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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來到要準備!香港劇場新本土想像

2019/12/11 — 18:09

【文:簡戍凝】

香港本土意識,一直是文學、電影和劇場界關注的題目。過去六個月以來的社會運動,無論是以反送中、抗暴、逆權或者光復等名義,已經引發多方面思考和想像。我們不只對香港人這身分有新的發現,還對這個城市的國際地位有新的認識。香港本土早已超越舊時獅子山精神、茶餐廳式中西融合等老掉牙的論述。

早陣子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邀請了劇評人陳國慧、編劇黃國鉅和甄拔濤三位近年甚為活躍的劇場工作者,對談香港劇場與本土意識如何產生「We Connect」,討論劇場創作人在苦難、扎根、移民、講粵語等香港生活經驗尋找靈感,發見香港人共同的本土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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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苦難連結的共同體

曾經在七月一日闖進立法會大樓的抗爭者梁繼平早前說過,今天的香港人就是一個想像他人痛苦的共同體,而「他人」就是已經在抗爭路上受難的人。黃國鉅形容那種苦難是香港人從來無法想像的經驗,即使歷史上曾經有為這個城市殉難的人,大概就是中環和平紀念碑上記載的烈士,他們打的仗已在遙遠的過去。如今我們親眼看到的抗爭青年,很多都是我們社區的鄰居,為着政治理想受牢獄之災、身心受創,這些悲憤比過往香港所有民主運動帶來更深刻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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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拔濤說這種苦難聯繫的不只是曾經有香港生活經驗的人,看着香港新聞直播的外國人也感同身受。十月中適逢北歐藝術節,一些外國劇場工作者之前早有關注香港的報道,一來港下榻更目睹這個大都會竟面臨如斯落後的政治暴力。他們對香港苦難有深切體會,因為香港都市建築和精神面貌就是如此類近發達國家,Stand with Hong Kong,就自然不過了。

1985年的本土劇作——《我係香港人》

過去三十多年來,關乎香港政治前途的年份和日期成為符碼,一直塑造香港人的身分意識,2019年的831、721、612、2014年的928、甚至0371、1997等數字,皆道出一段段不能磨滅的歷史。陳國慧引述《破浪的舞台——香港劇本十年集:八十年代》一書收錄的一部名為《我係香港人》的劇作,由杜國威、蔡錫昌合編,在1985年由中英劇團製作,以香港人的角度發掘當時香港人關注的重要議題,嘗試帶出本土氣象,突破當時英國籍劇團藝術總監高本納 (Bernard Goss) 的視野。

《我係香港人》是首個直接回應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舞台製作,相比傳統話劇,這個製作的編作成分頗具實驗性和創意,由十五個片段組成,劇情包括香港早期歷史、軍官上岸、漁港建立等等,而全劇最後以這一組台詞作結:「我們對香港負上一份責任/一份歸屬感/來,我們走/去哪裡?/登記做選民。」這個結尾真的可圈可點,竟然是鼓勵入場觀眾積極參與當年的區議會選舉!

根着與流動:兩種本土

1985年的香港人雖有焦慮,距離「九七大限」仍有十餘年。《我係香港人》一劇呈現的就是「前途仍在我手」的一種積極,對留在香港共同參與建設未來的想像。六四事件後的過渡期對不少香港人來説就難言樂觀了,香港人似乎要到海外飄泊,把自己的根和苗轉移到陌生的土壤上種植。陳炳釗在1997年創作了《飛吧!臨流鳥,飛吧!》,劇情以考古形式推進,講述一個虛構歷史,描寫「臨流鳥」這種「傳說」中的雀鳥的無根狀態,隱喻香港人的身分與政治。1984到1997之間,整個社會氣氛催生了「根着」與「流動」兩條前路。

學者兼詩人陳智德博士在他的著述《根著我城:戰後至二千年代的香港文學》中提出,香港文學發展史可以被看成「根着」與「流動」之間的辯證:非本土的人才如何來到香港就地取材繼續創作;而本土出生的作者如何依靠香港大都會的格局建立對世界的想像。南來文人來港避秦(?),離開故土,卜居港九各地,同時卻有新一代在本地公共屋邨成長。最終香港本土的形成可謂複雜,但總是涉及移民或留下的決定,在擁抱西方還是追尋傳統之間抉擇。

流動的輕,沉重的根

黃國鉅是天邊外劇場《盧亭》系列五套製作的編劇,透過半人半魚的盧亭神話,想像香港人隨波逐流,與殖民者打交道,宣告大魚山獨立失敗,然後重歸大海流徙。劇本以自然史角度描寫盧亭這個角色,因為盧亭先祖自稱在六千年前、甚至三萬年前已經在香港居住,遠遠早於秦漢帝國之前。她代表的本土雖然超越了人類政治和語言的本土涵義,卻要被迫背上國族、中華、說粵語等身分認同,所以盧亭選擇回歸大自然,離開人類文明既有的框架,她的本土變成大自然的「海灘、螃蟹和星星」。這樣的敘事摒棄了以漢族為本位、以漢語紀事的歷史。

而甄拔濤今年初劇作《柏林的金魚》的男主角,則沒有在某地扎根的執着,這是一個香港人往柏林發展的故事,一個香港仔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自己的才華,把情感寄托在另一個城市裡。他認為自己對城市身分的發現多於國族身分,倫敦多於英國,柏林多於德國。事實上,很多香港人總會因工作旅居不同城市,可能都沒想過在哪一處扎根,心目中的「屋企」總是隨着人而流徙。當他們遷居到別國城市後,也不會因此放棄香港這個城籍和文化身分。

近月參與抗爭的青年人絕少以上一代常用的「根」來形容自己居住在香港的狀況,大多只會說「屋企」,落地生根似乎是農業社會的概念,這種比喻影響傳統華人比較深遠。香港的新本土,就是視香港為「屋企」,擁有香港「城籍」的人可以自由連結海外,遊走世界各地,與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同氣連枝。當沒有地域限制的時候,某些很「香港」的專長也能在世界各地發揮出來,諸如靈活性、創意、活力、生命力、工作效率、甚至港式愛情觀。

粵語的音樂性與獨特性是一種探索路向

也斯1978年在美國留學時寫了《樂海崖的月亮》一詩,詩中有云:「我可以把香港的月亮/翻譯成樂海崖的月亮嗎?/我可以把唐詩的意象翻成異國語言/而不需細分時態和人稱/不必用上解釋性的語法嗎?」這首詩訴說的鬱悶,也許反映香港文化人向外地推介本地創作的苦況。若果往後堅持創作要更本土,是否會局限香港創作人與國際觀眾或讀者溝通呢?

陳國慧說起她閱讀挪威劇作家 Jon Fosse 的經驗。最近奧斯陸國家劇院的劇場構作海格‧托瑞森(Hege Randi Tørressen)訪港時坦言挪威語劇本的音樂感和孤寂感是無法翻譯的,但當香港觀眾進入英譯劇本的氣氛時,聽不懂挪威語對欣賞劇作其實影響不大。另一方面,陳國慧憶述以前香港劇團會擔憂在大陸演出時要轉用普通話,後來才發現粵語的音樂性是大陸觀眾樂於看到的,捍衛粵語本身已經是一種姿態了。

《盧亭》曾經在蘇格蘭愛丁堡藝穗節演出,黄國鉅憶述,當時版本是盧亭說粵語,北方移民角色說普通話,說書人用英語。雖然外國觀眾不熟悉香港歷史,卻很快明白原住民受壓迫這個題材。無論多麼本土的故事,當中總有一些元素可能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可以引發人類共通的認知。

黃國鉅近年出席多屆柏林戲劇節,發覺參展作品中的台詞比以前少了,舞台設計卻豐富了,因此想到香港創作人可以嘗試日常對話以外的形式表現粵語,譬如唱、唸詩、和聲之類,活用中文的現場節奏感、韻律和音樂感,除了加強粵語的鏗鏘,更要思考這種語言的本質是什麼,使欣賞粵語的獨特性成為觀看香港劇場的審美經驗,正如看德國劇場就要看德文演出,布萊希特的對白要用德語聽,才感受內裡的冷酷、批判、思考和距離。編劇要關注的不只是文字的邏輯,也要實驗使聆聽者覺得悅耳的表達方式。

擴闊香港本土題材的想像

「國家不幸詩家幸,語到滄桑句便工。」甄拔濤引用趙翼的詩,認為社會動盪不安的確為當代創作人提供很多素材。他認為一個來自香港的創作或多或少會盛載關於香港的東西,潛意識會出賣創作人的香港人身分,譬如他在編寫《核爆後的快樂生活》時參考很多烏克蘭和日本福島核災資料,但心裡想的卻是核災一旦發生在大亞灣時香港人的境況。今年十月在韓國演出時,來自日本的觀眾回響最大,其實他們除了不懂粵語之外,更未必完全看得懂英語字幕,但他們對題材的熟悉已經超越了對白語言的局限了。

現時他正編寫《未來簡史》續集,暫名為《後人類狀況》,故事關於一個窮人受僱為遙距士兵,負責安坐家中控制無人機殺敵於戰場,後來富起來,娶了一個香港女朋友,生出來的小孩沒有屁股,女友於是怪責他作惡太多,「生仔冇屎忽」。「冇屎忽」就是作孽的結果,外國人經解釋後一明白這個意象就哈哈大笑,其實也不難理解粵語直譯的那種幽默。

最近幾個月劇界面對的問題就是觀眾沒有心情購票入場,因為外面發生的事比劇場更激盪人心。陳國慧指出,八月初在香港太空館外那一場戶外鐳射「展演」裡,有人做皮影戲、唱歌、播放音樂,那種即興與多元確實對創作者啟發良多。黃國鉅認為此時劇場要創造空間思考問題,尤其是那些在劇場以外沒時間解答的問題,比如何謂公義、何謂真相。創作人也不妨把話說白一點,嘗試記錄新聞工作者、醫護人員、律師、教師的處境,再翻閱歷史,譬如韓國民主化進程、受難者和加害者的角力與和解,比較與對照,尋找創作進路。

黃國鉅始終覺得,相比看電視和電影,觀摩當地劇場是了解一個地區本土性的最佳方法。劇場是 Live 的,生活在當地的人有何關心、煩惱、思考,都會在劇院裡呈現。只要以香港為「屋企」的創作人把這個城市的人當下最關心的事都放在劇場裡,其實已經可以是很本土的創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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