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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19》「藝術、性別,以及再現的包袱」分享會摘要

2020/10/8 — 11:17

局部,雕刻木件、3D打印木材、金屬、塑膠,尺寸不定,「謝淑妮:與事者,香港在威尼斯」展覽現場,2019年

(圖片由M+及藝術家提供,攝影:Ela Bialkowska,OKNOstudio)

局部,雕刻木件、3D打印木材、金屬、塑膠,尺寸不定,「謝淑妮:與事者,香港在威尼斯」展覽現場,2019年

(圖片由M+及藝術家提供,攝影:Ela Bialkowska,OKNOstudio)

【文:阿三】

謝淑妮(Shirley Tse)參展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策展人為李綺敏(Christina Li)。性別被放大,全女班參展的報道及再現此起彼落。本年《年鑑》有一篇由鍾宛芝(Christina Chung)撰寫的專題文章,以此展覽為開端,討論重議性別觀念的重要。今早在網絡則舉行了「藝術、性別,及再現的包袱」分享會。(鍾宛芝詳細觀點,請看本年《年鑑》「專題論述」。http://hkvisualartsyearbook.org/lib/img/cuhkvayb/pdf/application_20200915_xZGcZ.pdf

就鍾之文章,譯者兼回應嘉賓梁寶山提出幾個值得深思的例子。鮑藹倫(Ellen Pau)當年代表香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其實都是兩個第一次–––香港以「城市」為單位參展,Ellen是一名女性。另一方面,梁志和與黃志恆常以藝術組合創作及參展,他們亦曾於香港館展出,香港媒體及官方報道卻往往只聚焦梁志和,黃志恆彷彿缺席。《年鑑》編輯Joanna補充,外國媒體的報道,則沒有這種忽視,二人均在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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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女性一站上某些重要位置,其性別身份就自動地被推到最前?於六、七十年代社會情境,女性的確需要把自己的性別身份推前,以爭取平等權利,如同工同酬。梁寶山就此舉例,七十年代招聘藝術館要職廣告中,註明女性獲聘的話將得同等待遇。然而,八、九十年代之後,這種策略開始被懷疑;反問,為甚麼男性藝術家的性別身份不用被強調?女性藝術家,已不再想被強調自己女性一面,渴求其他人把焦點平常心地回到其藝術成就。

很弔詭的是,攝影師Xyza Cruz Bacani過去的作品鮮受關注,當亦為外傭的她一以「海外女傭」為創作題目時,則吸引各方關注。梁寶山進而提出,縱然女性至今仍面對不少偏見甚或歧視,但我們關注的地方,不該再是強調自己的悽慘與辛酸,而是離開「自我傷害」(self-victimization)的困局,尋找框架以外的可能。她舉出C&G的藝術夫妻組合Clara與阿Gum,女男家庭與事業分工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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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林嵐以其親身經驗回應主題。她是雕塑家,以前多用木為材料,近年發展出布與針黹創作計劃。她提出,為甚麼布與針黹就等同是女人的事?為甚麼談論其創作時,老是把性別身份與物料拉上關係?鍾宛芝十分同意其說法,性別(Gender)不能單獨觀看,它與階級(Class)及族裔(Ethnicity)有千絲萬縷關係;梁寶山則形容三者為「煎釀三寶」,要一起「品嚐」才知道真正味道。換句話說,當性別配上不同的階級或族裔情境,整個解讀可會截然不同。針黹事工是在上流社會才被歸類為女性的份內事,於一般勞工階層,男女均參與裁縫或針黹工業,我們不能把一小撮的現象放大成普世通行的想像。

女性需要新的出路,不再囿於過去的思維與框架。不論女男,我們均需要檢視自己的性別觀點,提醒自己不要重覆犯錯。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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