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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y - 總教人想起她的他

2020/3/3 — 11:34

世界好像常常都這樣:丈夫建立起事業和與名聲,讓妻子以「某某夫人」之名共享身份,彷彿與有榮焉。就像早陣子去世的麥理浩夫人,有幾多人知道她的本名叫「鄧麗娉」?

Ulay 卻是歷史中少有的異數,是總教人想起她的「他」。

提起 Ulay,十居其九自然聯想起前女友兼拍檔 Abramović。Abramović 有「行為藝術之母」的稱號,名聲響徹全球。二人即使分手多時,但 Ulay 總是揮之不去 Abramović 前度的身份,往往籠罩於 Abramović 的身影。就算昨天,Ulay 逝世,不少新聞報道也不得不提 Abramović,甚至將 Abramović 的名字也起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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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實在也為 Ulay 感到不值。

明明兩個人都是藝術家,同為行為藝術的先行者,但焦點卻總是聚焦在 Abramović 身上。當然,Ulay 後期改而多做攝影和錄像,創作也漸漸令他與前度分道揚鑣。說起 Ulay,大家只會不斷冒出他與前度的幕幕經典,總想不起他有甚麼個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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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有一種犯罪感(柏林行動系列)》

《藝術有一種犯罪感(柏林行動系列)》

我曾經也有這樣的印象,所以近年在大館當代美術館看到 Ulay 的個人作品時,格外印象深刻。《藝術有一種犯罪感(柏林行動系列)》是一組相片,而《第一章: 藝術有一種犯罪感》則是相應的錄像,紀錄他在1976年從柏林新國家美術館偷取Carl Spitzweg具有德國浪漫民族主義的畫作——《窮詩人》。其後,他將畫作放入一個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客廳,並致電美術館館長,宣佈是次「政治抗議行動」。他嘗試利用藝術再挪用(reappropriation)的手法,觸及遷徙和移民等議題。Ulay 雖然事後歸還了畫作,但還是為此被判入獄兩周。一個人做創作可以去到幾盡?Ulay 甘願承受牢獄。這點敢作敢為的勇氣令我頗為佩服,作品也在心中留痕。自此,我認知 Ulay 與 Abramović 雖然一度結合,但不是寄生於 Abramović 的藝術家。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作品。

我想,Ulay 也想過要找回自己吧?

這雙藝術家情侶在 1988 年結束親密關係之際,同時進行拆夥分家。二人協定合作項目的檔存由 Abramović 擁有,日後相關作品的利潤以 5:3:2 (藝廊、Abramović、Ulay)的比例分配。Ulay 在 2014 年準備出版作品回顧時,Abramović 曾允許使用二人聯合創作項目的相片,後來竟臨時反口。一怒之下,Ulay 決定與前度對薄公堂,誓要還自己一個公道。他當時感嘆, Abramović 在分手之後變得「明星化」,而自己的在藝術史的成就卻遭受貶抑。

因愛反目,還是名利之爭,Ulay 的晚年再度與 Abramović 糾纏。法庭內,Ulay 獲得勝訴;法庭外,二人共同宣佈憤怒和爭拗已成過去,再見亦是朋友。有人說,同月同日生的 Ulay 和 Abramović 相戀就注定難捨難離。又有人說,行先一步的 Ulay 終於可以「脫離」Abramović,告別紅塵,早登極樂。

但願 Ulay 撤手人寰一刻,還他一個獨立自主的身份——他就是他,不是誰的誰, 他是 Ulay,本就是行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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