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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政黨的冒起、局限與前景

2020/10/9 — 17:36

【文:鄒崇銘】

Gerbaudo, Paolo. 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London: Pluto, 2018.
邱林川、阮耀啟:《平台點合作》。香港:印象文字,2018。

不知大家有沒有玩過《Age of Empires》或《Civilization》這類網絡策略遊戲?以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回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實務已夠忙了,又哪會有閑睱去理會這個那個帝國或文明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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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家不玩網絡遊戲,也準會用社交媒體吧。它彷彿已成了討論公共議題、參與政治事務最主要的場域。但問題是,用社交媒體會否和玩網絡遊戲一樣,只是終日聚集某個同溫層的人,活在自己遙遠和「離地」的國度裡?

政治能量的成功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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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的政治世界,當然不會和現實政治完全分割。社交媒體的興盛,更令群眾動員的成本大減,各方素人也能輕易投入政治活動。毋庸贅言,這在佔中和反送中運動中皆已清楚反映。但對於我們這些 old seafood 來說,種種疑團卻始終揮之不去:網絡政治真能擺脫「自 high」,真能長期和持續地介入、以至改變現實政治嗎?

今天,終於等到了 Paolo Gerbaudo 的《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這本書,讓我們可以更嚴謹地審視,近十年歐洲的年青人社群,是如何將網絡上「冇大台」的政治能量,轉化成有組織的政黨力量,長遠而有系統地與建制力量抗衡,甚至取而代之;而這些新興的數碼政黨,又是如何有別於官僚化的傳統政黨,促進更開放和直接的公民參與。

Paolo Gerbaudo《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aolo Gerbaudo《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

Paolo Gerbaudo 是倫敦國王學院講師,主要研究網絡世界對政治的衝擊。他在書中集中分析了意大利的「五星運動」(Movimento Cinque Stelle)、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和北歐的海盗黨(Pirate Parties),它們是如何在短短數年之間,一躍而成當地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難得的是,書中並無太多誇讚和貶斥,而是能相對平實地介紹這些政黨的各種面貌。

或許也應先簡介一下,五星運動是意大利的右翼民粹政黨,成立於 2009 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現已晉身成國會第一大黨。「我們能」則屬於左翼民粹政黨,成立於 2014 年,現在是西班牙的第三大黨和聯合政府成員。海盗黨在 2006 年成立於為瑞典,其後散播至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愛爾蘭、荷蘭、波蘭、西班牙以至歐洲以外的國家。它們會聯合奪取歐洲議會議席,主要關注網絡時代的相關政策議題。

線上民主凌駕代議民主

毫無疑問,傳統政黨除了充當選舉機器,已愈來愈無法應對新的社會訴求,與一般公民的關係漸行漸遠。正如 Gerbaudo 指出,傳統政黨乃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主要反映相對穩定的階級利益。政治精英與支持者的距離很遠,代議士擅用花俏的語言偽術,議會政治常讓人感到厭倦,一般公民對政治都比較冷漠。但在資訊發達的網絡時代,一切傳統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戰。

相比之下,數碼政黨較能吸引在網絡時代成長的新生代。他們缺少了上一輩的階級認同,往往只會以「人民」或「公民」自居,指向現存政治制度沒照顧到的社會大多數。從這個角度來說,數碼政黨並非主動塑造新的政治版塊,只是將過往未能整合的政治訴求串連起來。不無弔詭的是,網絡經濟加劇西方社會的就業零散化和貧富懸殊,與此同時又為人提供了渲泄怨氣的新渠道。

圖片來源:Podemos 網站

圖片來源:Podemos 網站

《The Digital Party》的深刻之處在於,能將政黨發展放在宏觀歷史脈絡看待。假如傳統政黨就像工業社會的大工廠和流水線,則數碼政黨完全建基於當代的社交媒體 — 它們首先會藉社交媒體對外吸納大量支持者,然後再建立自己的內部民主參與網絡。而重點是,不少人都懂得通過 FB 或 IG 提高支持度,惟獨數碼政黨能將之轉化為內部組織資源。

Gerbaudo 將數碼政黨的特質稱為「平台化」(platformisation)。就和社交媒體一樣,它有效提高了政黨決策的透明度,以及普遍支持者的參與度。數碼政黨毋須再依賴臃腫的官僚或「樁腳」組織,亦能有效聯繫和凝聚數以十萬計的黨員。這令過去被視為無法實現的直接民主(或稱商議式民主),終能通過科技力量展露在眼前。

由此而言,平台化的政治參與兼具集中和分散的特質。集中是指高度標準化的平台運作程序,就和 FB 或 IG 一樣,所有帖子皆按照大同小異的格式,讓黨員能根據清晰的遊戲規則行事;分散則是指在標準化程序之下,一般黨員的進場門檻大大降低,參與黨務和使用社交媒體一樣方便,數碼政黨的兼融性和政治活力得以大大強化。

網絡能量如何「落地」?

數碼政黨能夠像社交媒體般迅速擴大支持度,但讓人意外的是,它們同時又能避免網絡上的眾聲喧嘩,黨員意見紛紜的混亂局面,並有效地整合和聚焦各種聲音。數碼政黨的內部決策機制,正是最令人感到好奇之處。設計獨特的討論及決策軟件,正是其成功的主要秘訣,近年並已吸引到傳統政黨的爭相仿效。

正如 Gerbaudo 明白無誤地指出,數碼政黨軟件並非政治中立的工具,它反映了背後的意識形態基礎。軟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容許黨員就不同議題進行深入和反覆討論,經過充分商議才作出最後結論。以海盜黨和五星運動採用的 Liquid Feedback 為例,它會先開放募集各種提案,當提案獲得一定支持度後,便交由參與者提出意見和表達意向,最後再由草擬人修訂提案再付諸表決。意向表達亦會以加權方式處理,從而確保少數意見受到尊重。

至於「我們能」採用的 Loomio,則是以建立共識為主要目標。參與者可就不同提案,表達贊成、中立、反對和否決四種意向,並可在討論過程中不斷修訂意向,直至提案修訂至獲得大多數、甚至所有人同意為止。此一機制既確保少數意見受到尊重,亦對邁向共識定下明確方向,能有效避免漫無止境的議而不決。

Photo credit: www.loomio.org

Photo credit: www.loomio.org

從上述例子可清楚顯示,決策軟件像社交媒體一般,能容納百花齊放的意見或提案,但重點是它能放之餘、亦要能收 — 通過開放透明的商議過程收窄分歧,最終達至多數人同意、少數人仍獲尊重的決定。當然,《The Digital Party》亦只提供了極為粗疏的介紹,讀罷仍大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不同軟件和商議過程有何優缺點,更加適用於哪些組織形態和需要,只能留待讀者自行進一步研究。

數碼政黨的局限與前景

然而,正如 Gerbaudo 同時強調,我們不能盲目相信決策軟件的力量,因為畢竟進行決策的乃是人自己。他以「我們能」黨著名的 PCI(Podemos Citizens Initiatives)機制為例,說明任何黨員只需獲得 0.2% 全體黨員的支持,就能將提案放上「公海」;在三個月內獲得 10% 全體黨員的支持,便會成立工作小組跟進提案;最終並將其付諸全民公投表決。但自 PCI 機制設立以來,從來沒有提案能通過第二關!

Gerbaudo 乃是想藉此指出,看似中立的提案或決策門檻,無非仍由管理者一手包辦,「冇大台」背後總有個「隱藏的大台」。這正是數碼政黨所兼具的、權力集中和分散的兩面性,大概亦是面對現實政治鬥爭所需作出的妥協。畢竟多數黨員只會在公投時出現,平日的深入討論和提案,更多仍是由專業政客來執行。以民粹主義作號召的數碼政黨,實際權力仍難免落在少數領導層手中。

《The Digital Party》是否如《國王的新衣》中的女孩,指出了數碼政黨此等「令人為難的真相」?意味「冇大台」的直接民主只是假象,寡頭壟斷才是現實政治的本質?若是放諸歐洲以外、民主傳統更加薄弱的地區,數碼政黨會否更易淪為政客的工具?民粹主義者所倡議的政治理想,最終卻變成獨裁者崛起的溫床?

同樣正如書中不斷強調的,我們不應偏向靜態和絕對的立論,而應從動態和相對的角度,了解數黨成員和領導層、政黨與外部環境的長期互動關係。我們不應只看見眼前的不足,而應從更宏觀歷史的角度,審視數碼政黨未來的各種可能。畢竟決策軟件和商議過程落在不同人手中,自會發揮出迥異的功能和效果。未來仍是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實不宜太早作出過於武斷的結論。

在民主面臨大幅倒退的香港,傳統政黨的議會道路似已走到盡頭,數碼政黨又能否提供另類的可能?

合作運動也是有力政治工具?

原意是希望再找一些本土的著作,以香港的政制以至政黨生態作為對照,探索數碼政黨在香港孕育滋長的可能性。萬萬也無法想到在這個政治風起雲湧的年代,要找本近年像樣一點的政治學研究,竟然就連一本也找不到。也不要怪人家老是在壓迫你了,連自己的基本認知也完全欠奉。除了每天在學院象牙塔裡自說自話,也不明白一眾專家學者每天都在幹什麼的。

最終勉強能與這個課題搭上的,就只有邱林川、阮耀啟編的《平台點合作》。二人皆是香港中文大學學者,但卻與政治學完全無關。本書的主題乃是近年歐美方興未艾的「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一個與主流商業「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抗衡的運動。出版緣起是 2018 年在中大舉行的相關國際會議,主辦方期望趁機把這個國際議題引進香港。

邱林川、阮耀啟編《平台點合作》

邱林川、阮耀啟編《平台點合作》

所謂「平台合作」,可以理解為傳統合作社運動的進化版,和數碼政黨不無相似之處是,它正透過網絡平台尋求新的突破,以促進經濟賦權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嶄新的「平台合作社」既包括汽車共乘平台、社區減廢和工具共享,亦包括藝術家的合作實踐,以及另類勞工平台等,皆旨在主流商業平台如 Uber、TaskRabbit 等以外另闢蹊徑,探索更包容、更民主、更多元、更進步的平台另類可能性。

可惜的是,相對於歐美的平台合作運動,書中能夠搜羅到的本地案例,只能算是可有可無、寥作點綴。大概編著者亦已花了不少力氣,但在香港就是無法找到具說服力的案例。或許可以說,香港在政治民主的組織和動員上,未見有人能提出什麼未來的想像;就算是在社會和經濟民主的組織和動員上,亦未見有人能作出什麼實質的行動。

撰寫這篇書評,原意是探索改變香港現狀的可能性。但在收筆之際,卻竟只剩沉重得不堪的無力感,實在始料未及。

鄒崇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香港理工大學博士及講師。近作包括:《後就業社會》(2018)、《開放合作》(2017)、《再造香港》、《重構香港》(2016)、《流動、掠奪與抗爭》、《香港在地農業讀本》、《這一代的鬱悶》(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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