時相似有時有異。Renais Sense,讀音與串法都其實像renaissance。感官復興有如文藝復興,也Ulay那時自覺為半男半女,或分別有著男女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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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男女身體拼貼,也有古怪的嬰兒照片。經過處理,或是動態拍攝手法,嬰兒都變得畸形,兩身重疊、多形多面的頭部,也呼應著他一直宣稱自己性別的兩面。然而,在有關他早期作品的展覽廳之中,除了羅列了他所創作的性別身份光譜,橫向揭露了他對身份的體驗,同時縱向地翻開內外,說明他的身體、他的肉和他的血,與身份那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他1972年完成的作品,GEN.E.T.RATION ULTIMA RATIO之中,他以保麗萊記錄了他的血肉實驗。他在自己前臂的表皮上先紋了GEN.E.T.RATION ULTIMA RATIO的字,而genetration 同時有著generation(世代)和gene(基因)的含意。之後,他把表皮剪下來,縫針線,以表皮成為了作品的重要部分。作品不免讓人想到身份的標記,而且也引來有關當年德國納粹分子所用來區分人的種種標記的討論。另外,他也以類近的創作模式,探索私密關系裡面的身份政治。譬如,就拿一把最普通的𠝹刀,在自己的腳背上開刀,然後穿上一位女伴的高跟鞋。作為觀者,觀賞同時挑撥感官,看著還是忍不住皺了眉頭。裡面、外面,都不可分割。有關這些作品,他如是說。

這次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辦Ulay作品展,設置十分有心思,也沒辜負Ulay的創作生涯。他與Marina Abramovich 的作品,只佔途中的一個展覽廳,有如他創作生涯中、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不輕,但其實也不長。而且,展覽也特別提到他創作的轉向,有關性別身份的思考。自從認識了Marina Abramovich之後,作品由男女分別共為一體的思考,轉到融為一體的雙性(intersex)的面向。Inter,也表明了兩者融為一體的過程,並不靜止,而是兩者一直互動。雖然他們很多作品,都在網上看過多次,然而有些作品,在寧靜空間之中,又有震撼處。在1980年創作的Resting Energy中,Marina左手拿著弓柄,而Ulay右手抓著箭拉著弓,他們向著彼此,微微仰後,互相借力維持動作。一直沒有留意的是,原來他們的心都貼著一個可以放大心跳聲的小機器。看著錄像,聽著他們的心跳加速,維持久了Ulay手指微顫,Marina有時發出細微哀鳴,兩人的身體與生存,都在互相撐持,又互相威脅。他們撐持了4分幾鐘,比起在長城的經典分手作,這更像兩人牽絆一生的關係的寫照。

他們的故事的終章,除了在MOMA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重逢作,其實也包括最毫無新意的勞資糾分,非常現實。然而,到後來發現Ulay早在2011就被診斷患癌,也令我想到,後來的勞資糾紛,會不會有一部分是為了養病。無論如何,與Marina分別以後,Ulay重拾他的攝影創作,多拍下不同形態的水瓶。水瓶對他而言就如身份、性別的載體,也像男女的性器。在那個展覽廳中,周遭圍著不同色調、大小、形狀的水瓶作品,中央橫放了Ulay的影像。他踡曲著身體,像一個胚胎的形狀,好像適合裝進廳內任何一個水瓶。

我發現Ulay其實是一個文字遊戲老手。他不少個人作品,都以玩字的方式命名。Renais Sense、GEN.E.T.RATION以及患病時期那幾乎同音異義的Pink Pain。拆字重組,或一詞多義,其實又呼應著他的創作哲學。外國不少藝評人也說過,由始至終,Ulay都一直打開自己,由經驗、日子、環境與世界介入身體、身份,拆解、重組,然後又拆解,重組。又或者,其實他所經驗的世界,從內到外,都不牢固,而只有照片、錄像,拍下來,才可以為他記下每一個質疑。他明明曾經在此,Ulay was here。他明明曾經在那個掛著The Poor Poet的新國家藝廊,剎那狂奔而去;他明明在那個身體裡面,又變成另一個人;他明明在此,而不單是誰的情人。他明明曾經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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