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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宮中跳舞 — 訪李思颺和王丹琦

2020/1/17 — 13:43

本地編舞家及舞者李思颺(前)和王丹琦(後)於2015年成立舞團Neo Dance,兩人合作無間 (攝影:Gloria Ho)

本地編舞家及舞者李思颺(前)和王丹琦(後)於2015年成立舞團Neo Dance,兩人合作無間 (攝影:Gloria Ho)

去年八月九號晚,一眾舞者在牛棚義演,李思颺(Justyne)是其中一位表演者,她的身體,在舞台上展現一種非日常,卻又特別的存在狀態,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她以「一字馬」之姿,拿著筆在舖滿信紙的舞台上寫字,寫完一張,眼神又落在另一張信紙,轉了轉胯,雙手向前爬,兩腿時而向前,時而向後。一個換氣,眼晴瞪得大大,看上去像在尋找甚麼,如日以繼夜在連儂牆上留字﹑貼文宣的人,一見空間就寫滿字句……從身體狀態可見她對現況的理解,既然她身懷舞技,又關心社會,何不上街以跳舞表態?

當Justyne正低頭沉思,同為編舞及舞者的丈夫王丹琦(丹琦)先回應:「上街時我不會跳舞,因為我看不到跳舞在街頭抗爭的用處,當將舞蹈和社運硬拉上關係,會覺得自己抽水。」相反,每天香港發生的亂事,使丹琦質疑跳舞的用處,有好一段時間不看舞蹈演出,也完全不想跳舞。他變得更加不願只為賺錢而接違背自身理念的工作,包括拒絕往中國內地演出。不過他也漸漸發現,在這段時間,只有當跳舞聯繫到社會當下的能量時,才會讓他有動力,並且會吸收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重新開始找到一些跳舞的用處﹑新的可能性和責任。

至於Justyne,起初亦曾被社會時事影響心情,她後來意識到,藝術家的身分在此場抗爭不是關鍵角色。她決定做多少算多少,在社交媒體轉載文章,支持黃色經濟圈,罷搭地鐵等等,以市民角色參與運動。同時,跳舞是她的專業,加上現時她的編舞﹑表演及教學能力均相當成熟,更想繼續發展下去。Justyne形容,每一次創作和演出不是百分百有意識地發生的,她看待創作的心態,就像看待生活中的抗爭,讓自己在迷宮中探索,每一步都是冒險,行動了才知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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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颺和王丹琦的雙人舞作品《Division》,主題關於靈魂和肉體互相依附,卻又永遠無法對準,去年,此作品曾在日本﹑新加坡和以色列展演。(攝影:Gloria Ho)

李思颺和王丹琦的雙人舞作品《Division》,主題關於靈魂和肉體互相依附,卻又永遠無法對準,去年,此作品曾在日本﹑新加坡和以色列展演。(攝影:Glori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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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丹琦編過一個獨舞作品《It’s not my body》,當時觀眾席上的Justyne看到,一個身體的影子投射在直立的木板,身體和影子互動,她想像台上的人,正跟另一個空間的自己溝通。於是,她跟丹琦發展成雙人舞作品《Division》,主題關於靈魂和肉體互相依附,卻又永遠無法對準的過程。過去一年,兩人帶著作品穿梭日本﹑新加坡和以色列,去年年末,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國際編舞大賽(Jerusalem International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奪得第一名。Justyne直言,在日本比賽時,她本以為自己會得獎,卻期望落空,所以在以色列比賽,不再計較得失,只是全情投入地跳,卻進入一種澄明的狀態,反而提高跳舞時的能量﹑專注和感染力,使舞作發揮得更好。能夠得獎當然開心,然而Justyne和丹琦心裡清楚,每個比賽的現代舞和編舞技巧的準則不一,所以得獎並非全部。今次比賽,令他們滿足的是,在短短一兩天的比賽,見識不少編舞和表演技巧各有特色的創作者,就像開了一道門,提升自己的眼界,汲取在香港以外的靈感,豐富往後的創作。Justyne強調,持續精進和突破自己,就是身處國際城市的香港藝術家應該做的事。

去年十二月,李思颺和王丹琦的作品《Division》在以色列的Jerusalem International Dance Week奪得第一名。(攝影:Vojtěch Brtnický)

去年十二月,李思颺和王丹琦的作品《Division》在以色列的Jerusalem International Dance Week奪得第一名。(攝影:Vojtěch Brtnický)

這二百多天,既要追讀香港時事,又要編舞和比賽,同時要練好英文跟外國人講解香港的亂事,人在香港時又要上街,不會累嗎?

Justyne搖搖頭說:「有時我覺得參與運動之後,反而吸收了能量,很記得去完6月16號遊行,本來以為自己好累,隔天沒力氣排舞,結果不是,排舞勁有能量!」,六月遊行後Justyne所排的舞—《地心》。去年在第四屆香港國際編舞節首演,今年一月先在澳門當代舞展及交流平台(Macau CDE Springboard - International Showcase)演出,本周六將在第二屆「香港比舞」(Hong Kong Dance Exchange, HDX)再演,Justyne表示,儘管演出日子只相差一星期,香港和澳門的演出版本卻不一樣,原因是香港的劇場結構的關係,讓她發現有一件關鍵物件,是對於街頭很有象徵意義的東西,至於是甚麼,也要觀眾入場才知道了。

究竟藝術家做甚麼才真正對時局有用,也許要邊走邊試才知道,從Justyne和丹琦的分享中,我發現,在動盪的時代默默完成生活中應盡的責任,再用自己的專長去連結自己和其他人,也許是在充滿未知的迷宮裡,其中一個走路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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