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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走到極權:史太林下的浦羅歌菲夫

2020/10/7 — 15:27

Sergej Prokofiev(photo credit: US Library of Congress, public domain)

Sergej Prokofiev(photo credit: US Library of Congress, public domain)

文:Tim Li

俄羅斯作曲家浦羅歌菲夫(Sergei Prokofiev)的一生,是一個 ABA form。成長於俄羅斯,出走,最後他是自願帶太太及兩個兒子,在蘇聯政治上最高壓的三十年代未,由巴黎回到莫斯科定居。

是什麼驅使他從國際社會走到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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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羅歌菲夫出生於十九世紀未的沙皇俄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發,像當時很多的知識分子,離開俄國到西方居住。那時他二十七歲。他曾經到美國居住,後來定居巴黎,太太是一位西班牙的歌唱家。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六年間,他不斷周遊世界,到處表演。藝術音樂當然以歐美為中心,但他也到日本、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亞等地區。在二十世紀初,浦羅歌菲夫的足跡算是非常國際。這是他最自由的時期,並創作的《三橙之戀》及《第三鋼琴協奏曲》等成名作。因為名氣,他自然成為蘇聯拉攏的對象。

蘇俄一九一七年「成立」後立即陷於內戰,西方用盡辦法把它孤立削弱。作為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要建立一個大國的形象,二三十年代的蘇聯極需要「名人」撐腰,以證明共產主義的成功。當時巴黎住滿很多逃避革命內戰的俄國人,這些 émigrés 是蘇聯政權拉攏的對象。史太林曾經在日記中寫過類似「我們要把浦羅歌菲夫帶回家」(we need to bring Prokofiev back home)。蘇聯曾經拉攏過史特拉汶斯基及拉赫曼尼諾夫,但他們都拒絕了。可是浦羅歌菲夫有點不一樣,因為他一直很思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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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駐巴黎蘇聯大使,花了不少唇舌說服浦羅歌菲夫回國,但他久久也不能下決定。浦羅歌菲夫掙扎於西方及東方的生活方式,也掙扎於自由與現實間。他雖享受遊走世界,也享受巴黎生活,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俄國人。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在外地的俄國文化大使,多於一個移民。他定居巴黎期間也到蘇聯演出。他經常跟朋友說,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俄羅斯居住。而實際上他的 network 也是在俄國,很多作品是由俄國舞團劇團 commission 的 。不回國的話,蘇聯便會截斷對他的支持。三十年代的蘇聯並不容許人一腳在國際社會,一腳在俄羅斯。

一九三六年, 浦羅歌菲夫四十五歲,他開始對巡迴演出厭倦,需要settle down,但同時需要穩定收入。蘇聯開給他的條件很優厚:有房屋、創作出版及演出自由、不用做行政工作(對藝術家來說很重要),及最重要的條件 — 可以享有充分的出國自由。換言之,他是一個蘇聯音樂家,同時也是個國際音樂家。浦羅歌菲夫可以享有 nationalist 及 internationalist 的身份,這是個最重要的保障。

蘇聯還特別讓他們一家一嘗蘇聯的生活。在一九三五年,政府邀請他們一家在的莫斯科近郊享受一個美麗的黃金暑假。就是那時期,他創作靈感爆棚,寫下了芭蕾舞音樂《羅密歐與朱麗葉》,此作品成為他的代表作。這個蘇聯生活的「示範單位」成為他回到極權的 immediate factor。那一刻他相信政府,他也相信回到蘇聯是正確的決定。有音樂學者指這是一個「浮士德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

吊詭的是,他回去的那一年,正是史太林大整肅(The Great Purge)的開始,蘇聯音樂家也受到迫害。最出名的例子是蕭斯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他的歌劇《Lady Macbeth of the Mtsensk District》遭到蘇聯報紙 Pravda 批評,犯下了「形式主義」的問題,抨擊歌劇是「混亂而不是音樂」(muddle instead of music)。後來,蕭氏為證明自己「乖」,寫了貼近官方美學的《第五交響樂》。這一切,浦羅歌菲夫是知道的。但可能他認為自己有國際名聲,政府不會對他做什麼。

的確,政府沒有對他做什麼。但很快,things changed。

隨著史太林的政治打壓越來越嚴重,浦羅歌菲夫的事業開始遇上阻力。儘管他創作蘇聯「紅歌」及紀念十月革命成功的清唱套曲,他的作品開始不獲演出,政府也不批准他到國外。而真正的 red flag,是他的好朋友及合作夥伴,戲劇導演 Vsevolod Meyerhold 的拘捕。當時他正跟 Meyerhold 合作推出蘇共主題歌劇,但因着拘捕而暫停。Meyerhold 被帶到政治警察 NKVD 總部拷問,嚴刑下承認自己是間諜,後來在獄中處決。更可怕的是,他的女演員太太也遭害: 兩名「匪徒」入屋打劫,多次刺傷她,其中一刀還刺穿眼球,結果死在公寓內。這宗新聞當時轟動蘇聯。朋友的失蹤,朋友太太的慘死,不難想像當時浦羅歌菲夫極度惶恐的心情。諷刺的是,數個月後,蘇聯政府邀請他寫一首清唱音樂(Hail to Stalin, 俄文為 Zdravitsa)給史太林作為六十大壽的慶祝。這一種令人絕望的荒誕,不時在蘇聯作家的音樂中聽出來。

納粹德軍入侵蘇聯時,他寫下了三首給鋼琴的「戰爭奏鳴曲」(war sonata),是他一生中最暴力及不和弦的音樂。其中《第七號奏鳴曲》最為出名。聽起來,那些瘋狂、暴力及諷刺的音符,像是對戰爭傷害的刻劃。但有一些學者卻說,這是對史太林化了妝的控訴。面對荒謬的現實,他可以做的就是用手壓下嘴巴尖叫。漸漸發現,他的命運也與蕭斯達高維契越來越相近。

戰後他遭到政府的批判。一九四八年,政府抨擊他的音樂帶有「形式主義」,濫用不協調和弦等等,結果他很多作品被禁止表演,藝術團體也不願合作。逝世前幾年,他財政緊絀,身體出狀況,太太也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Gulag)。

最後,他竟與史太林在同一天逝世。

他兒子寫到:「爸爸跟史太林在同一天逝世是一個可怕的巧合。」(What a terrible coincidence that Papa died on the very same day as Stalin." ) 。他的喪禮沒有花,因為莫斯科的花都去了史太林那邊。他的鄰居用家中的盆栽植物放在他的棺材旁。

是對俄羅斯文化的愛,是事業的野心,也是現實的計算,令浦羅歌菲夫從國際走到極權。與其說回國是個「浮士德的交易」,他只是很想成為另一個偉大的俄羅斯音樂家,延續俄國音樂發展。若果他不回國,他的創作便不能更有力地發揮俄國元素。

浦羅歌菲夫的後半生經歷史太林那種掏空靈魂的恐怖,他的一生是蘇聯歷史的縮影。若架空歷史,選擇不回國,命運固然會不一樣,但他也可能做不成自己心目中的俄國作曲家。

(作者簡介 : 熱愛歷史及音樂。曾任中學老師,現於教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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