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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藝者之藝術.香港 (一)》 研究香港藝術,為什麼﹖

2019/10/16 — 9:13

【文:Vivian Ting】

黃金時代的蒼白

眼下我們見證著藝術的黃金時代。隨著白立方等國際畫廊進駐本地、每年巴塞爾藝博會又招徠30多個國家逾二百家畫廊到此進行交易,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三大藝術市場。每天我們總不免從街市、政府大樓、交通工具等最日常、最不經眼的轉角處與藝術邂逅。藝術早已融入生活,但有關於藝術評論、藝術文獻檔案的整理、藝術史及理論的研究卻一直為人所忽略。這造就了本地藝術壇一大怪現象—人人談藝術無限好、創意多繽紛,但大家似乎對於本地藝術發展所知無幾。博物館舉辦莫內、畢加索又或安迪華荷等歐美藝術家作品展往往大排長龍,但本地藝術家的展覽卻門可羅雀。即使藝術愛好者,當紅藝術家的名字容或誦誦上口,但三、四十年前藝壇前輩的創舉卻不復憶記。記憶蒼白並非在於我們無心考究,而是資料散佚、前人經驗無法代代相承而加以累積與轉化。不少業界同寅謙稱自己的努力有待拋磚引玉,遺憾的是,磚頭滿街滿地一大堆,美玉尚未見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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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香港藝術研究及書寫的闕失,鄧凝姿策劃的「讀藝者」於2016年籌辦了一連串藝術講座,近日更與張煒森輯成《讀藝者之 藝術.香港(一)》,將講者的研究整理結集。從創作實踐到藝術教育、從創意評估到社群參與,這些文章有助釐清、討論以至發掘不同面向的討論。顯見,藝術與人的互動並非一刻半响的感官經驗,而是經年累月的思考,使得有關論述累積成某種文化範式。以下試圖就幾位講者的討論拋出一些問題就教於各方,冀望有助推動本地藝術的討論,累積業界實踐所得的知識。

藝術創作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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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專業領域,藝術家涉獵甚廣,其創作方式亦不一定拘限於特定的技術或媒介,但他們擅於從紛紜萬象捕捉某一觸覺感知的印象、又或智性討論的聯繫,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詮釋所見所知所感。藝術家為何創作﹖其創作又如何回應自我的探索、回應其與時代息息相關的課題﹖

何兆基的文章延展其創作—《聖光》系列所觸及的課題,思考他對於身體如何感知萬物進而認識世界,其自身的經驗又如何與身外物感知互通。他的思考以身體感知為立足點,強調了我們對外界冷暖潤燥、明暗精粗的感知通通來自我們的身體。沒有身體,我們根本無從發現世界,也無從體察自身存活的狀態。可是,我們早已習慣自己的身體,更少有考究自己如何辨識眼耳鼻舌身的感受。我們難以描述身心平靜的舒泰,更遑論細訴騷悶的困鬱。藝術家將其思考歸納成文字,正邀請我們回望自身與外物的互動,細想如何將所見所感轉化成一清二楚的語言。

同樣旨在回顧創作實踐的思考理路,黎肖嫻借助哲學與批判理論的討論,檢視新媒體製作技術、影像語言以至展演形式,反思藝術如何介入當代社會。她的創作不僅以感官經驗的開拓知識領域,更有意從藝術體制的資源再分配著手,創造開放自主的實驗平台,發掘改變社會體制的動力。她視藝術創作視為創造新思維新規章的實驗,打破了我們對於藝術家一意表現自我、爭取業界認可的成見,也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藝術能否脫離商業利益、政治取態與體制資源的考量。我們得以進一步思考﹕藝術創作如何以其豐富的聯想力閱讀社會﹖如何探究一切規範與慣例所設定的理所當然的邏輯﹖又如何介入其中,重新想像理想世界的運作方式﹖

藝術可教乎﹖

從藝術發展的角度看來,藝術創作本是針對某一論述而生的內部脈絡,聯繫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業界討論。縱觀古今,藝術品以其所創造的感官經驗與觀眾一起探討各項當代社會文化的議題。藝術教育如何邀發學生的創造力,以思考或行動與社會架起有意義的連結﹖

梁海勇的文章〈測量創意的可能性〉,旁徵博引檢視各家各派對於「創意」的定義,進而考察設計教育如何釐定創造力的準則、如何客觀評估學生的創意成果。每個人的成長自有不同軌跡,創意專才的養成與其成長環境、教育經歷以至個人才性及際遇息息相關。教育以特定標準化的框架作估量,會否將「創意」規限於某幾項表現而有所偏頗﹖教育又能否只為單一功能—即創意發揮而作出精密計算﹖歸根究底,我們對於「創意」是否只看重標新立異、情理之中而又意料之外、無中生有等面向﹖當我們對於「創意」的想像聚焦於日新月異,卻難免漠視創意也講求知識的累識、對社會現象深刻的觀察、以及欲求不滿的好奇心。或許我們必須再三追問﹕教學如何點燃「創意」迸發﹖如何鼓勵不同才性的學生發掘自我、發現世界、發想未知﹖

 藝術如何教﹖如何學﹖溫麗娜的藝術史考察就以趙少昂所撰《實用繪畫學》為例,說明其教程的創制因由、教學方式及其流播。《實用繪畫學》大抵承襲畫譜、課徒稿之類的傳統繪畫教材,由簡入繁逐步講解用筆技法及作畫過程。其不同之處在於,趙氏採納古今草本花卉的文獻以及古典詩詞,將現代植物學知識與文人詩畫的聯想接合,指導學生觀察自然、師法自師,從而達致描畫形神兼備。就藝術教育發展史而言,早於1918年,徐悲鴻曾發表〈中國畫改良之方法〉一文,直指國畫衰微在於守舊而失其學術獨立之地位,勸勉「學畫者宜摒棄抄襲古人之惡習」。是以不少國畫家如高劍父、黃賓虹、于非闇等也提倡寫生以投入觀察、投入世界,從而建立藝術家的風格。即使寫生早已納入國畫創作的一部份,但1950年代香港國畫界依然對寫生有所質疑。趙少昂編訂的教材如何回應現代國畫教學的需求﹖國畫教學如何面對現代社會、回應時代的「神采」﹖教材的革新又如何拓展國畫的技法表現與主題內容﹖

藝術如何介入社會﹖

早於2005年,政府已倡議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務求令香港轉型成為區內的創意之都。一旦藝術與產業與金錢掛勾,藝術會否變成了策劃者累積文化資本的工具、粉飾太平的幌子﹖當藝術日益受人注目,香港卻困於城巿發展與文化保育、國族與本土等爭論而進退失據,難以對應不同的語境找到自己的位置。世道多艱,藝術又可以做什麼﹖

廖雅瑩的研究以黃國材及白雙全的創作模式為例,探討二人如何將個人參與政治運動的經驗轉化成藝術,繼而剖析其作品又如何擴展有關公民社會的討論。顯然,藝術無從自外於政治,更難以逃離社會情勢。創作人或多或少也牽扯入政治的羅網,因應意識形態、政策措施、權力結構而以其獨特的方式回應、揭示、議論甚或顛覆當前的景況。為何藝術家選擇以創作旗幟鮮明的宣示政治理念﹖為什麼有些藝術家卻寧願從情緒感知入手,演譯個人對政治的感覺經驗﹖這些作品有什麼實際功用﹖論者認為單純將政治與藝術混為一談,期望作品產生什麼實際功用,未免將藝術限定於某一框架,扼殺創作無窮的可能。藝術與當代對話的意義在於以身體感知與知性思考真切的認識世界,誘發新的想像、新的疑問、新的思考。面對時局,香港藝術如何累積人對抗體制的經驗,從種種論爭找回屬於這座城市的多元聲音﹖創作人、評論人與研究者又擔當著何種責任﹖

籠罩於政治低氣壓的暴烈氣流之中,人人目睹體制日漸崩壞,卻無力扭轉局面。不少藝術家轉向以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作為創作實踐,轉而投入社區與街坊攜手以種種藝術形式,發掘日常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儲存改變社會的能量。王基信的文章借鑑於杜威(John Dewey) 的實用主義美學,指出藝術乃是人類面對生活各式各樣的衝擊而引發的回應。這是對個體生命、對社會以至歷史文化智性的思考又或感性的迴響。而社會參與實踐所孕育的美感經驗正是意義與價值重塑的過程,促使藝術家與街坊一同以想像力審視習以為常的生活,並且與不同社群、與身處的地方重新連結。當我們對社區藝術的理解回到美感經驗的過程,社區藝術的焦點就不單單是如何邀請街坊一起畫壁畫、唱歌跳舞,而是如何啟動社區本來的文化社會資源,與大家一起想像社區需要什麼。換言之,我們必須反思﹕美感經驗如何如何拓展藝術家與街坊對於社會、對於未來的想像﹖這些想像又如何創造新的政治思考﹖如何將參與者、旁觀者轉化為當代社會的公民﹖

磚頭與壁玉之間…

或許在當下,香港藝術的發展脈絡,以至藝術之於香港意味著什麼等問題尤為迫切。為此,我們必須面對前人的探索與實驗 — 究竟他們做了什麼﹖什麼促成磚頭到壁玉的昇華,拓展我們對藝術、對社會的新想像﹖

大抵從磚頭到美玉的昇華有賴於研究與書寫,以圖梳理當代藝術的變與不變、確立何謂「好」、「壞」的藝術準則,並且思考藝術如何為時代發言。從更寬廣的歷史脈絡理解藝術,研究人員的工作在於發掘藝術創作與業界體制的發展以當代社會文化的關係,並透過研討會、出版刊物與觀眾分享其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確立藝術界的新範式,推動業界不斷創新,又促使業內人士反思其美學及智性考量,維持專業自覺。藝術的研究與書寫可視為「意念發動機」鼓勵更多人討論、重新確認,甚至挑戰有關藝術的論述。

《讀藝者之藝術.香港(一)》如何在公眾、文化團體和體制之間產生有意義的論述﹖這端視乎我們是否願意參與其中,投入長期的省思與實驗。我們如何看待香港藝術﹖又如何豐富其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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