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立場

笑聲笑聲滿載溫馨。電影也好，舞台劇也好，我一向很怕以家庭為主題的作品，先入為主地認為家庭劇十居其九就是「F.A.M.I.L.Y =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或者「你媽咪其實好關心你」的洗腦式教育。劇作《4000里》——講述21歲的孫仔Leo，踏上單車橫越美洲，同行友人途中意外去世，故事由Leo完成四千里旅途後探訪獨居婆婆Vera的一夜展開——唯一場景是主角的祖屋，八成情節就是婆孫二人在家中對話。看似就是打正旗號的家庭劇。「但這個劇作不是『《雷雨》式』倫理大悲劇，也沒有對住個天大叫『So What』的呼天搶地。」劇本劈頭第一句，就是兩婆孫為了更換門牌而爭拗，緊接一連串「你食咗飯未」、「我唔餓」、「咁食生果」的搶白頂撞，窒頭窒勢。「這就是生活，這就是關係。」王耀祖，也就是劇中的Leo如此說。“Theatre as a mirror of society”《4000里》是美國劇作家Amy Herzog 2011年寫成的作品，拿下奧比獎最佳美國新劇作、亦曾獲提名普納茲獎。劇場工作室和 Love Production 今年將劇本翻譯成廣東話，帶到香港上演。編劇Amy Herzog曾在訪問透露，劇中人物是基於她家庭成員創作的——Herzog的祖母在劇本寫成時已95歲，跟劇中的Vera一樣老而彌堅，有棱有角，到老年仍是中堅左翼份子；而Leo的原型，則是源於她一名表親因意外痛失友人的經歷。王耀祖早在七年前已讀過《4000里》的劇本，一直念念不忘劇中角色寫得全面而完整。「我很怕那種英雄式電影，在大家祟拜超級英雄的同時，卻沒有提及蜘蛛俠救人的時候破壞了多少建築物。但這就是現實，現實就是這兩婆孫，他們有開心的時刻，也有suffer的時刻；有寂寞的時候，也有傲慢的時候。這對我來說是劇本最精彩的地方，很生活，很being。」「不論你是哪種人，相信也能在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飾演婆婆Vera的廖淑芬同樣認為，雖然劇本以美國為背景，但香港觀眾同樣會找到共鳴。「因為劇本正正是將無數個青少年、無數個婆婆濃縮在這兩個角色之中。」4000里的嗌交距離「劇中兩婆孫的矛盾，就好像香港人每天討論的政見之爭——家庭破裂，屈住唔講缺乏溝通的情況，其實都反映在劇中。」一個自說自話堅持孫仔弄壞門鎖，一個忍住唔講卻訴諸鬧情緒，看似永遠解決不了的困局。廖淑芬不一樣，跟劇場前輩合作，沒有人敢跟長輩說話，她大癲大廢，對着長輩一句「德仔過嚟」，她成為了年輕人與長輩之間的橋樑，心態就是不要將長輩標籤成長輩。「21歲的他是個初出茅廬的青少年；91歲的她走到生命盡頭，但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一樣，就是寂寞。寂寞從來沒有年齡的限制，在不同的年紀也會面對分離——無論是生離死別，結婚，移民。」「兩個寂寞的人在不知不覺間互相填補內心空洞，有時我們只需要願意聆聽，對話可以很美麗。」回到現實生活，很多年輕人越來越難覺得跟長者溝通，但王耀祖同樣說自己是例外，最重要的，是視長輩為朋友。「我是一個會表達愛的人，華人社會習慣收收埋埋，但我會給家人擁抱，親親媽媽的臉頰。一個真心的擁抱，是很寶貴和重要的。」王耀祖會跟爸爸一起賭馬，又經常抱抱媽媽——張開雙臂踏前一步，才發現鴻溝並不存在。對於Vera和Leo來說，一次兩婆孫一起抽大麻，在CBD的影響下卸下心防展開對話，才發現爭執困惑，在一呼一吸之間，可以變成坦承諒解。Puff, puff, pass「這也是我選擇做劇場的原因——我的演出就是跟觀眾的擁抱，是一個無私的分享。」王耀祖選擇將這個劇本帶給香港人，基於一點「暖」。「第一次排練後，我問同事的意見，他說，『覺得好暖』。我們每天經歷着『畀雷劈』的感覺，面對着疫情抑或不公義也好，這點心中的『暖』是很重要的。」「笑下啦！」廖淑芬是個隔幾秒就放聲大笑的人，因為笑要做人，喊也要做人，不如跟大家一起笑。「在戲劇流派中有一種『荒誕派戲劇』，以前我教戲劇的時候會作為教材，但現在沒有了。因為我們的現實生活已經太荒謬，比荒誕劇更荒誕。笑下啦！我們經常說，theatre is a mirror of society，惹笑的對白和情節令你大笑，但大笑過後，你也許覺得感動，也許感覺悲傷。笑聲之中，就是我們的生活。」在西方抽大麻的文化中，有個「puff, puff, pass」的潛規則，意思是抽大麻的人圍在一起，輪流拿起支joint，每人抽兩口，就要傳給下一個人。進入劇場，我們同步呼吸着飄浮於劇場的空氣，就好像share一支joint，同吸同呼，將人與人連結起來。在這個吹捧符號、尋求口號宣洩的時代，單純地進入劇場經歷一個故事，感受呼吸，然後安回當下。 劇場工作室 x Love Production《4000里》日期及時間：5-7. 8. 2021 　8pm 7-8. 8. 2021 　3pm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票價：$280，$200門票現已公開發售  購票傳送門： http://www.urbtix.hk/internet/eventDetail/42032（本文為贊助內容）

（資料由客戶提供）【文︰Elaine】「大家可能會覺得，巴赫的音樂『神聖不可侵犯』，但經過這十多年研究他的作品，發現其個性是flexible的，也喜歡把自己的作品重新包裝成新作。」聲蜚合唱節總監、巴赫黑盒劇場 —《婚岔路》概念及聯合導演趙伯承（Patrick）指，這次演出亦有模仿上述巴赫（J.S. Bach）把舊作改成新作的做法，將聲蜚過往曾演出的《BWV82 我心滿足》與巴赫的「婚禮」清唱劇《BWV202 離開吧，悲傷的陰影》重構成新作，更把多首近期的本地流行曲重新編曲融入劇中，交織成以婚姻關係為主題的「合唱劇場」（choral theatre）新作。「巴赫的音樂和本地流行曲結合，其實也像婚姻！」Patrick稱，這次創作為他帶來驚喜，「我沒有刻意鋪排，但最後卻用上巴赫音樂中經常出現的Symmetric Form（對稱的形式）編排演出！」2016年，聲蜚上演首部「巴赫劇場」製作，也是聲蜚首部「合唱劇場」作品，同樣是演出《BWV82 我心滿足》，在《婚岔路》中又有何新嘗試？回到創作初心，繼續講……對於聲蜚合唱節音樂總監、《婚岔路》音樂總監及指揮林浩恩（Dominic）而言，這次巴赫清唱劇「邂逅」本地流行曲的新嘗試，令他既緊張又期待。「大家都要離開『舒適圈』演出，感激樂師和歌者抱持開放心態，願意一起嘗試！雖然我們會聽流行曲，但演繹流行曲與古典音樂，心態上和怎樣去感覺音樂上都有所不同。而且我們還要把古典和流行音樂與劇場結合，怎樣去演繹和運用這些歌？的確需要好好消化！」Dominic又坦言，「今次演出的特色在於我們有兩個清唱劇，把兩者融為一體之餘，甚至將一個清唱劇穿插於另一個清唱劇中呈現，在音樂編排上，或許是頗具爭議的做法，卻是我們希望做的新嘗試。」Dominic續指，「聲蜚以往的『巴赫劇場』演出多用上仿古樂器演奏，今次則選擇以現代樂器演繹這些幾百年前的音樂。同時，為配合劇情，更用上有趣的配器法，演繹劇中流行曲！在人聲方面，我們亦打破清唱劇原有的聲部規限，按劇情重新分配獨唱部分，甚至改以一人一句的對話形式，帶出婚姻主題。」嶄新形式演繹清唱劇 5位獨唱眼中的《婚岔路》是次演出由5位獨唱飾演劇中人物，究竟他們會如何形容自己的角色？對於《婚岔路》的新嘗試又有何看法？「Flora是開心、幸福和被照顧的新娘，但我會思考，她看見父母不開心，會有怎樣的想法？這次演出特別之處，是用上『古老』的清唱劇文字和音樂，演繹和發掘一些情緒，例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嘗試在比較正統的音樂中，尋找與當代、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接近的元素、角度或情緒。」──── 曾麗婷 飾 女兒（Flora）「Phoebus是風趣幽默、爽朗好動、十分愛護伴侶的新郎。今次是我第一次放下傳統形式（拿譜站著唱）表演清唱劇，是個截然不同的演出體驗，感覺非常新鮮！製作團隊從全新視角，為觀眾呈現一個嶄新的清唱劇形式，這也是聲蜚合唱節一向的創作特色。希望自己在演出上能突破舊有框架，為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錢深銘 飾 未婚夫（Phoebus）「今次要分飾3個角色，我會自稱為『任何人』；他們的共通點是喜歡關心別人，助人解開心結。在音樂處理上，部分段落由2人演唱改為3人演唱，即使我們在唱相同的歌詞，卻因角色的不同，而用上不同的方式演繹相同歌詞，以交代劇中故事。」──── 陳皓琬 飾 場地管理人 / 音樂家 / 婚姻監禮人「我飾演母親，結婚多年，婚姻中累積的問題一直沒解決。直至與丈夫籌備和參與女兒婚禮，看到女兒和未來女婿互動，勾起彼此的相處回憶，再反思和面對這段關係。今次在音樂和形體上都有新挑戰，更要拿捏角色在30年的婚姻中的轉變，需要好好學習和準備！」──── 羅芷盈 飾 母親「我飾演父親，從女兒和未婚夫的互動，想起過去的自己。現實生活中，我已婚一段日子，代入角色不太困難。我認為這個演出最精妙之處，是以清唱劇歌詞作為劇中角色的對白，當中一首清唱劇更是聖樂！加上故事設定於現代，以婚宴的狀態呈現，歌詞內容亦可語帶相關，合理地帶出深度，剖析角色在婚姻的掙扎和心路歷程，是一種很特別的處理手法，對我來說十分新穎！」──── 胡永正 飾 父親巴赫黑盒劇場 －《婚岔路》3.7.2021 (六) 3pm︱8pm 4.7.2021 (日) 3pm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200 (不設劃位)購票 / 詳情演出及夥伴名單︰

一年前的七月一日，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當日被指開着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電單車撞向警方防線的唐英傑，被還押一年後，成為第一宗涉及港區國安法開審的案件。唐被控告三項罪行，包括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等。一年來，大家都疑惑，究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這天下午，香港的高等法院開展了相關討論，先由代表控方的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作供。審訊以英語進行，律師及法官均以英語交談，唯劉智鵬以廣東話作供，由法庭翻譯來回傳譯。這天擔任翻譯崗位的是一位中年男士，頭髮稀疏，圓臉，戴着黑色框眼鏡，穿着質料較軟的深黑色黑裝。劉智鵬作供時坐下，翻譯全程站立於劉身旁。翻譯員說話抑揚頓挫，部份句子尾音拉高。談到「光時」口號原創人梁天琦的主張，劉智鵬引述梁五年前的立法會補選參選單張，內裡提及「港人的自治和獨立身份在 97 後被港共政權摧毀」。翻譯先生說到兩個英文字 autonomy 和 independently，那個 “me” 及 “lee” 的尾音都拉得特別高音。法庭審訊，經常涉及刑事案件，或民事追討，但談及國家身份認同，又涉及到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的學術概念，在法庭較少出現。一些涉及歷史或社科範疇的英語詞彙和其讀音，都似乎難倒了翻譯先生。控方專家證人的劉智鵬，頭髮微曲，結上藍色花紋領呔，穿深灰色西裝，腳踏尖頭皮鞋，他以廣東話解釋：「在歷史的語境中，『光復』某種嘢呢，表示從正統政權的角度出發。」「正統政權」如何翻譯呢？翻譯先生延誤了好一會兒，差不多要吐出一個 P 字頭的英語，說出口不到一半，劉智鵬就提示應為 “legitimate”，這個詞彙在社科領域常出現，有「獲授權」「合法性」的意思。談到梁天琦的政見，劉智鵬指他理解梁認為香港住民是原生族群。翻譯先生懂得用「原住民」的英語 “indigenous”，但把此字讀為 individual 的頭段發音，後段拉高了尾音，變成 indi-genius。翻譯先生讀了幾次，最後審此案的三名法官的唯一男法官陳嘉信出口糾正，讀音應為 inD-genous，d 的發音應為「啲」，重音放在前段。劉智鵬亦提到，他認為中國歷史中，自三國時代到現代中國，「光復」一詞意思沒有變，有恢復落入敵人或異族領土的意思。「香港咁嘅情況底下，等同於畀敵人或外族佔據了。因此光復香港提出時，香港政府是敵人控制的政府，或者不是我地國家底下的政權政府。」翻譯先生先把「異族、外族」譯為「barbarians」，在座的記者面面相覷，因為 babarian 有「荒蠻」意思。不久，翻譯先生自我修正，說他想了想，「異族、外族」應為 “foreign ethnic group”。一個人是否有罪，是否要被長期關柙的命運，涉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的意思上。字眼使用變得很講究，審訊時，法官表示也有聽不清楚的時候。疫情之下，口罩與防飛沫隔板，把文字都化成了不清晰的發音。劉智鵬提到「光復」有英語之中 Restore、Recover、Revive 的意思。又指漢語的歷史角度，基本上是關於恢復拿回失去的國土、政權、城市。翻譯到「政權」一字，翻譯先生說了 “Regime”。忽然，三名原來在席上平排而坐的法官，忽然同時把其坐着的有輪辦公室座椅向後推，三個戴了假髮的頭黏在一起，低聲討論了十數秒，然後又忽然，三個假髮又彈開回到隔開一米的席上平排着。陳嘉信法官說，他聽不清楚，究竟是不是有提及 “Redeem” 一詞？原來他把 “Regime” 聽為 “Redeem”, 在席的另一名法官也附和，表示自己也聽到 “Redeem”。翻譯先生說不好意思，認為是自己戴的口罩有點厚，說會試找一個較薄的口罩來戴。另一次，杜麗冰、彭寶琴及陳嘉信三位法官，一起聚頭商討另一點，則是陳法官感到有疑問。陳官問到，劉智鵬提及「光復」時有兩個解釋，一，代表政府落入敵人控制；二，代表「不是我們國家底下政權的政府」。主控追問，不是我們國家，那個我們國家是甚麼？劉智鵬答：「即係中國」；落入敵人手上的國家政府又指係咩呢？劉答：「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陳法官除下口罩，其粗黑的眉毛上下跳動着說：「我不太能跟隨討論，特別係第二部分。」然後三個法官的頭部又黏起來，討論了一會。陳法官問，究竟「光復」引伸到的兩個解釋，是兩類不同的概念，還是相同概念的兩種解釋？劉智鵬說，讓他詳細一點解釋：「光復某種嘢呢，表示正統政權角度去出發。光復香港這句話，提出的人，講說話的人擺咗係一個正統位置，然後去斷定佢面對政府係不正統、不合法嘅。因此係敵人或者外族控制的政府。」「而把香港放入去理解呢，就係當時就係畀敵人去控制咗這個政府。講嘢嘅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一個敵人政府。香港政府主權國中國人民共和國，講嘢嘅人認為係非法擁有香港這個城市。因此講嘢嘅人同時認為，香港這個地方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講嘢嘅人」在審訊後期，由一個抽象概念，變成一個實際存在的人。審訊後段，控方播出幾段梁天琦的錄影片段，那是 2016 年在沙田舉行的立法會新東補選造勢晚會。劉智鵬承認，「光時」原創者乃是現在關押於監獄，因為 2016 年旺角騷亂而被判暴動罪成坐牢六年的梁天琦。控方以梁天琦立法會的宣傳單張，及其立法會造勢晚會片段去「解釋」光時的意思。片段攝於五年前，在法庭上播放。忽然，原木裝修的法庭，時光倒流到 2016 年，年輕的梁天琦在站台，他的背景有八隻大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紫色的藝術設計字體，配上白色背景，梁天琦穿着寶藍色的 hoodie、卡奇色西褲，戴着圓型眼鏡發言。梁天琦提到，「當我地掌握了天下的時候，我哋就是做香港主人，冇人再可以打壓到我地……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 Malcolm X 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只要用你們手上一票，就可以推動香港變革，要去打敗極權政府，靠你手上一票。過去投票，你會覺得選舉只係選一條友入去（立法會）。今日你投票（給我），你選個痴線佬入去，沒錯，很多記者問我會唔會（在立法會）打人呀，我真係冇底線㗎，我痴線㗎。」現場觀眾拍掌、喝采。劉智鵬說，梁天琦的意思是，把選票等同「武器」，「進入立法會後，終極目的是要改變政權，掌握政權，而梁認為，政權係屬於佢所講『我哋嘅香港人』，某程度上用選票推翻政權為目的」。主控官再問劉智鵬，梁天琦有沒有鼓吹香港獨立的意思？劉智鵬回應：「可以咁講。」這天站在犯人欄的「港區國安法」第一被告唐英傑，還押至今已一年，犯人欄裡共有三名穿着綠色懲教署制服的職員押解着他。廿來歲的唐身型茁壯，穿着藍色西裝外套，黑色上衣，戴黑框眼鏡。他全程戴着耳機，聽着翻譯員的廣東話傳譯，時而低頭寫點甚麼。當播放到梁天琦的片段，唐聽得入神。這天下午，主控發問時段較多，劉智鵬也有承認，「革命」一詞的定義，不只是使用在政治上的，例如「工業革命」，「科學革命」便不一定和政治有關。但他認為，西方 Revolution 用字和漢字不同，「革命這個詞在中國有很長歷史，由商周時期到晚清年代，無乜變過，基上都係指推翻現政權及取而代之。」「而在中國應用上，『革命』一詞主要是政治上的，包括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劉說，字典解釋「革命」的政治含意排第一，「因此革命在漢字和漢語由古到今是不會被想到政治以外的課題。」劉智鵬代表控方擔任專家證人，下周一繼續作供；而辯方的專家證人有兩位，分別為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及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兩人今天亦有到法庭，獲安排坐在法庭律師團後的位置。兩人稍後會作供，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出其專業理解。 作者 Facebook

《蘋果日報》彌留之際，《明報》不去關心新聞自由，反而把《蘋果》結束看成是政治爭鬥的必然結果，盡顯所謂客觀中立的矯揉造作。《明報》社論一面說新聞處理各有不同，只要秉持專業原則，不該以言入罪，但另一方面又暗指《蘋果》已成政治工具，《蘋果》與特區政府之間的衝突，是互相較勁的政治鬥爭，只有成王敗寇，沒有道理可言。《明報》相信《蘋果》是政治工具，主要是抓住《蘋果》老闆黎智英曾經說過「為美國而戰」，加上黎智英積極參與民主運動，《蘋果》亦經常呼籲市民上街，便斷定該報已變成工具，「偏離新聞機構的行事規範」，投入政治鬥爭，因此弄致今日如斯田地，在《明報》看來，不外是咎由自取。《明報》的論調真是莫名其妙。先撇開斷章取義的問題，黎智英說了「為美國而戰」， 不等於《蘋果》「為美國而戰」；若是，《蘋果》究竟如何「為美國而戰」，總該有起碼的事實根據，否則何異於誣衊《蘋果》員工？不過，社論講明外界對案情，例如入罪證據涉及哪些文章，所知不多，不能武斷，否則只是政治表態。既然如此，又何以嚴於律人、寬以待己，當《蘋果》所犯何事仍未明朗，便急於指是政治工具，這又是否犯了自己所不齒的政治先行呢？《明報》標榜客觀中立，沒問題，倘若客觀代表忠於事實，中立代表不預設立場，都是新聞媒體尋求真相所必須的基本態度。但注意，《明報》的立場看來是嘗試置身度外多於追求真相，因為其社論提出，反修例風暴不外是政治大攤牌，只有勝負得失，沒有是非對錯，所以不論藍黃兩派的論述都捉錯用神。不錯，《明報》可以兩面都不站邊，但說反修例運動只有勝負沒有其他的結論，若非信口開河，又有何事實根據，令《明報》對反修例事件中政治較量以外的一切內容，尤其是各種深層次原因如何把反修例運動導向大規模、長期間的官民對抗局面，可以完全抹煞，也對這場運動的社會含意「濶佬懶理」。若不面對歷史事實，忽略其含意，不要說追尋真相，甚至是自己標榜的客觀中立，也是只說不做。再者，《明報》把錯綜複雜的反修例運動簡化為政治鬥爭，首先把黎智英定格為「為美國而戰」的政治賭徒，而黎是《蘋果》的老闆，便再不用舉證，想當然把其傳媒集團當作工具，誤導蒼生，因此《蘋果》被迫停運正是政治還擊的合理戰果。不過，《明報》社論給《蘋果》扣上政治帽子，卻說不出《蘋果》近年有何具體問題，甚至指出警方雖然指《蘋果》涉嫌刊登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但由於內容沒公開，也不知有何其他具體證據，所以不予置評。但筆鋒一轉，社論又說《蘋果》不時號召市民上街，實屬政治動員，有違傳統新聞機構的做法。其實有異於傳統做法絕非問題，外地也有公共新聞學，通過不同的報道方法，打破讀者袖手旁觀的惰性，鼓勵市民以行動追求理想改善生活，關鍵之處在於政治行動是合法的話，《蘋果》呼籲讀者參加，也就不成問題。社論少見多怪，把不成問題的看成問題，根本是浪費筆墨。至於《明報》引述黎智英「為美國而戰」一句，更是斷章取義。翻查資料，此句是黎智英 2019 年 7 月訪問美國期間接受訪問時的說話。原話是黎智英表示「美國官員理解，香港正在為美國而戰」，代表他對美方的認知而已。再者，黎智英此行是促請美國官員在貿易、金融方面給予香港更多優惠，切勿採取懲罰香港的行動，因為黎智英認為香港得到外界越多支持，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越少，就有更大力量去反抗。政府當然不同意，但未見對此有何行動，反而《明報》視之為十惡不赦。社論代表一份報章的靈魂，一份報章若是輕視真相、亂扣帽子、斷章取義，即使將客觀中立掛在咀邊，不見得可以把靈魂漂白。 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電影《幻愛》拍攝了屯門浪漫的愛情故事，屯門碼頭、輕鐵站成為情侶打卡勝地；元朗是否有牛？他們會否「騎牛返工」？不少市區人對「大西北」抱有各種迷思。曾獲青年文學獎的九十後作家王証恒以新界「大西北」屯元天的低下階層故事為藍本，寫下了《南歸貨車——新界西短篇故事集》一書。小說雖然虛構，卻記錄了眾人掙扎求存的故事：地盤工人、貨櫃碼頭工人、妓女、中港貨車司機等等，涉及職業種類闊，他們都在城市的夾縫之中生活，看不見前景，雖然想求變，但卻無法憑個人努力改變城市現狀，有一份無力感。工人空虛寂寞在王証恒筆下，每位主角都有著幸福的憧憬和追求，惟生活迫人，每一個人都有可憐的地方。＜沉默的淤傷＞中泥沙工人「他」日復日搬沙倒泥，工廠式的勞動單調乏味。「他」渴望有人能夠作伴，只好透過嫖妓慰藉寂寞的身驅，熱鬧的是他們，我沒麼也沒有。這城市眾多個體獨自承受眼前的痛苦，文章寫道：「他又再點起了煙，是八元一包的中南海。天空已經轉黑，城市恍如置身萬丈深淵。他坐在大廈中，獨自愁苦，像煙草般苦。」工人總是為了日薪糊口，但薪金微薄，他們神態疲憊。王証恒曾報讀短期燒焊課程，嘗試了解燒焊工人的生活，然後將觀察及經驗化成小說＜火的蛞蝓＞故事中的輝是他的導師，教導運焊技巧。他戴上皮帽，防止火花濺到，膠框黑玻璃保護眼睛免受傷。他拉動焊支，熔掉的金屬如同火的蛞蝓前行，工人輝一方面在維生，也談起營辦自家魚塘那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王証恒筆下的人物大多無法掌握命運，單憑個人能力，很難改變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躺平」、放棄一齊是否出路？也許這是其中一種對現實反抗的方式。傳媒為情所困王証恒曾在位於「大西北」的某家媒體任職周刊的時事評論組，對於香港面對的困境有不少獨特的見解，＜鼻敏感＞一文更將他自身經歷滲入小說當中，描繪男主角背妻與周刊女同事戀愛的故事，一邊訴說愛情，一邊呈現傳媒工作者的困境。記者為新聞故事投入心力，但公司的主編卻成了障礙，「主編是個古板的人，每當記者報告題目，她都會打斷，批評一番，再談自己當年採訪的經驗，漫無邊際。」公司欲投放資源在網絡新聞，令紙版的周刊不時傳出裁員消息，故事中的她形容：「我們就像從事古老的行業」，男主角回應：「時代的垃圾」。公司所在的商業大廈有保險公司、賣倫敦金、樓盤的示範單位，他們在傳媒這一行賺不了錢，兩人甚至會商討應否轉行做地產經紀。周刊一時轉網上版，一時加強招聘，編輯方針不停轉換，令他們惴惴不安，於是他們一同走到元朗的田野，逃避殘酷的現實，感受青草氣味，女同事的鼻敏感亦沒有發作。王証恒曾經接受訪問時提到，在周刊工作時雖然不時受高層制肘，但仍有空間探討香港的勞工、土地、房屋政策等議題。不過，他覺得寫作的人要認清歷史，2019年6月12日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王証恒也在當天遞辭職信離開周刊。＜鼻敏感＞寫道：「報章都畫花了，對摺，放在桌上。總在這些夜裡，那不安定的夏季的瑣憶又再次湧來，莫以名狀，無以催毀。」這情景是否似曾相識？故事的男主角最終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街上車來車往，空氣污濁，令他患上了鼻敏感。這是城市腐爛的氣息。（本文原刊於星島日報專欄《開卷樂》，此為加長版。）---香港電台文教組節目《開卷樂》由鄭政恆、黃怡、周嘉俊主持，逢週六晚上9時30分至10時，港台第二台播出。節目重溫 :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541

Here are the highlights from Day 5 of the trial:A history professor testified that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meant overthrowing the government and recovering the city from an enemy.The slogan’s creator Edward Leung called for regime change, the professor said.Defendant Tong Ying-kit’s motorcycle hit a second police shield before crashing.A protest slogan created years ago by jailed activist Edward Leung pain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n “enemy regime” and called on the public to overthrow Beijing’s rule of Hong Kong, a history expert said in court on Friday.Professor Lau Chi-pang was giving the High Court his take on the meaning of the Cantonese slogan commonly translated as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Those words were shown on a protest flag flown by defendant Tong Ying-kit when he allegedly drove his motorcycle into a group of policemen on July 1, 2020.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logan, the Cantonese term gwong fuk (光復), which was the equivalent of “liberate”, meant “recovering a regime or national territory that has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the enemy or a foreign ethnic group”, Lau said. He added that the second phrase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literal call for regime change.Tong, 24, is standing trial as the first person charged under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He has pleaded not guilty to terrorism, inciting secession and dangerous driving. A trio of designated national security judges is hearing the case without a jury.Slogan users think Hong Kong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professor says.Lau was testifying as an expert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He is a professor of Lingnan University’s history department, the university’s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and a member of its governing council.The slogan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consider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n enemy, he told the court.“By proposing gwong fuk heung gong (光復香港), the speaker is placed into a legitimate position, and makes a determin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they face is illegitimate and not legal; therefore [that government] must be an enemy or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ethnic group,” Lau said.Users of the slogan disavowed both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and saw Beijing as “unlawfully possessing the city”, he said. “The speaker believes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bel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 for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logan, Lau said the term “revolu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a political sense, which he said was the prevailing meaning of the term in Chinese. The expression meant overthrowing and changing a regime or social system, which would in turn lead to “a change of the times”, he said.Lau argued that the terms gwong fuk (光復) and gak ming (革命), translated as “liberate” and “revolution”, had retained the same mean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e former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latter was used as early as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My opinion is that the usage of gwong fuk (光復) from 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to modern China has not changed,” Lau said. He also noted that a proper translation of gwong fuk (光復) should encompass the meaning of restoring, recovering and reviving.Edward Leung campaign videos and leaflet are cited in court.The slogan was first used by local activist Edward Leung when he ran for the Hong Kong legislature in 2016. On Friday, the prosecution showed two video clips of Leung’s campaign speech, on the basis of which Lau concluded that Leung was advocating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t the time.“Leung's political manifesto was that Hong Kong’s regime was utterly unacceptable, and so w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hind the local regime,” Lau said in his testimony. “He called on voters to support him to change that situation.”The prosecution also cited an election campaign leaflet featuring the slogan. When challenged by the defence as to the document’s relevance, prosecutors said the slogan must be considered in context. In the flyer, Leung said Hong Kong had always been autonomous, such as in representing itself at international events like the Olympics, the court heard.By telling voters to resist the “red tide”, the leaflet sent a clear message of urging the public to “use force to challenge the current regime” and to achieve regime change through violence, Lau said. “This leaflet itself means that Hong Kong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and stay far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ommunists… Leung believed that Hong Kong was a political entity that can govern itself,” the professor added.Lau will continue his testimony when the trial resumes on Monday. The prosecution said it planned to show more videos of Leung.Tong’s motorcycle might have run into another police shield before crashing, the defence says.Earlier in the day, the prosecution called Constable Chu Kwun-keung, who was part of a police checkpoint in Wan Chai that eventually stopped Tong’s motorcycle. Chu said he arrested Tong and requested an ambulance after the defendant said he felt pain in his left leg. Chu added that he did not see any of his colleagues beating Tong with their batons.Tong was arrested for furious driving and inciting and abetting secession at around 3.40pm. Defence lawyer Clive Grossman SC suggested that Chu did so only because he knew the crash was an accident; otherwise the constable would have arrested the motorcyclist for attempted murder, he said. Chu disagreed that it was an accident but said he made the arrest based on appropriate grounds.Chu was also questioned on how he lost hold of a police shield during the collision. The officer said he was holding the round shield by the edge with his right hand while using his left to reach for other equipment. The motorcycle knocked the shield out of his grip when it went past him, Chu said.The constable turned down a suggestion of having thrown the shield at Tong, saying that his “natural reaction” was to stop the motorcyclist with his right hand. The shield was partly raised at the time, he added.Defence lawyers previously made a similar point regarding another shield-toting policeman at the checkpoint, saying that his shield had been deliberately thrown at Tong and had caused the collision. That earlier accusation was rejected by the testifying officer on Wednesday.Also on Friday, the court heard from the driver of a brown car that Tong’s motorcycle overtook moments before the crash. Lau Chi-fai said he was shocked when he saw the vehicle crash into police officers ahead of him. He said he could not estimate the motorcycle’s speed as “things happened very quickly”.By Holmes ChanDay 1: Hong Kong’s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uspect Tong Ying-kit goes on trialDay 2: Police fired pepper balls at Tong Ying-kit’s speeding motorbike, court hearsDay 3: Role of police arm shield in Tong Ying-kit crash under question in courtDay 4: “I had a feeling” Tong Ying-kit meant to flee after crashing, says injured policeman

【體路專訊】香港足總近月出現人事變動，先有新行政總裁譚秋朗上任，日前亦有機構管治總監連𨯚君履新。不過有傳足總內部「大地震」，有職員約滿日被通知即時離職。曾否認足總會「瘦身」的譚秋朗今日（2 日）否認足總內部有大變動，秘書處總幹事袁文川就承認部分同事前日約滿後繼續離職，亦有人至今未續約，坦言人事變動關乎內部架構有新想法，惟不認為內部士氣受影響。譚秋朗（體路資料庫圖片）足總本周初低調更改網頁上的管治機構頁面，更新機構管治總監一職的人選，同時並未發出任何新聞稿或通知指已聘任新人。新上任的連𨯚君畢業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曾擔任香港歌劇院前總經理，歌劇院網頁顯示她至今年 2 月仍然在任。不過她與行政總裁譚秋朗一樣未曾涉足足球界，被指欠缺足球管理經驗。譚秋朗上月初首次會見傳媒時表示，發現足總內部有多處可以改善的地方，會花半年時間整頓架構，但否認足總會有「瘦身」行動。言猶在耳，近日有傳足總內部有多項人事變動，據了解有服務十多年的部門主管，包括將軍澳足球訓練中心的主管等在約滿日即時離職。譚秋朗今日在董事會會議後簡短回應傳媒時指，足總內部並無大變動。袁文川總幹事袁文川其後表示，足總自去年 7 月起已有多項人事變動，導致人手極度欠缺：「去年起陸續有同事離職，而且補充位置亦需要較長時間，令同事要一人身兼一、兩個甚至三個人的工作，但現在已陸續補充。」但他承認部分員工在 6 月 30 日約滿後離職，亦有同事如今仍未續約，坦言人事變動關乎內部架構有新想法：「會不會是調動職位及改組呢？我們已聘請顧問公司做研究，預計 8 月中會有報告，所以現在是個尷尬時刻。」被問到足總內部士氣有否受影響，袁文川指未見到有大問題，「大家都是出來工作」，亦稱人事變動與機構管治總監上任無關：「她在 28 日才履新，無理由上班兩日就影響到這些事，『櫈都未坐暖』，看不到有這麼大影響力。」他稱足總人手分配視乎未來工作目標，承認管理層有對改組有想法，但最終定案仍未出爐。」 原刊於《體路》

城市常常被稱為文化熔爐，堆放著人、自然、民族、生活、行為、信仰、戰爭、打壓、反抗等文化養分。城市是一個堆疊著過去、現況、未來的地方載體。眼看香港的存在，這樣的理解更是顯而易見。它過往的經歷，成就了一個手停口停、生活苛刻的環境，亦引進了不同的人民文化，集成了多個社群的共存。它是一個混亂的地方，持續著混沌的狀態，傳承著混濁多樣的思想。這個地方，絕非建築學語景或權力管治下帶有病態潔癖的抱擁著幾何秩序規劃的城市。反之，它的組成，它的精神，從來都是一種模糊的存在。在外人眼中，它是個由無數構件組合而成的混合物。而透過這一系列構件來反思、觀照的這片土地，也許可以勉強進入對香港這個複雜城市現實的討論。談到城市構件，我們很容易會想到不同的建築物或街上小物，商業大厦、工廠大厦、住宅大厦、學校、消防局、公園、運動塲、天橋、街燈、紅綠燈等等。這或許是受到兒時翻閱的 ABC 圖書所影響，又例如香港彷彿只有醫生、律師、建築師等「值得重視」的職業。 這類看圖識字的圖書，有講解職業、動物、生果、植物之類的，而解釋到城市，我們只見到這些被定義的所謂城市構件，它們都可以被歸類為出現在正規空間的物件。包含的都是功能、效率、生產主導的實物，裏面沒有天氣、山坡、海灘、野豬，連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沒有。人極其量是在其中工作、回家、有街上流動又不准阻街，實行著被編排的角色。這種根深柢固的科學分類法影響了城市的分工和人民觀念。那麼，在這種現代建築的城市語境中，筆者心愛的舖頭貓、雪糕車、雪糕車聲、路邊街市、用急口令推銷的攤檔、五月的木棉花、行人路上煩擾但可愛的滴水、那團結人心的連儂牆、在後巷神秘出現的塗鴉，通通都在這所謂的城市消失得無影無踪。這不是個人腦海裏的片斷錯位，而是從群體對話、以至學術研究和城市規劃中的記憶過濾。類似精神分裂般，在進入「城市設計」這個話題的一瞬間消失，避而不談。這些看似與建築學毫不相干的生活細節，我們可稱之為城市記憶構件，或簡稱圖式（即 Christopher Alexander 所命名的 pattern）。它是活生生在城市中關係著人們認知的構件，是人如何認識地方、抱擁地方和感受地方的片斷。「圖」，是指它的圖像性，而「式」，是用以理解它為改造環境的招式，是一種建築樣式。諗深一層，「舖頭貓」這圖式並非在香港隨意出現的，也不是無處不在，它是有策略有計劃地出現在某地區、某規劃類型、某樓宇設計、某特定舖頭內的空間工具。它可吸引途人，尤其是筆者身邊的女士們，可做生招牌招財，可保護貨物免得被老鼠偷食。它不會被挪用在冷氣商塲裏，不會在中環辦公大樓出現，不會在車廂出現。它可能會在離島上的賣魚蛋的舖頭裏的紙箱內瞓覺，可能會坐在中藥藥房的玻璃櫃台，起碼記憶裏它是這樣存在的，有著一定的規律，其他圖式亦是一樣。塗鴉只會噴在後巷、貨車、地盤，冷氣機水只會在唐樓建築牆身滴下，康文署的口袋公園就只有呀伯聚賭或無家者在食飯盒。再者，圖式是隱藏著地方文化的產物，如舖頭貓，是給予特別設定的貓，與街貓不同，有地方性、功能性，令舖頭接地方氣塲的特點，因而成為有建築性的空間構件。而這規律並非不能改變，只是這刻暫時的圖式定義，是一個時代的人民文化。規律的調整就意味著文化的開始，是建築設計的啟蒙火花。試想想，當你進入一個商塲有一隻貓走過，甚至在店舖門口的走廊攤在地上、伸懶腰、曬太陽，這塲境會形同城市人到新界行山在馬路上遇上牛牛一樣的觀念衝擊，亦會被看待為本土建築文化的一大轉變。這種關係著建築空間類型的生活行為、認知和情感，說穿了，就是建築類型學的人民記憶轉向。這樣，又有什麼意義呢，跟建築學又有什麼關係？或者可能會帶來十分有趣的城市視野。在鄉村和舊區不停被強行清拆的壓抑下，近年的城市碎片記錄和研究在不同學科領域百花齊放。看到生豪與他團隊（知築常落）所記錄的樓梯舖，這出現在唐樓樓梯底的舖頭圖式，解決了窄小空間的問題，又成功擔當著大厦的保安角色。由此可推，我還醒起了街上的的寛頻檔、收買佬、報紙檔、栗子檔和雪糕車。看到郭斯恆先生碩士論文中的花園街研究所描述的生活文化，我又想起了鴨寮街平民電器天堂、北河街天光墟、金魚街等貨種聚集的街道，同類的當然還有信和、先達、金都等貨種聚集的地標建築物。郭研究的霓虹燈視覺文化，又能啟發我們對城市符號的留意，除了霓虹招牌，還有天台的、大厦牆身的、懸掛而伸出馬路的、易拉架的、LED 螢幕的招牌。記憶湧現，還有神出鬼沒的竹棚、依牆而生的榕樹、村口的許願樹、伸入海中心的泳棚樓梯、精神地標的獅子山，林林總總的都是城市的構件。此刻，眼前的城市開始變得真實，再不是那被專業教育所灌輸的概念城市。去年十二月分享的一篇文章，主題是建築詞彙，談論民間的空間用語。其實，詞彙就是人對城市解構之後，對各種構件的認知載體，是人與城市對話的證據。所以空間語彙就是圖式的語言載體，而圖式就是詞彙的圖像存在。從日常的空間詞彙，我們就能理解到人們在城市的圖式認知。聽起來很學術的抽象理論，但操作其實十分簡單因而在街上隨處可見。就此研究，本團隊（生活營造）為城市研究提出了建築學的人民記憶轉向，試圖為建築學鋪設一個可以與人類學、社會學、城市心理學交流的理論框架，打破建築學一貫的自我封閉話語。《塲境．圖式》是一本香港城市空間圖典，收錄了 453 個香港的空間圖式，一本「看圖識地」的建築教科書。它沒有意圖去包含城市的所有圖式，相反，它輕鬆隨意地翻閱記憶裏的城市，嚴謹地描繪各圖式的內容。城市圖式的重組擴闊了觀望城市的視野，收錄在塲境寫真的就是那些「鮮為人知」的民間建築，亦稱為自發塲境。《塲境．圖式》驟眼看來是一種觀察城市的方法，在城市中內觀自省。但從現代建築的視角來觀察城市本身就直接地影響了現代城市的設計手法。故此，《塲境．圖式》就是一次重新定義建築空間、重新定義城市的一個過程。撰寫一系列關於城市的圖式就是要重構那屬於個人和屬於集體的香港，就是對當下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手法的批判。在此希望，我們能夠脫離這種無關情感、認知和行為的，在拆遷真實歷史後嘗試為傷害負責而加設的假古董裝飾。 文字：適凡 @ 生活營造生活營造 Instagram《塲境．圖式》研究項目 Instagram

中共創黨時跟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最大分歧，就是中共是否要加入共產國際，並成為其「中國支部」，彼此間存在上下領導關係。中共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一大），沒有接受這個提議，綱領通過時反而用了「聯合」一詞取代。但之後，事情並沒有結束，書記陳獨秀仍與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為此爭拗不休，陳一度「企得很硬」。但一年後，中共召開二大，卻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究竟一年內發生了甚麼事，讓陳獨秀和中共瞬間轉變？一大除了首天外從未「齊腳」一大在 1921 年 7 月 23 日召開，連同兩名共產國際的洋代表，共有 15 名代表出席。但不講大家未必知，除了開幕頭一天之外，其後從未有一天「齊腳」，主要是因為兩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和尼克爾斯基份屬「老外」，一再進出李公館，怕會惹人注目，因此之後四天會議，都未再出席，反而是每日會畢，由張國燾向兩人匯報。直到第六天會議，即 7 月 30 日（因中間有兩天休會以便起草文件），為了一件關鍵爭議事項，兩人才再重臨會議，而剛巧當天周佛海肚痛肚瀉，留在住宿處博文女校休息，未有出席會議，因此也未能「齊腳」。這就是巡捕闖入會場，令會議緊急疏散當晚，之後大夥兒只得到嘉慶南湖開埋個會，但馬林兩人、李漢俊、陳公博（一說還包括何叔衡）均沒有同行。回到正題，究竟是甚麼關鍵爭議事項，讓馬林兩人再冒險重臨會議呢？答案就是有關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領導和權力關係的問題。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分歧：「聯合」vs「加入」以李漢俊的意見為首，一眾中國代表認同，中共可以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採取一致行動，但不必在組織上明確定下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代表們主張在黨綱中寫上「聯合共產國際」就可以，這「聯合」一詞，實際上沒有接受馬林所提出的「上下級關係」。這也是馬林緊張並重臨會議的原因。結果會議在巡捕闖入會場後，緊急疏散，馬林未能成功說服中方代表。最後，在馬林兩人未有出席的嘉慶南湖續會上，代表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當中第二條是，我們黨的綱領如下：…… 4) 聯合第三國際。留意，字眼上仍是用了「聯合」，不是「加入」。二大通過加入成為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但是，「不入不入還需入」。在翌年（1922 年）7 月於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還是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當中清楚寫明：「第二次全國大會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讀者會問，為何中共在一大時「企硬」，到了二大時又妥協呢？一大後，馬林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獨秀請回上海，主持大局，履行書記一職。返滬後，陳便去見馬林，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之前陳見的是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不同於維經斯基的溫文爾雅、為人和善，馬林卻是個性格極強、說話直率的人，與同樣性格的陳獨秀，可謂「火星撞地球」，兩人見面不久，便爭吵起來。陳獨秀起初堅拒中共加入第三國際兩人爭吵的焦點是甚麼？根據包惠僧在〈回憶馬林〉一文中的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畫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以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飛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所以，說到底，仍是中共與第三國際這「外部勢力」之間，是否要有上下領導關係的問題。又有一次，據張國燾的回憶錄《我的回憶》記述，張太雷曾經勸陳獨秀，並幫馬林說好話，但陳卻拍枱說：「……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那麼，讀者就更加會問，那就更加難明白，為何一年後會急轉軚，中共在二大作出了妥協，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其中國支部呢？陳獨秀被捕事件成了轉捩點1921 年 10 月 4 日，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家中被捕，馬林得悉後全力營救，花了很多錢代為疏通，並請了著名法國律師巴和為他出庭辯護，陳才得以獲釋。從此兩者冰釋前嫌，彼此也以戰友相待，分歧也盡量求同存疑。因此，陳獨秀被捕事件，成了轉捩點。不錯，創黨之初，陳獨秀曾經想中共保持獨立自主，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並因此與馬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雙方鬧得很僵，但後來的發展是，始終形勢比人強，中共的經費問題始終難以自行解決，尤其是後來發生了陳獨秀被捕事件，從此兩人冰釋前嫌，並達成了中共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共識和辦法，從此中共便接受共產國際這「外部勢力」的領導和經費援助了。據楊奎松所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記載，從中共一大召開後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可以看到：「自 1921 年 10 月起至 1922 年 6 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 17,655 元，收入國際協款 16,655 元，自行募捐 1,000 元。」這段歷史也見於「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黨史頻道」中，由空軍航空大學的學者鄭瑞峰所寫的〈陳獨秀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援助始末〉一文。因此一年間出現急轉軚，中共在二大作出了妥協，通過決議，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其中國支部，大家就不難理解了。後話1943 年 5 月，共產國際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昔日千方百計要顛覆和推翻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敵人，諸如美英等國，因應二次大戰的爆發，國際形勢逆轉，己經在權謀下成了蘇聯新的盟友，共同抵抗納粹和法西斯這些更加迫在眉睫、危及國家存亡的大敵。從此，第三國際不復存在。但這已經是後話。# 本文部份也參考自葉永烈著，《紅色的起點》；以及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中大出版社出版。（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五） （編按：本文乃作者把中共創黨歷史系列重新放在《立場新聞》刊載，而補充加入的一篇，屬全新寫作）

【文：Mir】未被鐵路覆蓋的土瓜灣，有廿五蚊個常餐，有兩個半菠蘿包，也有士多和地攤。那陣時，歲月靜好。八年前，我們一家三口住進了鴻福街一個兩百呎劏房。樓下有士多和泰菜大排檔，鄰街有菜檔、豆腐店和茶餐廳。有時中午下課回家，會碰到孩子在樓下空地踢球、踏單車，吵吵鬧鬧；孩子堆裡有黃皮膚的，也有黑皮膚的，孩子們叫他做「黑仔」。有段時間，我和弟每逢假日都會到鄰街的榮興茶餐廳吃早餐。老闆認得我們，每次見面都會瞇眼笑著和我們打招呼；我們沒帶夠錢，老闆會說「下次先啦！」搬到土瓜灣前一直住在將軍澳的我們，從沒想過原來社區可以長這樣。又記得，初初住進土瓜灣，還未習慣沒有鐵路的生活。與朋友外出吃飯回家，總要上網查查哪裡有巴士和小巴，坐紅 Van 時還膽顫心驚地試著叫有落。後來，慢慢熟習來往土瓜灣的巴士和小巴線，才發現這裡根本四通百達，無論去甚麼地方（近至油尖旺，遠至青衣、沙田、大埔）都有車直達，而且去邊都近。往東九龍，只要坐 15 分鐘巴士，越過九龍城就到，往西九龍同樣是 15 分鐘，而過海亦只需坐兩個站、穿過紅隧，便到達港島。我開始掌握土瓜灣的節奏。這裡的方便，不是以「有沒有地鐵」作為衡量標準的，是在於她原來的地理優勢，以至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間中有親友會問：「你住嗰度無地鐵喎，咁咪好唔方便？」為了省去解釋，我有時會說：「係呀係呀」敷衍過去；有些事情，也許只有土瓜灣人才會明白。重建 打破靜好約莫四年前傳出重建土瓜灣的消息。緊接而來的，是市建局一連串的收購、納米樓落成、連鎖店進駐，以及，老店的結業。家所在的鴻福街，落入「鴻福街／銀漢街發展計劃」之中，當年市建局以呎價 15,916 元向業主發出收購建議，為 2017 年或之前的歷年最高收購價。市建局職員隨後來過我們家幾次拍照、度尺，提我們交文件安排安置。那段日子，每天都在倒數在下路的日子。到樓下士多買東西，事頭婆會問我們家選了甚麼安置方案、進度如何。翌年初秋，樓下掛了一幅白底黑字的布橫額，上面寫著：「市建安置真刻薄，市民住屋無著落」。踏入 2019 年，收購行動加速。陸續有住戶搬離被收購的這幾條街，同年 3 月，專做街坊生意的榮興茶餐廳也結業了。那日下班去榮興向老闆告別，看見一輛吊臂車泊在門口，幾位工人在車上操控，把吊臂移近紅底金字的「榮興茶餐廳」招牌，然後緩緩拆下。老闆在門口貼上手寫告示，感謝街坊 40 多年的支持。就這樣，大家各散東西。我們家在 2020 年遷離鴻福街、搬到上路，繼續在土瓜灣生活。但我知道，現在的土瓜灣已經不再如昔日般簡樸。我眼中的土瓜灣是一個包容性很高的地方。正因為她實而不華，容下了很多無處容身的人和事。例如基層和有夢的青年。舊區重建，意味落後的將會被取締，富有溫度的、有人情味的、盛載著回憶和歷史的，將會一一消失，而這個地方，也會變得跟城內其他已發展的地方一樣，排除了一部份的人。而發展引伸的租金問題、土地公義問題，以至保育問題，從來沒有被好好正視與處理。至今仍未想得通，為何發展必然是好？為何重建不是 Renew，而是 Replace？土瓜灣的現代化2021 年炎夏，重建配上鐵路，終於，土瓜灣變得現代了。有人興奮的同時，這裡有車仔麵店因捱不住屯馬開通後上漲的租金而結業，有理髮師向我預告，業主計劃加租，他們可能要搬到旺角。我開始懷念以前被鐵路排除在外的，獨特的土瓜灣。屯馬開通前一星期，在 Facebook 上發現有專頁以屯馬線為包裝，介紹土瓜灣的好去處。也許在某種意義上，陪伴我成長、那個實而不華的土瓜灣，已經逝去。作者簡介：前記者，以寫作記錄生活的另一面。@sammjournal 

【圖／文：深水埗影子導賞員】街坊帶路以「屋邨兒時回憶」為主題的導賞團，招募了不少曾經居住在石硤尾邨的舊街坊成為影子導賞員，來聽聽其中一位影子導賞員訴說關於石硤尾邨的故事:說到屋邨的兒時回憶，不得不提筆者爸爸。他兒時在石硤尾邨長大，雖然出來工作和有了家庭後不再住這裡，但身為他的女兒，從他平日言語中，都隱約了解到昔日的石硤尾邨是怎樣，他的兒時是怎樣。「我以前係住 27 座。」「就係嘉頓山附近，依家已經重建哂啦！」我問他有關石硤尾大火的事情，他說完全沒有回憶，可能是因為他還小，有印象的就只有「H」型的石硤尾邨。「H」字中間那一橫，當年就是公共廁所和浴室所在。那時的公共浴室衛生情況比起現時的街邊公廁更加惡劣，治安亦很差，隨時會有不明人士闖進來。當年不少女生害怕自己一個去廁所，多數都要家中的哥哥弟弟陪伴，身為家中老大，爸爸當然責無旁貸。然而，公共浴室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另一樁兒時小陰影：（是有點恐怖，請大家小心觀看）有一天，他爸爸（亦即筆者爺爺）突然捉住家中養的唐狗到浴室，把牠掛高，然後將牠劏了。不知道後續的故事，也不方便透露更多細節，只能說爸爸當時嚇壞了，數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心有餘悸，覺得那隻狗真的很慘。這也突顯了當年人們對各類牲畜的性命都不太重視，劏殺和進食寵物仿佛是平常事。相反若在今天發生，想必一定會引來大量報導和抨擊。另外，由於屋內沒有廚房，所有家庭主婦都要在同層的一個共用空間一起煮飯做菜，場面相當壯觀。石硤尾邨的學習回憶爸爸只有小學畢業程度，他的學習生涯都是在邨內的天台學校度過。當年的徙置大廈底層是住宅，最高的樓層連天台就是學校。香港的夏季時常打風，天台學校亦曾因打風而發生過意外。爸爸記得有一次打風，學校的玻璃窗被強風吹塌，撃中學生，他看到玻璃破碎的一刻，鄰座同學受傷流血，這記憶依然深深烙印在腦海中。天台學校留給他的回憶還有「那位老姑婆」（女老師）。當年仍是體罰盛行的時代，那位女老師（人物形象你可以聯想日劇《女王的教室》中的老師）手上「一蚊咁粗」的藤條是由四條幼藤條組成，是名副其實的「藤棍」，打在手板上必定痛得流淚。當年的小學課程也不如現時般複雜和艱難，爸爸讀完了小學，都只學會英文 26 個大小階字母，中文亦基本上只學習了「一上下人日」等等簡單字詞和詞語，平日抄寫中文詞語的家課本格仔也很大。也許出於男孩子貪玩的性格，頑皮的爸爸對讀書生涯學過甚麼其實已沒有太多回憶，因為他每天上課都不認真，放學就直衝回家，拋下書包便「通山跑」。石硤尾邨的兒時玩意爸爸兒時會上山捉「豹虎金絲貓」，這是蜘蛛的一種，由於兇猛而好鬥，小朋友們捉到後會互相對戰，看看哪一方的豹虎打鬥到最後勝出；另外，也會在山上捕捉蠶蟲，看看他們怎樣吐絲。除了玩昆蟲之外，亦會去大坑東、花墟公園一帶的噴水池（現時沒有了）「放船仔」、玩荷蘭水蓋、玩「探射燈」（這又稱「牛奶嘜燈籠」，是指用線轆、鐵線、蠟燭和「牛奶嘜」製成一個邊行邊旋轉更會發光的探射燈）。因為擁有男孩子活潑好動的性格，爸爸兒時幾乎走遍區內所有山頭，包括近年很出名的主教山，最遠甚至走到了九龍仔公園。頑皮的他和死黨們更曾經做過不少惡作劇，包括拋水彈、將炮仗放入糞便中等等（爸爸現時說出來都不好意思）。「你哋啲後生邊有你老豆細個咁百厭呀…」「我哋以前環境幾差都住過，諗返起都覺得點會住得人，你哋而家好好多啦！」雖然爸爸只住了十多年就搬離石硤尾，筆者現時仍不時從他口中聽到不少有關石硤尾邨的回憶，甚至會和他重遊舊地，聽他滔滔不絕的分享。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傳承吧。

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早上，特區署理行政長官李家超告訴大家：「特區的安全回來了⋯⋯市民生活恢復正常。」 同日晚上，據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所說，香港發生了一宗「孤狼式恐怖襲擊」。 儘管經此一事，正常香港市民應該也不覺生命受「恐襲」威脅，但鄧局長既把事件定性為「恐襲」，大家就有理由追問：這算不算否定李家超早上的「特區安全論」，響亮地打了上司的臉呢？ 現在讓我們看清楚所謂「孤狼式恐襲」是什麼一回事。原來是指一名五十歲男子，昨晚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突然持刀襲擊一個廿八歲軍裝警員，繼而自刺胸口身亡。 事後鄧炳強向記者說：「初步調查，他是個人孤狼式恐怖襲擊。在這件事上，暫無證據證明有同謀，但我們在他家中找到物品，包括電腦和一些物件，顯示他受了分化激化，變成孤狼式恐怖襲擊活動。」 我年紀大，腦袋跟不上潮流，思維還停留在以前的社會。心想，如果事件發生在數十年前，應該只叫「襲警」，極其量「意圖謀殺」，何來什麼「孤狼式恐怖襲擊」呢？ 我真擔心，以後在家中劃一根火柴，也會叫「孤螢式縱火」。 「孤狼式恐怖襲擊」一語，其實來自洋鬼子那些烏煙瘴氣的語言，即所謂lone wolf。中國人不講這一套。那五十歲男子的行為，我們自古以來都叫「襲刺」，例如《史記·燕召公世家》說：「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 如果我是狼，又懂說話，一定指控現代人「污名化」自己。Lone wolf一語在英語已用了過百年，本來比喻獨來獨往、不喜交際的人，至少可追溯至科幻小說家威爾斯在一八九七年出版的《隱形人》，書中有句話：“Don’t be a lone wolf. Publish your results.” 跟恐襲一點關係也沒有。 今天鄧炳強所說的lone wolf，始於九〇年代，由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Tom Metzger和Louis Beam推廣。這意義上，lone wolf是指一個人獨自策劃、執行恐襲，他可能受某些團體的意識形態影響或推動，但並非受命於任何組織，也沒有同黨。 理解這個詞的背景，我們就明白為什麼鄧局長必須強調：「我們在他家中找到物品，包括電腦和一些物件，顯示他受了分化激化，變成孤狼式恐怖襲擊活動。」警方要把事件定性為「恐襲」，就需要讓它看起來很符合lone wolf 的定義，即「可能受某些團體的意識形態影響或推動」。 其實人是群體動物，一世流流長，怎可能不被某些人、某些群體的思想影響呢？ 憶起十五年前，警方在徐步高家中床頭發現一些紙，上面寫着：「活着，我該做什麼？」、「和平、安逸只會造成停頓」、「衝突及對抗、戰爭才有新生」、「古時　無知創造神。雷電、火山、颱風，人們無法解釋，就用神解釋」、「術士、巫師、修士、教宗有代神說話，統治階層成形」、「統治階層不能容忍人們對神的懷疑，這減低其合法性認受性」等等。 徐步高像不像受什麼「邪教」煽動，幻想自己在參與「聖戰」呢？如果當年警方有鄧局長高瞻遠矚的「恐襲」思維，相信不難找到足夠「證據」，證明徐步高其實是一位「孤狼式恐怖分子」。 我唔係好識字，坦白說，弄不明白何謂「狐狼式恐襲」。這詞語的定義，在學界也不見得有共識，例如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法國名學者Gilles Kepel，幾年前很不客氣說過：「孤狼理論是胡說。」（La théorie du loup solitaire est une imbécillité）他認為「狐狼」一語，是由偽學者和盲目跟風的記者弄出來，只要了解伊斯蘭國的本質和行為，就知道「孤狼」說法一秒鐘也站不住腳。 當然，鄧局長不會深究「孤狼式恐襲」有何意義，他一心只想加強「反恐」措施，維護「國家安全」，即使嚇壞市民也沒關係——「孤狼式恐襲」是很可怕的，全世界警方都難以防治，瑞典國安專家Joel Brynielsson就說過，理論上孤狼恐怖分子可以是任何數量、形態、種族，也可代表任何意識形態。問你怕未？ 但你不用怕，李家超說，這是正常生活。信李家超，抑或鄧炳強？Why not both？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警告：嚴重劇透，加上大量主觀詮釋。劇院舞台主場，視覺藝術家作客。玩到咁大？對於一個鮮有先例的作品，值得較長的文字記錄。1/ 開場前，靜物畫投影佔據了整片舞台curtain。2/ 開場，手從巨型靜物畫右邊桌面悄悄伸出來，游走，接觸桌上的靜物，回手。再伸手，如游動的魚，畫面像有水……像UFO的手吸走一個像水母的玻璃瓶蓋。見到前臂的手，動手，搬走其他東西，剩下有花的白色花瓶，座枱鐘，一碗提子……3/ 手獲得近鏡，便有戲，有節奏的移動，交叠，將提子皮搣成一朵花，花被遞到黑幕後，以為被吃掉卻沒有（？）……4/ 沒有人臉的舞台能有戲？5/ 鏡頭zoom in，zoom out，zoom in 看一隻或一雙手在演戲，zoom out看整個畫面的大環境，像荷蘭的靜物畫。不知何時開始，畫面彩度漸褪，像林布蘭的畫，手的顏色也褪，氣氛轉了，戲也轉了。6/ 最後剩下時鐘，時鐘也被賦予遠近鏡頭，戲不及手豐富。7/ 燈光轉亮，觀眾看到靜物畫後的舞台，靜物畫是舞台上一張桌子的投影。與投影同步，觀眾同時看到有人在台上的桌子移動東西。8/ 觀眾是看着一台沒有人臉表情的戲（連面具的臉也欠奉）？看了一個video作品？看了一張有movement的靜物畫？訪問時得知，鏡面舞台的框，繪畫的畫框，和電腦電視電影的屏幕/銀幕的框，到底有何異同，又有沒有共通處，有沒有扣連、置換的可能，是這個作品的出發點之一。9/ No Discipline Limited以舞台為主角，請來近年以繪畫為主的視覺藝術家馬琼珠、擅長錄像和混合媒體創作的吳子昆，創作一個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的作品。10/ 姑且用戲劇的講法，《躺在桌上的物件》是一個四幕的作品，用了8 points才講完第一幕〈桌上物件〉。第二幕〈勿靜之間〉讓剛才投影了靜物畫的布幕，換成半透明，中央投射了一個看似有門或有一道移動的牆的空間。11/ 也是投影，亦看到舞台後方的情況。門 / 牆，緩慢開合，偶有光影映在其中。觀眾席望向偌大的舞台，若只專注那個小小的進出口那片光綫，對後排觀眾可能有點吃力，正如坐山頂的觀眾看不清演員的臉。12/ 訪問時兩位藝術家讚嘆攝影師選擇大片牆壁上一個凹入的空間拍照，原來是意外地呼應了〈勿靜之間〉的設定。13/ 那片光綫，大小、色彩、位置都不斷變化，視綫追着它是有點疲累，看到最後的殘影竟像Mark Rothko，也像戴上口罩的人臉。14/ 會動的畫不是新鮮事。沒有演員的舞台，還是有戲。難免令人思索，戲有多少來自演員，又有多少來自觀眾？15/ 第三幕〈房子猶在〉，投影布幕升起了一些，看到舞台後方有人，黃大徽悠閒地在舞台前方玩唱盤。前兩幕的白噪音，起了變化。布幕投影了一張黑白的城市景觀照，高樓林立。有人拿擦膠把照片下方的景物一下一下垂直擦掉。第一下是摧毀，第二、三、四下仍是。至擦掉了照片下方大半，被擦掉的位置像長出了茂盛的植物，大廈的前景漸漸被植物遮蓋，擦膠碎像植物的結穗。擦膠繼續一下一下擦着照片上方，像植物遮蔽了整個景觀/ 文明。擦掉景觀的人，正是坐在舞台後方的人，擦掉了影像 / 城市，留下的是記憶，是文明。16/ 第四幕〈無為底地〉，舞台變成開場那靜物畫的那個桌面。花瓶、時鐘、水果都巨大起來，配合燈光竟散發文明的氣勢。渺小的個人 / 人在文明之間，背着看不清的影，面向未可知的光明。17/ 《躺在桌上的物件》作品名字和創作靈感，皆源自美國跨媒介藝術家、藏家、評論Gertrude Stein於1922年寫成的《Objects Lie on a Table》，當中提出了Landscape Theatre (風景劇場)的概念，但兩位藝術家沒有直搬Stein的劇本上香港舞台，而是從中轉化成四道香港風景。18/ 前面都用劇場眼光觀看，由電影或繪畫的方向看《躺在桌上的物件》同樣可觀。入場前，已想起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的《廿四格》，某方面確有這種情調。19/ 繪畫方向，最實在是由馬琼珠的作品出發，或是引John Berger 的《Ways of Seeing》(場刊有提及)。印象中，馬琼珠有做過用擦膠擦掉畫面的創作。20/ 場刊設計，和之前的宣傳key art一樣，準確、精緻。美學取態，是和其他劇場演出有點不同。21/ 視覺藝術主場，融入表演藝術，常見。反過來，表演藝術主場，視覺藝術家作客，不多。《躺在桌上的物件》是一次能引發豐富討論的嘗試。22/ 現在幾乎是零資訊的情況下入場，坐我旁邊的觀眾，開場不久便釣魚釣到盤滿缽滿，錯過了這麼有趣的作品。可能，觀眾入場前需要適量的資訊和心理準備，讓他們更易進入狀態觀演。 躺在桌上的物件6月25 及26日，8pm；6月26及27日，4pm 中環香港大會堂劇院 $280 詳情：https://bit.ly/35YksKa 作者 Facebook （文本無題，現題為編輯所擬）

編按：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6 月 30 日被警方拘捕，她被正式起訴「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鄒幸彤在昨日 7.1 一直被扣查，其案件今（2 日）下午將會提堂。鄒 FB 在 2 日早上發表她在扣查期間所寫文章，全文內容如下。沒想到今年的六四、七一，竟都分別要在警局裡度過，還奇妙地是在同一間臭格。你好啊，二號臨時羈留室，我又回來了。六四的被捕是意料之中，甚至可以說是責任所在，但七一卻是來得有點莫名其妙。我既不是⺠陣代表，又不是遊行發起人，甚至連街站也沒說過要擺，勉強能和七一扯上點關係的，大概就是作為七一遊行申請人的代表律師，去上訴過警方的反對通知書吧。在這一天，我其實和千千萬萬的香港人一樣，只是一個想發聲的小市⺠而已，一個七一遊行的參與者，一個不想這個傳統消失的普通人。或許就是拉這樣一個知名的普通人，反能引起更大的阻嚇效果吧。因為大家都會想，這也是我可能會做的事啊，原來屠刀和我的距離，隨時可能變為零。但也或許，他們只是要一個邀功討賞的圖騰，要和主子說「我們做到嘢」。國安維穩新時代，每逢大時大節，就是要預防性抓捕、示範性抓捕，可環顧四周，七一的領頭人何在？國安法生效一週年，⺠主派領袖抓的抓、判的判、走的走，一時間竟是連個好的示眾對象也找不到了。⺠陣雖生猶死，召集人繫獄，政黨噤聲，⺠間團體解散，在「死剩種」中拔高個子，竟就拔到我這個邊皮人士的頭上來了。所以真不要以為退讓能換來平安，政權要殺人立威時，總會找到人來殺，重點從來不是你的立場合不合理、謙不謙卑，而是權力的政治需要啊。六四是主動出戰，這次被敵軍點將了，但這也不壞。我本來就在發愁，我那些可愛的戰友們，一個二個都已經在牢裡了，還不是每次出庭都向公眾席大喊「六四悼念！七一發聲！」尤其是 Figo，作為⺠陣的召集人，七一就是他的一個心結啊，直到他臨入獄前我們都一直在度六四怎辦，⺠陣怎辦。他一次次的說要豁出去陪我搞六四，連在獄中也還天天提(還老點著我的名)。我卻無法回應「能幫他撐住⺠陣、搞好七一」，沒有那個身位，也沒有那個能力。每次提起，總覺愧疚。現在好了，我搞不動七一，七一卻搞到我頭上來了，正好給了我本來不會有的身份去談七一。你要戰，便作戰。搞這種表演式的預先抓捕，最想達到的效果是震懾。要讓他們無法得逞，首先就是被放在舞台中央的自己，絕不能怯。要是能帶給大家哪怕多一分的勇氣，那我的使命就真的達成了。要是能讓震懾變為震怒，更能藉此機會帶出⺠間對七一的論述，打破政權的一言堂，那就更是反將一軍了。我不知道我這次被捕能引起多大迴響，也許完全沒有也說不定，但作為今年七一的第一滴血，為七一說說話，抗衡一下鋪天蓋地的歌功頌德，大概會有人聽聽吧。畢竟七一流過的血可多了，可不只我這一滴。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主之名爭政權，掌權後卻行一黨專政之實，製造無數災難：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法輪功、流放集中營......施暴者從未被懲處，受害者卻長期被噤聲，國⺠長期被監控洗腦，反抗者被迫害囚禁。廿四年前，中共管治正式延伸到香港，自此香港的自由⺠主日益倒退，⺠生難題亦得不到解決，人們在最富裕的城市住著最逼仄的劏房，政府對提出問題和意見的人日益視之為敵，以撕裂社會的手段妖魔化異見，以警暴和武力強行壓下⺠主的呼聲。一年前，國安法來到香港，香港尚存的制度與自由斷崖式崩塌，⺠主派和公⺠社會遭到滅頂之災，不再有六四晚會，不再有《蘋果日報》，今天似乎也將失去七一遊行。香港成了一座恐懼之城，人心惶惶，離開者眾。這樣一個日子，沒有任何可慶祝的。慶典台上的達官貴人，你當看到你們強行為這城市披上的滿城紅旗，每一面沾的都是血啊。這樣一個日子，如仍存在任何值得期待，那就是公⺠社會在這天展現出來的活力。每年的七一遊行，可以說是公⺠社會的嘉年華，各種議題、各種訴求的團體，人們齊聚一起，既能合力戰勝眾人關注的大議題，也能讓公⺠社會各個位置的朋友走到一起，看見彼此，看見公⺠社會的多樣性，互相支持，砥礪前行。消滅七一遊行，要消滅的不只是反對的聲音，更是這個多元化的公⺠社會——從此七一只能有一種 聲音，一種態度，只能高高興興，不能義憤填膺。但我們的公⺠社會真的被消滅了嗎?或許今天，多少能看到點端倪。落筆之時，已到了每年七一遊行的時間，我身在牢裡，對外界的資訊一無所知。但我見到⺠陣辦不了七一遊行，仍有其他團體出來接力；無法遊行表態，仍有各個團體開街站講議題，堅持七一發聲；有些團體、政黨解散了，但有新的團體在風高浪急之下成立、活動；蘋果沒有了，人們深夜大排長龍搶購一百萬份的最終刊，記者們用多種方法繼續發表和寫報道；區議員做不下去，會有居⺠大會，自救自治。留下來的人，都仍在努力補位，努力嘗試。所以我仍相信，政權要消滅七一的「雜音」，斷沒有那麼容易。而我在這裡，也算是盡己之力，發出多一點雜音吧。為七一遊行「獻身」，雖是計劃之外，但我並無怨言，更是榮幸之至，讓我這小人物能有機會為七一遊行做點事。感謝警察的抓捕，總算讓我可以對 Figo 大佬「覆命」了~ （鄒幸彤 fb 小編按：彤彤這篇七一感言，執筆時應在昨天下午。）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2021 年 71，《蘋果日報》已經停刊、香港電台《鏗鏘集》不能再製作「政治」節目、舉行了十八年的七一遊行被政府禁絕。街上逾萬警察傾巢而出巡邏，當旺的銅鑼灣幾條大街處處拉上橙帶，警方自製一大片紅海，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趕絕一切即使無關痛癢的表態，民意徹底被消毒。過去十八年，香港很多不同組織和團體，習慣視七一為出口排解民情；今日卻高度被遏止，很難想像一個本來自由的城巿，如何能夠消化這種有如高壓鍋的環境，如何緩解頭上刺到入肉的金剛箍。在翳焗天氣下，警方終日截查穿黑衣、戴黃罩的巿民，甚或外表毫無特徵的平凡百姓，又發限聚令告票，如在引擎上傾倒火水。除了銅鑼灣，旺角也滿佈警力，四個藍衣加一個白衣警員為一組，姿態高調巡街，又拘捕了學聯和賢學思政擺街站的學生。捱到夜晚十點，爆出有男人於銅鑼灣攜刀插傷警員，男人施襲後自插胸腔搶救不治，網絡上對他表達無限同情和惋惜，警方卻立即以「孤狼式恐怖襲擊」結案。這種官逼民，反跟《十年》的劇情進一步脗合。這個七一抬頭紅旗飄揚，低頭卻是染了鮮血的控訴。＊＊＊ ＊＊＊ ＊＊＊整個六月香港人一拳又一拳捱打，一次又一次接連失去，他們還可以做什麼？男人和女人今年三十幾歲，他們並非七一遊行的常行，「只係去過幾年，2019 那次是不能不出來。」男人相信，香港以後再不會有七一遊行，「這幾個月任憑誰人都看清醒了，這個政府不會再畀香港人有七一遊行。」今年沒有遊行，他們也不想屈在家，便去了黃圈巿集排隊，拿一個「獅子山」的擴香石紀念品。男人說，當下可以做的事情，只剩下這樣，「keep 低關於香港的物品。」除了這塊擴香石，還有蘋果日報，「我打算裱起最後一天那份報紙。」女人戴著「FDNOL」的白色口罩。這款口罩曾遭法官指含政治宣傳，拒絕配戴者入庭。而生產這款口罩的「黃廠」，去年十一月遭《大公》和《文匯》兩報攻擊，指其涉違反國安法。「黃廠」遂即日停業，此後復業無期，他們所賣的這款口罩亦成為絕響。戴著這款口罩的女人說：「要在好特別的日子，我才捨得戴，就是今天了。」她說擁有黑色、黃色和白色三款，但黑色現只餘一個，會留為紀念。「黃色戴剩幾個，也不捨得用，惟用白色仲有一盒，所以只會戴這款。」最後，她只剩下用口罩來表態的有條件的「自由」。＊＊＊ ＊＊＊ ＊＊＊做採購的他，今年 49 歲，這天不約而同戴了一個「FDNOL」的黃色口罩。這個牛高馬大的男人，對於記者睇中他的口罩，流露出一種惺惺相惜的笑容（看不到但感受到）。男人說：「好特別的日子我才戴㗎，因為只得番五個！要好慳！」什麼日子才算特別？「71、721、831，一定戴。」男人說完後見我沒啥雀躍，稍為調整一下語調，帶點倔強的語調說：「我知道這種堅持冇意思，但我只剩下這種抗爭的方式。」男人自雨傘運動後才開始參與七一遊行，「我本來政治冷感，唔睇新聞，雨傘時醒咗，2019 醒晒。」去年七一，男人記憶猶新，「那天我站在 Sogo 對面，第一次見到警察舉紫旗（警告干犯國安法旗幟）。」他說當時眾人還嘲諷地歡呼吶喊，現在回想，原來嘲笑是如此奢侈。他全家人包括姐姐、哥哥和媽媽也是撐政府，「得我一個睇蘋果日報。」還好有伴侶同行，「2019 時我問過我 partner，如果我係藍咁會點，佢好決絕咁答我：一定同你分手！」最近接二連三的的社會遽變，讓他難以承受。「蘋果日報最後一夜，我好遺憾好後悔，沒去將軍澳的大樓送別。」男人說那天他非常忙碌，整日沒空看 FB 和睇新聞，深夜回家後，始知竟是蘋果的最後一夜。「之前一直話星期六，點知突然有變。沒有蘋果後我好失落，動新聞 app 沒有剷。我每日都會㩒入去一次，會㩒到㩒唔到為此，當成一種紀念。」說罷他搖搖頭：「香港冇㗎啦。」「不過⋯⋯」他眼睛帶點淚光，接著說下去，「不過要記住，政府用國安法來壓我哋，而不是用民意來贏我哋。」這個有分別嗎？「輸了畀條法例，香港人民意冇輸。」這讓我記起來九把刀當年有句經典語錄：「即使跌倒了，姿勢也會非常豪邁。」＊＊＊ ＊＊＊ ＊＊＊七一遊行始於 2003 年，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立法，是繼六四遊行後，香港一次最大型的遊行示威，但這個人數紀錄於 2019 年被幾個大規模遊行打破。多年來七一遊行皆由民陣舉辦，如今其召集人陳皓桓正被還押。以往活躍參與七一遊行的組織如支聯會、政黨如社民連、公民黨、民主黨等，當中很多政治人已經悉數入獄或正被還押，其中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更於七一前夕再被拘捕，並落案起訴，將於今日下午在法庭提堂。最後七一的街上，只見社民連黃浩銘的身影，一個人在街站嗌咪，而幾步之遙則被數十個警察包圍。維園過去十八年來，皆是七一遊行的出發點，而今天這個佔地 19 公頃的公園，整個遭強硬警察圍封，七一之夜終以血染sogo 完結。高壓、張揚，而喧囂的管治，最後成為這個一度自由繁華的城巿的主調。作者 Facebook

若有被捕人士在警方羈留情況底下死亡，並在公立醫院身故前不足24小時，死亡個案屬於在羈留期間死亡，遺體也會送往公眾殮房處理。所有在公眾殮房處理之死亡個案均須向死因裁判官作出呈報。被捕死者遺體也必須進行法醫解剖以及警方展開刑事調查死因，直至交由死因庭展開聆訊，但由於接受正式法院聆訊之前已經死亡，因未經最終定罪、假定無罪，有關被告人所起訴罪行將會全數被撤銷，所以家屬不必害怕危害自身法律責任及人身安全，並追究警方可能在拘捕或急救過程需要承擔的責任。 (但筆者不清楚有沒有其他法例能凌駕原本應有程序及權利)當死者遺體屬於《死因裁判官條例》訂明有20類死亡個案 (例如「自殺身亡」) 須向死因裁判官報告在內，當中包括自殺身亡及受官方看管時死亡的個案。此死亡個案均備有警方的調查報告和臨床病理學家或法醫科醫生的驗屍報告等相關報告作依據，死因裁判官會在閱讀有關報告和考慮有關個案，並開啟進行死因研訊。為此目的，研訊的程序及在研訊中提出的證據須專注於在可予確定範圍內確定以下事項，當中包括死者的身分；死者是如何、何時和在何處死亡；以及死因裁判官／陪審團就死亡個案所達致的結論等，為死者尋找真相。由於死者屬於「非自然死亡」個案，衛生署法醫負責整個病理解剖過程，並在死因裁判法院進行死因聆訊之中擔任專家證人，召開死因聆訊作供。若家屬對亡者死因生疑，需要更放心的驗屍程序。家屬可以透過死因裁判官相關法例，申請親屬本身、或由家屬指派之病理法醫科醫生、醫學院病理學教授、資名退休法醫、死者生前通常就診的註冊醫生作其代表，監察衛生署法醫或醫院管理局病理法醫的整個病理解剖過程，在死因裁判法院進行死因聆訊之中擔任專家證人，召開死因聆訊作供，詳情可細閱死因裁判官條例及其相關法例。====================資料來源：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https://www.swd.gov.hk/.../page_socsecu/sub_criminalan/處理無人認領遺體https://www.info.gov.hk/.../200904/22/P200904220158.htm死亡登記https://www.gov.hk/tc/residents/immigration/bdmreg/...食環署墳場及火葬場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辦理身後事須知https://www.fehd.gov.hk/tc_chi/cc/die_todo_c.pdf衛生署法醫科https://www.fps.gov.hk/tc/faq.html死因裁判法庭https://www.judiciary.hk/.../court_services.../cor.html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我手上的是《躺在桌上的物件》場刊，封面照片含蓄得來充滿力量：在黝黑的背景前，經過精心擺設的植物和人造物展示着獨特的質感，一雙手掌像節枝動物般，在後方待機而動，來自側面的光源為物和手製造出強烈的立體感。可是，我的目光總是由照片往上移，落在這短句上：Objects Lie on a Table。它既是《躺》的英文名，也是Gertrude Stein為探索「風景劇場」而撰寫的劇本的名字；我卻總不其然地執著於物件可不是被人放置（laid）而是主動地靠（lie）在桌上啊！它／他們也不是在進行一個動作（lying）——是以會有完成一刻——而是像永恆般純然地存在着。又或者，它／他們在桌面上說謊（lie）？如此斟酌一個字，是在不自覺地回應作品對藝術形式深入的以及敬小慎微的探索嗎？於我而言，馬琼珠、吳子昆以及團隊，以《躺》為代號，以劇場為方法，探問視覺藝術家尤其關注的議題。在作品進行的一個小時之中，「觀看」的魍魎不斷在劇場內流竄，令人無法迴避思考「眼見為真」的合理性。畫家在桌上擺放物事，從人的視角出發，以靜止作為研究變化無窮的顏色、質感、比例等繪畫技法的對象，在畫布上呈現個人所見的表象世界。觀者凝視的畫，是畫家用手操縱顏料和構圖的結果。觀者以親眼所見的世界為參照，因而相信畫中世界是真實的；畫家憑着他選擇呈現的畫面，掌控視覺，獲得對認識的支控。黃大徽的一雙手，本來與一眾家居常見之物一起，在桌上靜待，但手漸漸動起來，把花瓶、茶杯、鐘、葡萄，等等，馴化為他愛撫的對象，更進一步成為支控之手，令物件逐一消失於黑暗中。物往哪裡去了？充斥劇院的卡式帶機操作聲以及低噪的雜音，彷彿不斷重複地說「支控、迫令、崩裂」，為畫面吶喊助興。雖然畫框為「真實」限定了範圍，可是對框外的想象可以不受限制地馳騁。拿起茶杯的手，是要把飲料送入手的主人的口中嗎？手小心翼翼地剝開葡萄的皮，把它移到觀者視線之外，以為被吃掉了的果在瞬間後以盛放的花的姿態回歸畫面。真實也許不過是隱喻。偌大的二維畫面令人幾乎忘記了存在於他背後的三維舞台。因為有了光，舞台的肚子膨脹起來了。繪畫的歷史在某程度上是與光鬥爭的過程，掌握到呈現光的技巧，畫面便更接近真實。沒有人的劇場漆黑一片，要有光才有生命。當在平面上呈現出來的三維幻覺與三維實體身體共時重叠，有誰比誰更真實嗎？原本存在於聲音的暗示的那台卡式帶機，突然同時現身在影像中和桌面上，它／他身邊，有一個人。由一個人變成兩個。馬琼珠在舞台後方，身體為螢幕所遮掩，觀者只見到她雙腳；螢幕上投影她用橡皮擦拭照片中的樓宇，是表演者與觀者必須實時共地一起見證的消亡。黃大徽在舞台前方，操控黑膠唱片的播放速度，香港街頭的聲音因為他的手而變得支離破碎。畫作無法控制觀者凝視自己時間的長短，劇場中表演者和觀者在演出過程中交出各自的生命中同樣份量的時間。物件和經驗，擁有與流動，哪一種更無常？作品最後一段〈無為底地〉於我來說，最優美也最沉重。物件和人的比例改變了，背光的它／他們，只餘下依稀可辨的剪影。人在物件之間移動，黃大徽瘦削的身影在物的跟前訴說無盡的故事。沒有連貫敘事，連畫面都是斷裂而凝定的劇場演出，要求觀者主動去發掘埋藏在碎片下的軌跡（trajectory）。假使世間一切都是在於「是甚麼」以及「如何說」，述說與述說之間便是無止盡的邊界推移，以一己的強度直接擠壓其他述說的空間。藝術形式的邊界，難道不也是述說的一種嗎？在委婉詞述說的另類真實面前，只有斷裂，空間才得以釋放。大會堂劇院這種傳統鏡框式劇場，於《躺》來說是個危險的選擇：場地的「觀演對立」設計可能強烈地提醒觀者思考自己與表演者的距離，但也可以成為理所當然的安全區。《躺》是一次要抽離而投入地經歷的過程。要抽離，是為了避免追隨線性敘事的惰性引起不安，要投入，是因為作品值得以專注來回應。《躺》的視覺處理非常優秀、冷靜，藝術家們跨入相對陌生的形式時非常克制，各種選擇恰到好處；燈光和音樂不求官能剌激，內斂卻力量強大。布幕降下，作品完成。沒有人謝幕，觀者徐徐離去。與其幻想世界大同，不如珍惜屬於自己的一小時經驗。劇院外，天有一絲藍。 觀賞場次：2021年4月26日下午4時，香港大會堂劇院

【文 : 凌】作為一個投身安老服務不足兩年的社工，為以下論述定此標題，不是沒有猶豫。究竟是見識淺薄導致身陷迷霧，還是制度現況真的一片混亂? 就由曾經使用、或想用卻未獲得安老服務的讀者來決定。猶記得初入職時，眼見耳聞的盡是如密碼般的簡稱: ｢艾池｣(即 “IHCS”，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士｢口靚模｣(即 “SCNAMOES”，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and 輕｣ (即 “EHCCS”，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CCS（社區照顧服務）、DECC（長者地區中心）、DCSS（智友醫社計劃）… 往往未弄清楚討論內容會議已完結。共事的盡是在安老服務的前輩，每當他們以只有經過歷史洗禮才明白的外星語言，三言兩語歸納二十年的服務發展經過，我更如墮五里霧中。如今，兩年將至，終於可以在討論中自然地融入各種密碼，對服務的近代史亦總算有個概略，卻發覺，了解越多越迷途、越沮喪。安老服務是香港現時唯一引入服務券，以試驗｢錢跟人走｣、｢用者自付｣這些模式的社會服務。這些券化服務的內容，和政府資助的服務相同，但服務提供者除了一向有提供資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還有商業機構。縱使引入私人市場機制，對服務質素之監管卻低於資助服務。在這緃橫交錯、邏輯欠奉的境況中，非政府機構難以不陷入精神分裂狀態。這邊廂為使用服務券的長者盡用獲批券額安排服務，既是善用政府資源，亦有來自服務使用者付款的收入；那邊廂，由政府資助的相同服務，長者只需付出象徵性費用，機構則要顧及收支平衡及達致社署訂立的服務量指標，以政府給予的資助額為最多的人提供最多的服務，經濟效益的考慮十分重要。墮入精神錯亂的還有服務使用者和他們的照顧者。面對資助服務與自費服務之混戰，當中要明白的包括不同的服務門檻、服務券額、付款級別、評估方法、各項服務的價錢，要籌謀的是怎樣的服務組合最經濟 (且暫擱最合適的照顧角度)、要掙扎的是花長時間輪候相宜的資助服務，還是用錢換時間使用服務券的自費服務？ 小數怕長計，人生旅途的後段，需要照護服務的年期可以是最後五年，又可以長達二十年，在沒有長期照護保險的香港，要計算這盤眼前及未來糾纏不清的帳，莫說步入老年的服務使用者，即使是他們的照顧者 (可能也是長者)，都會頭昏腦脹。或者智商高的人士可以開班教授如何精打細算，走出這個服務迷宮。 服務市場的亂象如此，服務的規劃亦不見光明前路。社會福利的五年計劃機制消失後，指稱的另一套規劃機制即使存在，卻不見其效，存在的意義何在？ 基於文獻之証明，規劃機制的存在其實是不容否定；這裡妄指它形同虛設，應該又是另一個 common nonsense。 其實只要細心追讀高官網誌，不難發現政府對於如何解決安老院舍宿位及社區照顧服務名額不足，至今未有良策。即使將未來十年的院舍項目計算在內，仍追不上長者人口的增幅，尤其是預計在 2030 年開始，年長長者在長者整體人口中急速增加，比例爬升，屆時需要接受較高程度照護而入住院舍的人數亦會大幅上升。要減少對院舍服務的需求，最佳方法是居家安老，這亦是大部份人的心願。環顧現時可以支援長者在熟悉的家居繼續生活的社區照顧服務，即使上年至今增加不少的家居照顧服務名額，但仍要輪候七至十一個月。各項企圖縮短輪候資助服務隊伍的試驗計劃，緃千瘡百孔，仍一個一個階段的延續下去，說好的要和業界分享的檢討結果，當局卻總是報喜不報憂，檢討報告無踪無影。恐怕只有官員們能說清楚這些試驗計劃究竟還在試驗甚麼、如何衡量試驗結果的成敗。社會福利規劃機制如同黑洞，可見一斑。 要達致居家安老卻又欠缺整全的社區照顧服務系統，承托著長者的只有他們同住或不同住的家人。家人之間互相照顧是常理，但現代城市已非昔日；超速的生活節奏、對物質的追求、渴望個人發展及空間，種種都隱藏著對承擔照顧責任之衝擊。再者，護老者不乏本身亦是年長人士，例如長者夫婦，或者是 60 多歲的初老照顧 90 多歲年邁的父母。隨著移民潮帶走大批中年人及他們的年幼子女，這些｢以老護老｣的情況在未來將會越趨普遍。護老者缺乏支援，如同蠟燭般會有燒盡一刻；如何將他們變成一盞盞油燈，不斷為他們加油，讓他們有能力持續承托家中長者在社區安享晚年，實有賴政府牽頭，制定政策，動員社會中不同持份者各在其位，支援護老者。勞工及福利局的照顧者政策顧問研究已接近完工，但聞說建議中無隻字提及政府會制定相關政策，至於政府對此事的資源投放，就更不敢奢望。有人說，一個城市的幸福指數，在於城裡的人是否樂於老去。作為香港人的你，不論年歲，你會樂於在這迷宮及黑洞中老去嗎？作者簡介: 安老服務新丁 

（編按：作者於網上分享正念與教練學的反思及心得，並將結集成書出版。感謝作者讓立場新聞轉載部分文章。）唯獨消融「假我」，至善至美的「大我」才會呈現。大我，需要自愛，連結內在神聖，放下自私貪執。南傳和藏傳佛教強調迴向，先把禪修喜悅迴向自己，喜悅平靜；再迴向他人，分享祝福平靜。我們真誠助人時，大腦會分泌「催產素 oxytocin」和「腦內啡 endorphin」，即是「endo（內在）」的「morphin（嗎啡）」，製造讓人快樂的天然止痛劑，降低因壓力產生的「皮質醇（cortisol）」﹑紓減壓力﹑增加喜悅。慈心禪以簡單方法轉化情緒，將妄心化為慈悲心、清淨心、平等心；先向自己送上慈心，養成習慣，推己及人。我們可以舒適坐下，閉目觀想一股善良暖意，自心靈深處湧出，遍滿全身。心中默念祝福語：1、願我平安，利益眾生。2、願我健康，因病得福。3、願我自在，善用挫敗。4、願我幸福，清淨自在。唸頌慈心禪，要發出聲音，因為震動頻率有強大療癒功效；否則只是頭腦的想像。之後，將這份清淨心傳開，由親人開始： 1、親近的人──家人、伴侶或所有愛惜的人。2、中性的人──剛認識的或者是不熟識的人。3、排斥的人──抗拒、不滿甚至是討厭的人。慈心禪的內容，有不同版本；修行老師各自演繹，因時制宜，取其神而捨其形。1、願妳平安，利益眾生。2、願妳健康，因病得福。3、願妳自在，善用挫敗。4、願妳幸福，清淨自在。我們習慣心胸狹隘，無法祝福我們抗拒的人。修習慈心禪，正好柔化二元，跨越妳我藩籬，擴闊內心維度。下次站在街角，看見地盤工人、街頭藝人、餐廳侍應，做慈心練習，哪怕只有十秒鐘，也足以融化僵硬心腸。正向心理學創辦人 Martin Seligman表示：「想快樂一小時，就去睡午覺；想快樂一整天，就去釣魚；想快樂一個月，就去結婚；想快樂一輩子，就去幫助人。」據佛經記載，佛陀在舍衛城傳法時，一群比丘請求佛陀傳授修禪的方法。佛陀就教導「慈心」的修習法門，培養內心安祥自在，對所有眾生散發慈心。這也是慈心禪的緣起。作者 Facebook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盛大慶祝，中國大陸獻禮的影視不少，電視劇《覺醒年代》最先播映，頗受注意。現在香港上映的《革命者》，是獻禮電影之一。共產中國這類主旋律政治／政策電影向來都有，較近期的就有 2009 年《建國大業》、 2011 年《建黨偉業》和 2017 年《建軍大業》，大量明星演出。隨着內地影市旺盛，前幾年大陸主旋律片也轉向商業化，仿效美式英雄動作片的《戰狼 2》狂收，票房遠勝同期的《建軍大業》。國慶片《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則比較軟性平民化，甚至喜劇化，不再硬性宣揚中共領袖和共黨教條。但自從中美惡鬥，加上香港動亂，北京中央顯然收緊政治控制，看來影視減少了自由化，於是大拍建黨一百周年的製作，強調中國共產黨救國救民的重大貢獻。現在這部《革命者》就硬性主旋律，對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歌功頌德，讚揚他捨身犠牲。李大釗 (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人，留學日本，回國後宣揚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蘇聯革命，做過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及教授，與陳獨秀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李大釗亦是共產國際成員，游說孫中山「聯俄容共」，促成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一次合作。他積極搞革命，搞學生、勞工、農民示威，反對北洋軍閥政府賣國。 1927 年在北京被張作霖拘捕入獄，絞刑處死，年僅三十七歲而已。《革命者》的劇情主線，就是李大釗（張頌文飾演）之死，拍攝他在監獄受苦，而至處決。同時交織着過去幾年他的政治活動，包括在大學、在礦場、在農村號召反官商的抗爭，又在租界對抗洋人惡覇，特別愛護受苦的兒童，救助青年。此片由《八佰》的管虎監製，徐展雄導演，製作頗有規模，多次示威大場面人山人海，日常場面也「精裝佈置」，人物亦豐富，可算多姿多彩。但我的觀感並不滿意，題材本身當然有溫故知新的歷史性，問題是主旋律路線，一面倒歌頌李大釗，簡直完美，欠缺立體真實感。而且一百年前中國政局很複雜，此片又不斷賣弄時空交錯，把李大釗獄中情景與無數往事跳來跳去，交代不清，觀眾更難明白。總之，這部主旋律加新跳接的影片並不通俗，更難吸引香港觀眾。然而無論如何，中共革命對中國而至全球都影響深遠，而革命往往要抛頭顱灑熱血，片中經常出現反政府抗爭和軍警開槍鎮壓，以及入獄行刑，今日香港人觀看或會引起一些聯想。其實大陸話題電視劇《覺醒年代》也以李大釗等創黨者為主，有人就認為他們的反政府革命，或許對新世代有煽動性，是否適合現在極需要維持穩定的中共政權呢？有些疑問。可見政治與革命的題材，往往有利亦有弊，尤其在中國始終敏感。純粹以片而論，我覺得《革命者》差在過於賣弄，很多前因後果不清不楚，觀眾必須對百年前國情頗有認識，才略明來龍去脈。或許製作者知道其他影視也拍李大釗，故此這一部沒有採取大紋大路的拍法吧？坦白說，我對當年國情和李大釗身世所知有限，唯有上網查查，發覺此片不少地方與維基百科所載不大相符。維基說 1927 年 4 月，北洋軍閥張作霖在西方公使團授權之下，派軍警進入蘇聯大使館，拘捕逃入館內的李大釗全家。但此片完全不提李大釗與蘇聯關係密切，不拍他怎樣被捕。反而有一場拍攝俄人在租界槍殺報童，李大釗很激憤，帶動群眾抗爭。又如維基說李大釗被西式絞刑台處死，劊子手缺乏經驗，李大釗先後被絞了三次才死，片中則一絞即死，真相到底怎樣呢？片中其他歷史人物方面，李易峰演青年毛澤東，相當英俊，被李大釗帶入北大圖書館做助理，此乃真事。韓庚演蔣介石亦英挺，而形容為奸險，更在國民黨內清黨，捕殺共產黨人。彭昱暢演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佔戲不少，形容為敬佩李大釗。還有秦昊演陳獨秀，然而沒有交代他和李大釗組織共產黨的實況。片中有李大釗見孫中山，但沒有描述怎樣「聯俄容共」。女角不多，較重要是佟麗婭飾演李大釗妻子趙紉蘭。頗多細節不知有無真實根據，例如一個醫官很奇情，大搖大擺進入監獄「懲治」李大釗，其實要救恩人出獄，而李大釗寧死不逃，看來像搞戲。不過據說李大釗確實拒絕營救，認為革命必須流血。李大釗英年慘死，很可惜，當時全國文化界名人紛紛致哀和捐錢安葬。從另一角度看，他早逝亦成全了作為中共革命先烈的榮譽，至今被黨國讚揚。假如他長命，成與敗的變數可能很大，功與過的爭議可能很多，未必能成為連串獻禮影視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