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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攝影記者陳朗熹-悲觀中逆流而上的魚

2020/7/9 — 10:16

「我是比較憂鬱的。我不知道他在做甚麼,我覺得人們正在離開了,他有種逆流而上、繼續下去的感覺。」攝影記者陳朗熹推出攝影集《無以名狀的力量》裏最後一張照片,是一名身披黑紫荊旗幟的抗爭者,在2020年香港元旦遊行中,站在銅鑼灣天橋上迎向遊行隊伍川流不息的人群。

這個畫面沒有很多新聞機構拍到,陳朗熹認為照片正好作為攝影集的結尾,一來代表持續大半年的抗爭運動踏入了新的一年,有啟後和回顧的作用,二來也表達到他個人看法。對於將來,他是十分悲觀的。

2020年1月1日,元旦遊行,銅鑼灣。攝影:©陳朗熹

2020年1月1日,元旦遊行,銅鑼灣。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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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過了2019年港人激烈抗爭的影像,他最近發布了一輯黑白作品,畫面極其抑壓沉默,看似未日。「我們作為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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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想離開的,有隻遊戲叫做《The Last of Us》(最後生還者),講全世界都變成了喪屍,只剩下一個女孩和大人生存下去,我覺得自己就是那個人。」  「我覺得整個香港就像那樣,(人們)走啲走啲走啲,只剩下我們,那個『我們』是很少數的,內心好強大,但其實無力反抗,我嘗試用影像去呈現這種狀況。」那輯照片叫作「The Last of Us:荒原裏惟有獨木橋」,他走到街上直覺地舉起相機,幻想30年過後當大部分人都走光了,那時候香港會怎樣,又會剩下怎樣的東西。  阻止抗爭者的水馬陣已佈滿青苔,門常開草地上的帳篷無空一人,死去的雀鳥、十字架、英女皇像和金紫荊雕像等一些物件仍在,唯一有生氣的是最後一張金魚的照片,隱約看到城市和攝影師的身影,「如果你上過生物課,會知道在那個生態圈裡,只要有陽光魚就可以自己存活,人們離開後金魚仍在生存,我經過魚缸拍攝了這張照片。」

2020年1月1日,元旦遊行,銅鑼灣。攝影:©陳朗熹

2020年1月1日,元旦遊行,銅鑼灣。攝影:©陳朗熹

從傘運到反修例之間5年

現年才26歲的陳朗熹,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便積極投入拍攝社運照片,立志從事新聞攝影。那時候他相信新聞攝影可以幫助到別人,故事可以揭露社會問題。畢業後,他決定暫時不找工作,用半年時間自己做喜歡的事。他買了一張機票飛到台灣,拍攝台東風災和幾個圖片故事。

其後他加入一間傳媒正式擔任攝影記者,卻不幸遇上公司裁員。即使這樣,後來幾年他仍為不同的港台及國際媒體自由工作,久不久能看到他的作品見報,感覺上從來沒有離開新聞攝影太遠,「唔係㗎,假象來的。」阿熹這樣回答。

傘運後幾年,社會運動全面沉寂下來,那段日子他的時間分配是這樣的,他會發掘和拍攝圖片故事賣給有興趣的媒體,為不同新聞機構拍攝日常新聞,也會拍攝商業攝影維生,餘下來的時間就構思和進行個人創作計劃,「我更喜歡這樣,覺得困死在一個媒體、機構或者做全職的新聞攝影,會很快退化。」

「新聞攝影沒有自己的名字,有署名已經很好。」他指在新聞攝影的性質總是「服務為主」,往往成為故事中文字的配角。他開始想,每天跑日常新聞和其他報館行家拍攝相同人事物,照片又有何分別?拍得好的人大有人在,多他一個不多,「只有好和更好的分別,我就覺得那即是不關我事吧。」

©陳朗熹

©陳朗熹

用創作回應社會

「我覺得攝影師的本能是回應社會。」他漸漸發現,其他方式的創作會更適合自己,例如2017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他花大量時間拍攝象徵香港回歸祖國的金紫荊像和相關紀念品,後來推出了《香港美不美?》zine。

他透過作品思考,「一個對於回歸的想像或者假象,如何去打破它?那個雕像和紀念品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如何影響人們怎樣看香港?」他認為香港較少有這樣的創作,相比起新聞攝影,能更加貼近自己的想法。

「我有攝影的心,但未必是純粹新聞攝影的心,可以是紀實攝影,範疇大少少。」他用手勢比劃所有攝影像一個大圈,新聞攝影只是其中的一塊,「太專注會忘記了其他範疇的攝影。」

那段時間,陳朗熹看很多《無像》、《荒野》等內地出版的攝影zine,吸收裡面題材和拍攝手法。他對中國攝影師張曉十分著迷,也喜歡張克純、游莉,拍攝《American Power》的美國攝影師Mitch Epstein等人。他自言那陣子很流行Alec Soth那種deadpan(無表情)的照片,看起來看似平和冷靜沉悶的景觀、地景和肖像,卻藏着揭露各種社會問題的批判性。

去年3月份,他帶《香港美不美?》去了台灣參與Wonder Foto Day參展,發現台灣觀眾的接受能力比香港高,收費入場的攝影活動也大排長龍,「《香港美不美?》風格很像Martin Parr,觀眾會問『你覺得你自己和Martin Parr的分別是甚麼?我真的很impress。」反之香港觀眾問題多數集中於攝影器材,台灣觀眾一般來說更懂得閱讀攝影。

《香港美不美?》,攝影﹕©陳朗熹

《香港美不美?》,攝影﹕©陳朗熹

悶到你眼望我眼的創作《Leisure Land》

過去一兩年,經濟環境轉差,各類型的工作都變得愈來愈少。阿熹說自己不是消費很多的人,可以簡單一餐飲罐汽水就算,有一段時間,他月花$1500元,因為無所事事,每天花至少8小時帶相機到未知的地方拍攝,「那時候真的無事可做,拿來消磨時間,真的好悶,去一個未知的地方拍些照片。」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說:「其實是因為買了部Mamiya 7菲林相機,哈哈哈。」

有次陳朗熹遇到一位獨自在打籃球的小學生,他就下場與那男孩一起射球,一打就是3個小時,他請小朋友飲可樂,對方說,「哥哥你部機咁得意嘅?」他們互相為對方拍攝。有次他遇上人稱「大尾督Jackie」的放風箏達人,用平價紙鳶在高空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於是又跟達人學放了3個小時風箏,再為他拍照。

「好多時候都是這樣,多數都是一些無聊人,那我就拍攝他們。在那個時空,你眼望我眼。大家都無聊。」拍着拍着,他發現照片中的事物「好像反映到我的狀態。」後來他把這系列照片的叫作《Leisure Land》。

《Leisure Land》,攝影﹕©陳朗熹

《Leisure Land》,攝影﹕©陳朗熹

推出攝影集是完成責任

「(拍攝新聞照片)其實是2019年的一個錯配,只是巧合。」經歷過沉澱數年後,他的生活也跟隨這個城市一樣,自去年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去年6月9日,10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二讀。「那天本身沒有工作,只想自己紀錄一下,我已很久沒有恆常的新聞操作,突然出來,其實有點不懂得怎樣拍攝。」

那天晚上,有示威者於立法會聚集意圖佔領大樓,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他覺得事態嚴重,於是問台灣媒體《報導者》是否需要照片發即時新聞,展開了整個運動的長期合作。

相比起其他人手充裕的媒體,陳朗熹往往一人包辦採訪工作。過去一年,由示威者攻入立法會、到中大理大激戰、機場「鄧寇克大行動」、荃灣警員拔槍指向群眾等,他幾乎以一人之力,紀錄了反修例運動大部分重要事件。

對於陳朗熹來說,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或印在報紙雜誌上都只是過眼雲煙的碎片,也無法在歷史中留下,他說自己是老派的攝影師,覺得要做展覽或者出攝影集才算完成作品,這也是他今次出書的目的之一,「我將今次運動、歷史嵌入書中,可以留別人的書櫃10年,20年,50年,我不知道,我覺得是完成一個責任。」

中文大學,攝影:©陳朗熹

中文大學,攝影:©陳朗熹

設計背後理念

《無以名狀的力量》收錄了93張反修例運動的照片。標題完全沒有提及運動,封面照片也不是一看就明白。他形容自己揀選的照片比較「邊皮」,除了重要事件的大相,他盡量揀選與傳統新聞攝影略為不同的照片,讓攝影集與新聞攝影有種距離感。

新書既保留傳統框架,也加入了他自己的想法。照片大概跟時序排列,硬皮、布面、貼相的封面予人古典感覺,卻採用相集少有的直度設計,有別於平常攝影集照片尺寸統一,新書照片分為三種大小。陳朗熹解釋,直度書可讓排版空間更靈活,相片的節奏不需只依靠相片的強弱和狀態來編排。單張、跨版、出血、靠左、靠右,讓觀眾帶來較多元的視覺變化。

重大事件會放在跨版,也有「鬆郁濛」照片夾雜其中。相片要兼顧敍事完整性和藝術性,也放入了學生人鏈、太子地鐵站被抹去的油跡、地上的血跡、激戰後中大留下的雨傘等痕跡。他尤其鍾情跨版照片,認為不只是尺寸較大而已,照片揭開時給讀者更大的力量。其中一張讓筆者印像最深的照片,排在示威者塗污立法會區徽的歷史性照片之前。

阿熹回憶說:「示威者在外面衝突很久也未能進入大樓,現場的環境非常悶熱,部分示威者不讓拍照,燥動的氣氛中,我全身濕透,接着頓時進入一個有冷氣壯嚴的地方。」鬆郁濛的照片,誠懇地說出他的感受。

獅子山,攝影:©陳朗熹

獅子山,攝影:©陳朗熹

如果重來一次,會給自己的忠告

許多人說陳朗熹的照片比較直接和真誠。如果再來一次他會給自己甚麼忠告?「不要那麼懶惰吧。」他指,「我有幾個遺憾,第一個是是太空館的激光。原來那是差不多唯一在整個運動中歡樂(的時刻),直接和抗爭有扣連到。」因為相機沒電提早離開理大,也讓他錯過示威者游繩逃生的一幕,「梗有方法,我應該入去。」

他說自己在現場常常「游魂」,捕捉不到事件最高點的瞬間。除了直接的新聞照片,他也希望發出另一套作品,他試過中片幅菲林相機來拍攝肖像,奈何「影影下放催淚彈」,心力也不足夠他在工作時再去創作。

陳朗熹的照片,年初曾在台灣阿才的店作展覽。解嚴時期後,少數黨和反派經常於此飲酒聚集討論,人們認為那是一個間接促成後來台灣民主進程的「民主聖地」。阿熹覺得這個場地甚至比畫廊展出的意義更大,便欣然答應。雖然「展覽都似霎眼嬌」,但人們能感受和體驗過,把記憶留在腦中。

「我常常覺得台灣人需要知道這件事作為借鑒,歷史一直都是給下一批人看的,不是給自己這批人看的。」

發揮到極致,拍無聲影像

陳朗熹曾在多個訪問中提到,拿起相機就要把它發揮到極致,他說所謂的極致第一是指專業,守好攝影記者的崗位,採訪時不做示威者做的事,多一個人專業的去旁觀和紀錄事實。

他跟一班攝影行家討論過,2020年的照片將會變成怎樣?有年輕的攝影師想像會跟去年差不多,他卻說:「說沒有的了,這些已是最後的,這是歷史,永遠也只是這樣。這是強度最強(的照片)。」當時沒有人相信他的說話。他說做影像的人更加悲觀,像他在書中選擇的相片,不是最激烈的,而是「都是無聲的,連吶喊都無用」的那種畫面。他預計2020年影像,會沒有那麼實在,對較為藝術化的攝影師會比較有利。

他有一個感覺,2020年的抗爭已經退化到,只能守護僅餘的歷史和記憶,這就是攝影記者、記者或記錄者要做的事。「發揮到極致的原因就是,嘗試留下多點線索、符號和打動人心的東西,做記者的攞多啲bite和感動人心的小故事、小人物,就是這樣。現在是對抗記憶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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