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帥

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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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28 - 12:25

【小說】口罩歷險記

圖片素材來源:《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息》

圖片素材來源:《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息》

後來我常常思考這兩句話。

一句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另一句是「福禍由天」。人們通常將前者理解為一種迷信,我傾向不這樣看。我覺得「福」字應該理解為災難讓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一如失戀讓你更加珍惜下一個。如果這樣看「福」字,「必有後福」便與迷信無關,而是有根據的結果。

然而福禍由天。歸根究柢,你所以為的福真是福嗎?你更珍惜的下一個珍惜你嗎?因禍可以得福,因福亦可以得禍,福禍難料。退一步看,諺語不過是說得動聽的謊言,而真理只有一個,即我們只能硬著頭皮過活,一如在馬戲團被矇上兩眼,踩著鋼線,踽踽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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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樣想的。

那是疫症爆發之初,我在日本工作,許多人托我買口罩,而現實是根本買不到,整個東京都沒有。就算願意付上十倍價錢,付了錢,訂了貨,貨也未必會來。運氣好的還能收回退款,運氣不好,就成了騙案苦主,欲哭無淚。

電視那個神色凝重的主播說是中國人搶光,事實怕也是如此。網上,許多人罵中國人將口罩寄回國,連累日本也鬧口罩荒。對日本人來說,口罩不僅是個衛生問題,也是生活問題。因為他們幾乎將口罩當外套用,有事戴無事也戴。女孩子落街買餸,不想化粧,也是戴口罩遮臉。我覺得日本人的憤怒可以理解。

香港人也有寄口罩,他們憤怒的對象自然也包括我。沒有人被罵會開心,但也不可能僅僅因為被罵就收手。尤其是,當這口罩不是給自己而是給自己在乎的人。

「所以妳打算,不戴口罩去醫院。」我對電話喊。

「不是不戴。」我媽低聲說。「是沒得戴。」

我媽是伊利沙伯醫院的護士長,那場最終以失敗告終的罷工,她也有參與,儘管僅屬名義。實際上仍然會去醫院做事,只是拒絕高層指揮,以義工身份幫忙。

「再跟妳上司交涉一下?」我問。

「他們說,給我們口罩等於變相鼓勵罷工。」

「那乾脆不要罷算了。」

「要封關呀。」

「要不就待在家。」

「我可是個護士。」

人愈大往往愈固執,我想。

「不用擔心,有三個同事和我一起去,她們全部都沒有口罩。」

「她們沒口罩是她們的事,會有她們的孩子為她們操心。除非妳的意思是,她們會做敢死隊,先把病毒吸乾再讓妳去,像無綫的古裝片﹕皇上,這道菜小人已經試過,可以放心品嘗。」

「別說這種涼薄話。」

「只是比喻。」我說。「那妳打算甚麼時候去?」

「下星期一開始。」

我扭過手腕看錶,今天是星期二。在心裡算日期。目標是確保下周一母親有口罩。周六日郵局不送件,也就是說周五要到貨。送貨最快要兩天,周五到貨,明天郵局關門前要寄。

點燃煙,啜一口。

「我試試找吧。」

「東京有?」

「沒有。」我說。

掛線後,我在網路調查埼玉可能還有口罩的藥店、家品店、超級市場,在桌上攤開一幅半米寬一米長的關東地圖,劃交叉,貼 memo,做紀錄。我一共劃了六十七個交叉,用一條彎彎曲曲的線將它們串連起來。最近的藥店九點鐘開始營業,郵局五點關門。從九點到五點,將六十七家店跑完一趟,每家平均可用時間為七點一六分鐘。當然這是假設我必須全部跑完。只要當中有一家能買到,後面的路就可以省掉。

在桌上這邊一趴,那邊一畫,將地圖反轉又反轉。計劃完,感覺像做了一輪伸展體操。

折疊地圖,連同兩包 Lucky Strike 和充好電的 Pixel Slate 放進背囊,鬧鐘調到七點半,上床睡覺。

 

 

出門的時間與平日相同,只是走的路不一樣,路上的上班族看來也無多大分別。我總是訝異,在日本的大城市,無論男女,髮型、服裝、氣息,以至行路的動態,竟然全部一樣。哪怕沒口罩遮臉,這些人也分不清誰是誰,簡直像是同一款機器人似的。日本就是這樣一個自我意識低下的社會。當然要活在怎樣的社會,是他們的自由。

遠離東京,駛入埼玉,機器人開始逐步減少,到後來連路人都少見。一些小鎮除了車站附近商店那些拍烏蠅的店員外,幾乎沒其他人。等燈位時我與 Google 閒聊關於埼玉的資料。它說,這縣早被視為東京的 Bed Town。在這裡居住的人,早上起來就去東京上班,被冷酷無情的資本家榨壓至深夜才拖著半條人命回來。埼玉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張床,所以叫做 Bed Town。Google 說,縣長對這現象不大高興,覺得埼玉的人應該對埼玉更有歸屬感。「埼玉應該是個 Home-Town 才對。」他在一個記者會上說。我支持縣長的觀點。不過眼下我想的,只是 Bed Town 應該有更大機會買到口罩。一來這意味遊客不會來,二來,Bed Town 等於說是民居,Bed 也好 Home 也罷,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口罩。

但哪裡也沒有口罩。有的只是空貨架和各種各樣告訴你沒有口罩的告示。日本人似乎有三千種方法告訴你沒有口罩。有的告示大字寫道「売れ切り」,有的寫「完売」,有的寫「品薄い」,也有店家甚麼都不寫,默然將口罩的貨架用眼罩填滿(在日本,口罩和眼罩都叫 Mask),亦有讓貨架就此留空的,但在前面放一瓶消毒酒精供人免費使用。你可以說店主貼心,但客觀而言這沒多大意義。我要口罩擋病菌,你給我消毒手指頭有甚麼用。

總之就是沒有口罩。

到十點鐘,我估計槇原已經到公司,於是打電話給她。槇原是我同事,三十出頭,典型的日本女人,說的和想的是兩回事。在日本,修飾過的套語叫「建前」,心底那一句叫「本音」。槇原本音深沉堪比巴伐洛堤,建前宏大媲美靖國神社。

「早安,槇原 SAN。抱歉,今天突然有事,無法上班,開會的事得拜托妳。」

「哎呀,沒關係,這邊的事不用擔心。有更要緊的事,請好好去幹﹗不是甚麼大問題吧,需要幫忙嗎?」

我嘗試跟她解釋為何給家母寄口罩,而且非得今天寄不可。我刻意說得細緻,連我和母親三十年前開始相依為命都做了說明。儘管如此,我仍無法肯定,我的心情是否能傳達給她,畢竟我的母親不是她的。

「那確實是大問題﹗香港的情況很嚴重吧,真是辛苦了。現在日本也很難買到口罩,都被搶光啦。因為日本都有不少人感染。沒口罩的話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請加油﹗」

她的本音是不理解,而且恨。恨我不上班,恨我不開會,恨我買光日本人的口罩,一如香港人恨中國人買光他們的奶粉。

唯有請她吃鯛魚燒。

 

 

曾經,我和那盒口罩的距離只有不到三十厘米。其時我在一家叫做「龍城」的藥店。雖然名字和彌敦道那些霓虹光管閃令令的藥房一樣,但這埼玉版的龍城只是一個甚麼也沒有的小町的甚麼也沒有的店。店內,一頭身穿白袍的電動大象孤零零瑟縮一角,微笑著三百六十度揮動鼻子,像京劇演員表演甩髮功。牆上一張有水跡的山口百惠海報,似乎已經貼在那裡五十年,令人懷疑她手心托著的感冒藥是否還適用。當然你會知道, 五十年前,這店也曾經像山口百惠那樣年輕過,正如沒頭髮的店長和剛才買完痛風藥的駝背婆婆都年輕過一樣。

「要多少?」店長問。

而我根本沒想過他有。「你有多少?」

他在陳列櫃隨手一甩,兩盒口罩啪的擱在桌面。「每盒八十個。」

八十個夠我媽用三個月。「要一盒,謝謝。」

他一動不動,抿起嘴唇,眼珠子轉到眼角瞄來。「聽說中國人搶口罩,有多少搶多少。」

「那你就更應該留起一盒。」我說。「這一帶老人多。」

「隨便你。三千日元。」

我掏出錢包。還未抽出信用卡,他已經搖頭。「先生,美國人用信用卡,中國人用支付寶,但是在日本,這種小店只收現金。」

「我沒有現金。」我說。

他把口罩放回去。

「SUICA 行嗎?」純粹碰運氣。

「你得學會如何在日本鄉下買東西。」他教訓我。

問 Google 最近的提款機位置,它說從這裡開車要五分鐘。

「去去就回。」我說。

去時已隱約覺得不妙。好似荷里活的警匪片,如果壞人有機會向好人舉槍,他就該立即發射,磨磨蹭蹭嘮嘮叨叨,死的一定是自己。蘇州過後無艇搭,是這種類型片諄諄教誨的道理。

果然,去去,就回之後,一個若莫五十來歲,穿夏威夷恤配西褲的中國人已經在付錢。兩盒口罩嫻淑端坐櫃上,好似兩個待嫁的姑娘。

「這是我的。」我指著其中一盒說。

中國人停下數鈔票的手指,瞪向沒頭髮的店家。

店家聳肩,對我說﹕「你沒付錢。」

「我說過去去就回。」

「對面那個婆婆上月拿過兩包感冒藥,也是說去去就回,一去不回了。」

「折哀順變。」我說。同時改變策略,轉向中國人。「讓我一盒不行?一人一盒。」

「神經病﹗」他頭也不回離開,開車絕塵而去,彷彿怕我隨時強搶。我只能說他聰明。

中國人走後,我看醫生大象的鼻子旋轉,看了三圈。

「一點不留給這裡的老人,真的可以?」

「一共三十七個熟客。」店家低頭整理單據。「早已經一人一盒送過。是我個人送的,不是店。店做生意。你給我錢,我給你口罩,你不給我錢,我不給你口罩。除此以外我想不出還有甚麼別的方法。」

「這不失為一種恰如其份的做人態度。」

「你還不夠格跟我談做人態度。」

「這個自然。願山口百惠與你同在。」

然而離開店前,他還是在我背後提點﹕「去 Metro。他們有一個巨型貨架,全是口罩,昨天見到他們還有。」我轉過身,向他頜首致謝,回到車上,接連吸兩支煙,一邊吸一邊想,剛才給我建議的到底是作為個人的他,還是作為店長的他,個人的他又會不會與店長的他打架。浮想聯翩,直至聯翩的浮想與煙火同滅。

開車往 Metro 駛去。然而在那之前,我還是再一次去提款機,提出五十萬元,將錢包塞到直至折不起來為止。

 

 

Metro 是家大型百貨商場。單層、坐落在公路邊,停車場比店還大。這種百貨商場原是美國產物,如今全世界都有,賣的貨品也大同小異。是為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也是因為這種主義,一個國家染病,整個地球遭秧。

龍城事件令我不僅損失了買口罩的機會,也損失了二十五分鐘時間。這等於說,我比原定計劃落後三點四九家店,得盡快把時間追回。疾步在百貨商場之時,大腿一陣麻,以為是抽筋,原來電話響。

「媽,怎麼了?」

「你現在在哪裡?」

「在 Metro。」

「Metro 在哪裡?」

「在埼玉。」

「埼玉在哪裡?」

「東京北面。」

「很遠?」

「這麼近那麼遠。」我說。「媽,在替妳找口罩,有甚麼事?沒事我掛線。」

「哦……很難找,對吧?」

這就是我媽,一旦決定要講電話,解放軍也攔她不下。

「難,但並非不可能。」我給她簡單說明了龍城事件。

「很多中國人去搶口罩。」她發表感言。「不只是日本,他們全球搶。四姨媽有個朋友說,她有個朋友去科威特旅行,順道掃口罩,藥房的人一見她就用普通話講﹕『沒有,沒有。』中國人買口罩就好像蝗蟲蛀米那樣,真是有中國人的地方沒好事。」

「那個四姨媽的三姨婆。」我換一隻手拿電話。「她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假設這個人真的存在。」

「她是香港人。」

「但她也掃口罩,不是嗎?順帶一提,我也在掃口罩。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怎麼能比?你是為我買,而我是去醫院做正事。」

存放口罩的貨架就在家庭用品區,我遲來一步。三層高、兩米長的貨架空空如也,猶如經歷一場浩劫。一個搖搖欲墜的告示牌分別用簡體字和繁體字寫道「每人限購一盒」。在這裡,別說口罩,連氧氣都彷彿被買光。

我盡量情感充沛地說﹕「咦,我好像發現口罩!那個是…那個是……!我再打電話給妳!」說完掛線。這並不是對待母親的正確方法,但趕時間例外。

時間已是兩點半。

回到車上,吸煙。用五秒寶貴時間將香煙充填肺腔,緩緩吐出。這是所謂吊頸都要唞氣。唞完,點著引擎。擋風玻璃前不遠處,一個老婆婆手提的塑料袋穿洞,裡面的水果掉落地上,在地上滾。真是甚麼樣的水果都有,簡直令人訝異上帝竟然造出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水果。蘋果、橙、雪梨、奇異果……它們向四面八方前進,儼如春日雲端那美妙的太陽。

「哎喲,哎喲。」婆婆喊。

我熄匙,下車,像行星繞太陽公轉似地,幫她將那些不聽話的果實撿起來。

「謝謝你,年輕人。」婆婆說。

返回車廂,點著引擎,這時候婆婆的另一個塑料袋滾出一堆貓罐頭。

 

 

這一間沒有,下一間也沒有。

聲音滑頭的人﹕「到處都沒有呢。」

聲如洪鐘的人﹕「這可困擾,何況花粉季節快到,今天我就——乞嚏!」

聲音滑頭的人﹕「但是呢,遮擋花粉和遮擋病毒的口罩是兩回事。有些口罩,能擋花粉不能擋病毒——」

聲如洪鐘的人﹕「買的人可不管。都買光。擋病毒的買光,不擋病毒也買光。」

聲音滑頭的人﹕「因為外國人看不懂吧。你看,『花粉』是漢字,但『病毒(ウイルス)』是片假名。外國人分不清楚。」

聲如洪鐘的人﹕「不過,也有外國人在埼玉街頭,免費派口罩。」

聲音滑頭的人﹕「向中國人——不,向外國人派口罩?」

聲如洪鐘的人﹕「所有人,包括日本人。」

聲音滑頭的人﹕「不會吧﹗為甚麼?」

聲如洪鐘的人﹕「我們就問他看看。」

(電話接駁聲)

聲如洪鐘的人﹕「喂?」

中國人﹕「您好,小姓王,多多指教。」

聲如洪鐘的人﹕「王先生,聽說你昨天在街頭派口罩。」

中國人﹕「呵呵,不敢當,不敢當。」

聲音滑頭的人﹕「厲害呢,請問你派了多少?為甚麼會派?」

中國人﹕「一人一個,派了三百個。我是在日本生活的。最近因為冠狀病毒,亦即由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命名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二號,英文稱為 SARS-CoV-2,及世界衛生組織正名為 COVID-19 的疾病——」

聲如洪鐘的人﹕「請說重點。」

中國人﹕「——我想,每個人的性命都是同樣重要,中國人搶口罩是不應該的,就把家裡存的口罩派給大家。」

聲如洪鐘的人﹕「你存了多少?」

中國人﹕「不多,就那三百個,都派出去。但沒關係,每個人的性命同樣重要。」

聲音滑頭的人﹕「你的善意值得鼓掌,可怎樣分辨真正有需要的人和純粹想囤多個的人?說不定有些人只是拿來囤貨?」

中國人﹕「囤貨就讓他囤。」

聲如洪鐘的人﹕「甚麼?」

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有句話﹕只有真布施,沒有假和尚。只要我是出於善意派口罩,我便是做了公德,至於別人甚麼居心去拿,我是管不著的。」

聲音滑頭的人﹕「這個嘛……難怪中國有這麼多假和尚。穿起袈裟拿了錢,脫去就吃牛肉麵。」

聲如洪鐘的人﹕「而這,他也是管不著的。」

聲音滑頭的人和聲如洪鐘的人﹕「哈哈哈哈……」

中國人﹕「哈哈哈哈……」

聲音滑頭的人﹕「你家人呢?你家人留了多少口罩?」

中國人﹕「他們也沒留口罩。」

聲如洪鐘的人﹕「哦?甚麼意思?」

中國人﹕「我的家人也得排隊領我的口罩。因為如我所說,所有人的性命同樣重要,沒有誰比誰更應該有特別待遇。」

聲如洪鐘的人﹕「……」

聲音滑頭的人﹕「……」

聲如洪鐘的人﹕「有夠偉大。」

聲音滑頭的人﹕「口罩德蘭修女。」

中國人﹕「沒這事,應該的。」

聲音滑頭的人﹕「那你自己呢?你也會為自己派的口罩排隊嗎?」

聲如洪鐘的人﹕「哈哈哈哈……」

中國人﹕「哈哈哈哈……」

我在一家藥房前停下,關掉收音機。才想下車,就發現門外已經貼了缺貨告示。重新開車,只是這次已不想再開收音機。荒唐的節目,聽得我直想吸煙。

 

 

三點五十八分,我在熊谷市一個叫大麻生的破落小鎮找到一包口罩。不在藥店,也不在百貨商場,而在一家 7-11。買煙時偶爾碰上,毫無先兆,一如在地下鐵遇上夢中情人。

只此一包。我將它拿在手裡,像這輩子從沒看過口罩那樣端詳。那是一包七個的口罩,橡筋帶白色,罩身紫色,看上去挺能擋飛沬。包裝則是蔚藍,上面三個大字寫道「超立體」。球體立體沒有關係,重點是它寫道 BFE 99%,有這個就夠。七個雖然有點少,但只要撐過這周,要再找後續,不難。

而真正的夢中情人,這時候登場了。

「十分失禮,請問這包口罩可以讓給我嗎?」女孩問。她穿一件米色毛衣,咖啡色百摺長裙,過肩的長髮一半在前、一半在後,身上飄著茉莉花香。整個人也活像一株茉莉花。

「先到先得,愛莫能助。」我說。

「要不這樣。」茉莉花女孩閉上兩眼,舉起微顫的左手。「你先買,我再用十倍價錢向你買,如何?」

「也許我看起來像個炒家,但我不是。」

「二十倍。」

「小姐,世界上有些東西是錢買不到的。」我安靜地說。「比如口罩。」

她深深吸一口氣,似乎就要哭出來。

真的哭出來。

「我實在需要這包口罩。」她啜泣。「如果你有時間聽我解釋,我告訴你。」

我轉過身,在收銀櫃付了錢,問店員最近的郵局在哪裡。店員說街口,五十米內。

「我有半小時。」我對她說。

於是我們在對面一家家庭餐廳坐下。店內人不多,倒有嘰嘰喳喳的一家四口,興致勃勃地聊天,內容似乎與長頸鹿的叫聲有關,大概是去完動物園參觀甚麼的,之後來吃飯。點完菜,等飯開。

我要咖啡,她要可樂。七個裝的口罩矗立在我們之間,猶如劃出楚河漢界。她起兵了,說得很急,而且邊說邊抽鼻,不容易聽清楚。然而好歹我得以明白,還是那回事﹕她父親要做義工,照顧確診病人,明天就開始入醫院,而他沒有口罩。

也許天下的父母都喜歡在瘟疫蔓延時不戴口罩救人,而天下的孩子都要為他們操心。

我掐起煙支想吸,才看見標示說是非吸煙區,方才沒注意就跟她坐在這裡。這麼著才想我已經很久沒去禁煙的地方吃飯。有吸煙區的餐廳一定選吸煙區,全店禁煙的盡量少去。可我也曾經是個怕煙味的人,會驚訝為甚麼大人將不香又不甜的混濁煙霧吸入肺裡。這問題到現在仍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就是會吸,一如人會老去。

見我不說話,她又開口﹕「我爸是個好醫生,很有善心,曾經在汶川大地震去過中國救人。那時他是日本義工隊成員,機票、器材全部自費,在災區待了足足一個月,回國後告訴我,那裡沒有水、沒有電、沒有食物,他自己也很難熬,卻去救好多中國人。」

一個其貌不揚、肚腩鼓脹的男人摟住一個女學生走過。女學生低聲驚呼﹕「口罩﹗」談論長頸鹿的家族上菜,是四碗拉麵,分別是醬油叉燒、味噌叉燒、鹽味和擔擔麵。

她問﹕「你聽得懂日語?」

「100%。」我用 100% 的日語說。

「那你會願意把口罩讓給我嗎?我爸救了好多中國人。」

爸爸吃兩口,將麵傳給媽媽。媽媽吃兩口,又傳給哥哥。哥哥傳給妹妹。傳一輪後,恰好四個人將四碗拉麵吃完,精準得如同四輛飛機同時降落。之後他們開始討論哪碗麵更好吃。爸爸最喜歡擔擔麵,妹妹最愛鹽味,哥哥說她不懂欣賞叉燒之美,媽媽笑他淨愛吃肉。這是典型到可以拍教育電視的交叉感染,不過我想他們應該不怎麼介意。他們是一家人。

我搖頭

倏的她鼻子一扭,又哭起來。哭泣的她臉紅得像隻泡溫泉的獼猴。「為甚麼你們要搶光我們的口罩?給我們播毒還要搶我們的口罩?我們都不夠用,為甚麼還要分給你們?平時你們造成那麼多的困擾,我都沒埋怨一句,可這是人命,我能讓你們傷害我父親嗎?」她深深吸一口氣,然後迸出一句日式英語﹕「Oba mai dead bodei﹗」

時間差不多了,我對她的回應只有三句話。第一﹕「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第二﹕「對不起。」第三句用純正英式英語﹕「Over your dead body。」

說完離去,帳單和口罩帶走。我知道背後的她在呼天搶地,但我沒有回頭。

自家庭餐廳出來,天色已近黃昏。抬頭望天,雁群在雲彩劃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日本鄉郊樓房矮小,襯托出下山的太陽特別大、特別美。在香港你很難看到如此鮮明的落照。

這是一個好國家,我想。如果我們不是在瘟疫裡頭相遇,我想我會對她親切一點。

 

 

後來我在新聞讀到埼玉市有個 52 歲的男義工染病死了,是為日本第一個本土感染死亡個案。報紙上刊載了他的名字,可這對我而言沒多大意義。一來我根本不知道那女孩姓甚名誰,二來,就算知道又如何。若證實死者是她父親,難道要去他喪禮獻世?若證實不是,說一句「幸好不是我害的」便心安理得?這種低賤的話可不能講出口。

我是這樣想的﹕將口罩交給甚麼人,是關乎性命的選擇。這等於是個宣言,即在此時此刻,你更希望某一個人能在這個世界生存,而不是另一個。那麼,沒有被選中的人死了,你選中的人活下來,就結果而言,正是實現了你的願望。

你應該感到高興。

如果怎麼都高興不起來,你能做的,就只有在東京的家,向埼玉的方向深深鞠一個躬。覺悟是最高規格的尊重。

那天之後,我仍找口罩。果然經過第一波搶購潮後,口罩貨源漸漸恢復。我在網上成功搶到兩盒,夠我媽用兩個月。但又有另一個問題﹕由於人人寄口罩,郵局的包裹堆積如山,無從派送。這倒不難,我立馬就買機票,在母親做義工的第七天,坐飛機將口罩帶回香港。

攜了行李,自接機口出來,母親已在等候。她戴的口罩是紫色,正是我在日本寄給她的超立體。其實也不是那麼立體。當然這沒所謂。有所謂的是,接機的人當中好些人沒有口罩,而她有。

我覺得我可以拍拍胸膛為此自豪。

「歡迎回來,辛苦了。」我媽說。

 

(原刊於《別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