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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勞動間的委婉話語:阿三的《Everyday Practice》

2020/6/19 — 15:59

《Everyday Practice at 20》展場,葵興Hidden Space
(相片提供:阿三)

《Everyday Practice at 20》展場,葵興Hidden Space
(相片提供:阿三)

阿三是我在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師兄,我在讀本科的時候,他是研究生。但想來與他從來不夠熟悉,人和作品亦然,即使我倆偶有碰面交談,而且都經常依據文本來創作。至於他的多重身份,從來不困擾我,寫作者、畫者、評論者,人有很多面,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和意願,沒有甚麼不可以。不少人對他有種「原來如此」或「竟然如此」,這件事對我來說一直頗為「香港」。記得我的文章第一次出現在文學雜誌,就有藝術前輩專程來告訴我:「文章不錯,但請妳專心做藝術。」而當我在紐約的時候,每逢自我介紹,對方隨意就可抖出好幾個身份,無關炫耀或推砌,也只是自然而然。黃碧雲在〈愛在紐約〉的開首說:「在這變幻多端的城市,一切都會狠毒些。⋯⋯我慢慢喜歡嘈吵,爵士樂,裝,咖啡和笑話。」紐約,或者美國,城或國,一直都召喚著人們前往和回應,阿三的最新展覽《Everyday Practice》也不例外。

2018年,阿三第一次前往美國,在紐約Flux Factory駐留。後來他在藝術中心實驗畫廊的個展《一夕餘地》,就以美國國旗的紅出發而成。《Everyday Practice》既是紅的延續,也是紅的終章。白充斥世界,阿三不願多提,這次展場有部份牆身留白,可能已經無話可說。阿三抵達紐約之後有多種「水土不服」,日復日練習的生澀和儀式感理所當地有穩定的作用。當下的世界(尤其是藝術世界)是流動的,旅遊、駐留以至移民已經是司空見慣,然而阿三在《一夕餘地》選擇的文本,例如白先勇、黃碧雲的作品,都不算是近期。對我來說,那些文本所描述的紐約經驗,似乎和現在有種距離。阿三則認為,那些輩所經驗的迷茫幻滅,仍然生效。或者世界推移的速度沒有我們所想的快,我們只是在同一個籠子裡,以更焦急的步伐舊地重遊。

《一夕餘地》展場,香港藝術中心實驗畫廊
(相片提供:阿三)

《一夕餘地》展場,香港藝術中心實驗畫廊
(相片提供: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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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den Space的展場就入口一條幾步腳程的走道,往右拐一個小室。甫進入展場,走道右邊的牆身,紅底深棗紅字,印上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惡童日記》中的一句:「不斷重複這些話,讓這些字眼逐漸喪失它們的意義。」引文是英文,字體是Edwardian Script。這款字體由美國設計師Edward Benguiat設計,他在紐約土生土長,《紐約時報》、《花花公子》、《讀者文摘》以至《怪奇物語》,種種非常美國的名字,其字體都是他的手筆。文字(往往是引文)經常出現在阿三的繪畫中,語言主要是中英文,各有固定的形相。中文鮮少手寫,採印刷字款,方方正正,瑣碎斷離;而英文則是筆劃相連,繞纏秀麗,腰骨斜邊傾軋,可謂一剛一柔。阿三形容這取向是美學上的,它們的筆劃線條在畫中是視覺元素的一種,雖然語言必定招來閱讀和解讀,但他會把文字打碎,在畫面層次中游移,替觀眾調節閱讀的節奏和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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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n》,Print on card, paper and frame, sticker,31 x 24cm,2019
(相片提供:阿三)

《Welcome to n》,Print on card, paper and frame, sticker,31 x 24cm,2019
(相片提供:阿三)

大部份阿三引用的文學作品都是華文作家,中文作為母語,再作手寫可能感情會太直接。我又想起多年前阿三的一個表演,那是在2009年《秋螢詩刊》復刊六周年朗誦會。他的表演是坐在電腦面前,把電腦的畫面投射在大白牆上。他一邊把詩敲進鍵盤,一邊應付著友人傳來的訊息:「喂唔講住,寫緊詩。」這個演出幾乎就是我心中阿三的寫照。總是在線,總是在忙碌著,也同時不倦地生產著甚麼。當然,話再多的人,都會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即使阿三如何能言善道,他始終強調自身作品的委婉。有些事情一個人選擇不說出來,觀者也不宜拆穿,委婉是一對成熟的人一起完成的舞步。

2019年9月中,阿三從外地回到香港。網絡直播不如現場,許多東西對他來說都有點陌生。連儂牆已經盛放過,又被鏟除,而許多吶喊都被抹成了清潔體。他拍攝連儂牆斑駁的痕跡,把它印到畫布中央的圓形上,其上的一國憲法引文被寫下又被擦去,變成污跡,而一首歌的歌詞被還原為聲符再重置。這張名為《浮沉》的作品,就掛在《惡童日記》的引文對牆。小說裡,一對孿生兄弟互相謾罵對方,甚至反覆操演母親曾有過的溫柔話語,使它們全部變成陳腔濫調,以練習心靈之痛。重覆是練習所必須的,但它也是麻木的根源,文字所承載的情感底蘊之所以能被耗盡,大抵也是證明了情感的存在,只是有時它以它的消亡來證明自己。相反,在繪畫的世界裡,色塊交叠經營出質感,自我重覆有時可帶來層次和境界。

這次阿三的作品,繪畫的筆觸亦比以往更少。例如《Exercise Book》和《Self Portrait》兩組作品,由練習簿、膠紙、阿克力膠片、旅行的剩餘物、絹、霓虹光管等多種物料拼貼而成,除了有物料練習的況味,於我也像嘈雜而豐富的紐約,在這場風暴裡立自己的肖像,也採取了修長的直幅,如阿三本人。掩蓋住霓虹燈的絹上印了他招牌式的建築物造型。他對絹的「能屈能伸」情有獨鍾,一直是他創作的主要物料。而中國布料在旗幟的歷史也剛好佔有重要地位。是中國先發明絲綢,國旗才在世界成為一種風氣,因為傳統布料太厚重,不容易舉起,在風中也不易飄揚。可以說是中國布料直接把國旗送上戰場。至於絹上印的建築物繪畫,他自言這是源自他的日常生活經驗,他的窗戶為他框住了這個畫面,而且它也滿足了他對幾何形狀的偏好。他獲得「大華銀行年度最佳水墨藝術作品」的畫《封存》(2017),也密密麻麻一整張畫都是窗戶。與王無邪和梁巨廷等把現代幾何設計入畫的水墨畫家不同,阿三的幾何不見他們的跳躍和氣勢,反倒是勞動與秩序的鋪陳。

 

《Exercise Book》,Acrylic board, exercise book, tape,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neon light. Frame - 50 x 35cm each, 4 pieces;Curtain - approx. 135 x 80cm,2019
(相片提供:阿三)

《Exercise Book》,Acrylic board, exercise book, tape,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neon light. Frame - 50 x 35cm each, 4 pieces;Curtain - approx. 135 x 80cm,2019
(相片提供:阿三)

《封存》,塑膠彩布本、水墨絹本、膠片,183 x 71 x 4cm,2017
(相片提供:阿三)

《封存》,塑膠彩布本、水墨絹本、膠片,183 x 71 x 4cm,2017
(相片提供:阿三)

他形容自己的創作過程無非是目標為本的勞動,流水作業,不悲不喜。這在展覽最大型的一組作品《時間線(香港)》中尤其明顯。沿用前作《紅玫瑰與白玫瑰》(2016)的格式,四十八張正方形的繪畫,配兩張圓形的在側。正方畫全以不同調子的白到紅或紅到白為主色,其上佈滿碎紙點陣,排列如文字。一個月有四星期,所以就以橫排四行的方式擺放,遠看像個月曆。一年有十二個月,所以每一行有十二個層次。兩張圓形畫作上,有激光切割出來的維多利亞女皇頭像和洋紫荊。四十八加二,剛好五十年不變,是為重寫香港歷史之作。阿三的創作,由計劃到佈展,都非常邏輯理性,似乎一切都必須能夠被頭頭是道地回答才成立。甚至他所選擇的文本和引文,也是先有了主題,然後是資料搜集的結果,一板一眼。我想起阿三當年在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展覽,那張邀請咭就印著兩個阿三坐在長椅上對話的情境,現在看來,就好像有些事情自己都要與自己交待。我問阿三,作為藝評又怎樣看自己的作品?他說看自己的作品會特別狠。但自我對話又是否必然等同理性?他笑說,在創作的時候,作為藝評的自己說甚麼都好,作為藝術家的自己都會有最終決定權。他用上了「任性」一詞。

從展覽空間的角度來看的話,任何想要去改變展場牆身顏色的藝術家,大抵都有幾分任性。回到展覽最耀眼的紅色,不偏橘橙不偏紫,就是紅,但也有不同的調子在同一個空間交錯出現。像美國國旗的紅、中國國旗的紅和香港區旗的紅都是紅,但國旗的調色學有它的偏執和繁複,又怎麼可以雷同。紅色令我想起中國多於香港,又如果香港本來紅,也就沒有「染紅」的說法了罷。即使已經不再,但港英旗的藍,配上海港的聯想,那藍或者對我來說更加香港。但香港到底是甚麼,又到底是甚麼顏色,我想許多人都會有不同的答案。世界上許多東西都是混雜的,難以說清,就像許多市面上販售的美國國旗也是中國製造的那樣。阿三的作品有政治性,但他也不急於在其中表示立場,他的要務亦非斷言情勢或展望未來,反倒他認為有些事根本不應該被說出來。我理解這就是他「身在其中」的證明。

《時間線(香港)》,Fabric, silk, acrylic board,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40 x 40cm each, 48 pieces;d. 30cm each, 2 pieces,2020
(相片提供:阿三)

《時間線(香港)》,Fabric, silk, acrylic board,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40 x 40cm each, 48 pieces;d. 30cm each, 2 pieces,2020
(相片提供:阿三)

《時間線(香港)》,Fabric, silk, acrylic board,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40 x 40cm each, 48 pieces;d. 30cm each, 2 pieces,2020
(相片提供:阿三)

《時間線(香港)》,Fabric, silk, acrylic board,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40 x 40cm each, 48 pieces;d. 30cm each, 2 pieces,2020
(相片提供:阿三)

《時間線(香港)》,Fabric, silk, acrylic board,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40 x 40cm each, 48 pieces;d. 30cm each, 2 pieces,2020
(相片提供:阿三)

《時間線(香港)》,Fabric, silk, acrylic board, paper, digital print on silk
40 x 40cm each, 48 pieces;d. 30cm each, 2 pieces,2020
(相片提供:阿三)

回到展場入口處,《惡童日記》的引文上有一張小畫。玻璃水杯內的玫瑰,在邀請咭上,而邀請咭本身都成了拼貼的物料,文字像由一雙不諳書寫的手寫成,嘶啞地從咭邊延伸開來。我告訴阿三這是我整個展覽最喜歡的一件作品。或者因為他自己引用了他自己,繪畫的元素大幅褪去,那文字既不工整如中文也不秀麗如英文,像沙啞雜音也像玫瑰的刺,純粹展現。而它明明鎮在入口,又多麼像一個附註。就像這個大時代中的我們,和我們所完成的作品那樣,忙碌地為某個比我們巨大的事物添加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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